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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迥异；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试图单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今后应把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2-0081-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2.18
一、引言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中央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基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Barro（1990）对98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1]。Lin（1994）以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正的效应，长期则不具有[2]。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3]。De Mello（2002）分析了住房、医疗卫生和运输服务等三类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三类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4]。Adewara Sunday O la-bisi 和 Oloni（2012）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
在国内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杨友才（2009）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GDP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6]。刘华和郭凯（2009）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增加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过高会损害地区经济效率；经济越发达，科技支出对经济的促进效果越明显；教育支出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7]。王新军和赖敏晖（2010）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提升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8]。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比较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酌it=？琢i+？茁1kit+？茁2lit+？茁3？子it+？茁4wit+■？渍jvjit+？着it （1）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lit为劳动增长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wit为对外开放水平；vlit～v4it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予以剔除。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的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1998—2003年和2008—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酌it为各省区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反映各省区物资资本的积累情况；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反映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vlit～v4it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由于自200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1998—2003年）和（2008—2012年）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的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由于这里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而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经Hausman检验（见表1），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在表2中，两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物质资本储蓄率（kit）、财政支出规模（？子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据此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的经济涵义
1998—2003年的模型中，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城市低保问题非常突出，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在1998—2003年期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社会文教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显著。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牵头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因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具有迟滞性，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挤出部分民间投资。
2008—2012年的模型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153，差不多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①，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反而可能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际上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这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笔者认为，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该是有所下降的，但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然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控制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五、政策建议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显著到不显著的变化，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继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同时，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表现的原因分析显示，今后应该把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到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
（一）继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优化其支出结构
为突出各类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在“十二五”期间，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建设支出去向更应有所侧重。农产品主产区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促进农业资本积累、变革农业经营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等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促进形成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等城市化地区的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则应有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完善、高效、区域一体和城乡统筹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增速，提高其使用效率
要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制定合理的行政经费开支标准，建立支出考核指标体系；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大力压缩会议费、招待费等一般性支出；制定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和车辆经费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三）优化社会文教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性教育和科研支出增长应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在各种教育产品中，基础教育往往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且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高等教育则更多地表现出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费用也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其部分经费。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其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应用性质的科学研究则是准公共物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财政只可以负担其部分费用。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使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好处。■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0（5）：5-32.
[2]Lin， Steven A. Y.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Applied Economics， 1994（26）：83-94.
[3]Devearajian Shantayan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37）：313-344.
[4]De Mello， Luiz R. Public Fnanc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Brazil[J].Applied Economics， 2002，34（15）：1871-1883.
[5]Adewara Sunday Olabisi & Oloni， Elizabeth Funlayo.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J].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2012，3（4）： 403-407.
[6]杨友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7]刘华，郭凯.地方政府行为、财政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J].南方金融，2009（2）.
[8]王新军，赖敏晖.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2-0081-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2.18
一、引言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中央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基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Barro（1990）对98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1]。Lin（1994）以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正的效应，长期则不具有[2]。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3]。De Mello（2002）分析了住房、医疗卫生和运输服务等三类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三类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4]。Adewara Sunday O la-bisi 和 Oloni（2012）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
在国内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杨友才（2009）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GDP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6]。刘华和郭凯（2009）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增加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过高会损害地区经济效率；经济越发达，科技支出对经济的促进效果越明显；教育支出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7]。王新军和赖敏晖（2010）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提升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8]。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比较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酌it=？琢i+？茁1kit+？茁2lit+？茁3？子it+？茁4wit+■？渍jvjit+？着it （1）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lit为劳动增长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wit为对外开放水平；vlit～v4it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予以剔除。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的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1998—2003年和2008—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酌it为各省区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反映各省区物资资本的积累情况；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反映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vlit～v4it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由于自200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1998—2003年）和（2008—2012年）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的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由于这里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而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经Hausman检验（见表1），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在表2中，两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物质资本储蓄率（kit）、财政支出规模（？子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据此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的经济涵义
1998—2003年的模型中，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城市低保问题非常突出，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在1998—2003年期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社会文教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显著。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牵头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因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具有迟滞性，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挤出部分民间投资。
2008—2012年的模型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153，差不多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①，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反而可能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际上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这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笔者认为，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该是有所下降的，但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然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控制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五、政策建议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显著到不显著的变化，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继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同时，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表现的原因分析显示，今后应该把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到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
（一）继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优化其支出结构
为突出各类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在“十二五”期间，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建设支出去向更应有所侧重。农产品主产区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促进农业资本积累、变革农业经营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等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促进形成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等城市化地区的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则应有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完善、高效、区域一体和城乡统筹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增速，提高其使用效率
要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制定合理的行政经费开支标准，建立支出考核指标体系；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大力压缩会议费、招待费等一般性支出；制定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和车辆经费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三）优化社会文教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性教育和科研支出增长应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在各种教育产品中，基础教育往往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且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高等教育则更多地表现出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费用也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其部分经费。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其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应用性质的科学研究则是准公共物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财政只可以负担其部分费用。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使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好处。■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0（5）：5-32.
[2]Lin， Steven A. Y.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Applied Economics， 1994（26）：83-94.
[3]Devearajian Shantayan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37）：313-344.
[4]De Mello， Luiz R. Public Fnanc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Brazil[J].Applied Economics， 2002，34（15）：1871-1883.
[5]Adewara Sunday Olabisi & Oloni， Elizabeth Funlayo.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J].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2012，3（4）： 403-407.
[6]杨友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7]刘华，郭凯.地方政府行为、财政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J].南方金融，2009（2）.
[8]王新军，赖敏晖.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