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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要是倒退40多年，我们肯定会大张旗鼓地诵读起那条著名的谶语：“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那时，我们虽然正处在“浩劫”之中，一般老百姓不但不觉知，反而那时的人比现在更有信仰感和使命感，那时我们的口号是要解放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日子过得充实而又自信。
现在不同了，面对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我们却很负责任地与美国人、日本人以及欧洲人坐在一起，商议如何共同度过这次世界性的危机。
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个“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它发生了我们曾经预言过的危机后，我们却也跟他们一起陷于忧虑之中了呢？让我看，想说清楚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必须超出金融范畴的视野，从大文化角度来好好分析分析。
资本主义并不完美
有报道说，在德国，——这是马克思的故乡，在伦敦，——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有精明的出版商赶紧加印了那位巨人的这部巨著，而且销路很好，人们纷纷重新捧起这本很难读懂的著作，寻找有用的对策。其实，我认为读马克思有一个立场问题，你如果想要结束那个“万恶”的社会制度，就去读它，因为它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是给人民以思想武器以增强与它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想坐在这条“破船”上找寻修补它的方法，《资本论》上是没有这些内容的。这些人是“急来抱佛脚”，却错抱了阎王爷的那根粗腿。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看法，才重新“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不如此我们还加入WTO干什么。但是，主张资本主义的那些家伙虽然有能耐让苏联解体，但是却没有能耐让资本主义从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原因是，资本主义也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过去我们过多地挑剔了它的短处，有点自误了，耽误了发展的好时机，现在我们中有不少“崇洋媚外”的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它看成是繁荣和享受的代名词，那就又错了。不管是什么主义，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主义就是个好东西。其中的关键是，还是那句话“天上掉不下馅饼”，得干，都干有用的活，做有用功，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别讨论“姓社还是姓资”那些没有用的套话。
那么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才使得那些生活在那个“天堂”里的人们现在变得这么忧心忡忡呢？
马克思有一句话，在这里我可以借用一下，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于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我现在借用过来，有这样的说法：那些执掌大笔社会资金的CEO们的“赚钱的个人行为与工作内容的广泛社会服务特性”之间的矛盾，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导火索”。注意，我是說“导火索”，而不是原因。解释一下就是，当社会没有发展到一定时候，——比如现在人们还没有个个都成为道德家的时候，那些掌握社会命脉的大人物，就像律师好钻法律的空子一样，利用原来的制度漏洞只为自己挣钱着想，而不顾他的所谓“创新”有多大的风险，反正钱哗哗地流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是硬道理。穆迪的人士就坦承：我们为了获取金钱，把灵魂出售给魔鬼了。是的，不如此穆迪怎么能使自身的身价在三年内增长一倍呢？
于是，就有经济学家说，是“制度监管不力”造成的。我不同意。这里有一个哲学层面的误读：什么是监管？监管只能是事后的监督管理，在本质上，监管是人们依据以前发生过的事故或危机制定出的防范措施来实施监管的。而创新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还没有人走过的路上，怎么能有路标呢？
我说资本主义的毛病，就恰恰是在这里。这个火车头一个劲地往前开，前面已经没有铁轨了，还沿着以往的方向开下去，能不出事吗？我的这个话说得有点极端，他们的国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制度吗？不是也有舆论监督和法律约束吗？我说的是，当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以往的制度管不了那么多，《察今》上说，“时不与法俱在”，时候过了法律还在，其实那个法已经开始失效，而人们还不觉知，于是就出事了。
说了半天，还只是说“导火索”。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立法机构通过某种法律就行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次“金融危机”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几个月，顶多一年，当人心平和下来以后，人们也认可自己的经济损失了，那些惹事的人被社会施以某种惩罚之后，人们还会照常生活下去的，直到下次危机的到来。
人非神圣，这才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最近，《扬子晚报》有一篇文章说，西方的这场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八年前，我在《清华管理评论》曾发表一篇评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中，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从大视野的角度看，人类的所有危机，都是一种周期性的文化现象，都是现实生活与旧有的观念或制度之间出现的冲突。而金融危机，其实质就是，现代经济生活所须臾不能脱离的金钱——即所谓的“流动性”，与原有的“成熟”交易制度和操作方法或习惯的不相适应，造成了既有的利益分配原则的失控，或者严重地侵害了一个大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引发人们的普遍心理恐慌。
每次金融危机，都有不同的产生背景，都需要分析具体的爆发原因和过程，然后针对情况做出判断和应对措施以化解危机并度过难关，这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这个过程还要反复经历多次，人类的经济社会才能不断地取得进步。这就像蛇和节肢动物的蜕皮，成长中孕育着危机，危机中孕育着新的生机。当然，如果人们的理性不足——通常是最高统治者的无知和专横造成的，也可能选择拒绝调整而决定守旧倒退，听任过去已经取得的进步在危机中走向消亡。我们民族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状态，春秋时期以前的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制度（有似于现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本来是相对合理进步但被后来的武装割踞与战乱所更替，其结果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就是在批评这种倒退。
“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每一项制度都是旧的。人们只能用旧的制度去规范新的生活，这是社会危机常在的内在原因。
我分析，这次开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与上次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所不同。
上次，我把那次危机形容为“绿肥红瘦”，“绿”是指西方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文化，而“红”是指东南亚各国的各自的东方文化。其触发点大致是这样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投机于泰铢，足足地挣了一笔。当他的钱流入泰国时，给泰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时繁荣，但当他把这个被称为“量子基金”从泰国撤走的时候，泰国的经济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之后，危机迅速漫延，整个东南亚，最后连韩国也给牵扯进去了。经过这次危机，东南亚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比以往成熟了许多，做为结果，产生了“10＋3”这种常规的对话机制。大家把自己的船用某种链条串在一起，防范风浪的功能自然就加强了。各国就这样悄悄地实现了一步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就是人们不断克服危机的过程和结果。
危机之所以不在此时发生，就是因为人们对明天的信心。人们相信自己手里的钱在明天能换回等价的东西，一切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一旦有人跑出来忽悠说明天如何如何，如果人们听信了，都跑到银行门前去排队，哪家银行也经受不了这样的冲击，危机就此酿成。就这么简单。现在世界各国，人们手里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空前地大，人们之所以不去兑换成物资或消费品或服务，是想让钱在以后发挥最有利于自己的作用。在社会安定的时候人人都这样，就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打破祥和的可以是任何一件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所谓亚马逊丛林里一只蝴蝶用翅膀扇起的那股风能引起佛罗里达海岸的海啸。何况经济社会中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人们越来越敏感的从众心理，无时无刻地准备在危机降临的第一时间里头一个逃之夭夭。
危机提醒着每个人：适时地改变自己
我注意到，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当事人，是他们两种的文化观念的不期而遇点燃了这次危机，因此他们都需要检讨：——一个是美国人畸形的消费观念，一个是中国人畸形的储蓄观念。
过去曾经有过日本人对美国人造成过类似的冲击，那是在60年代初的事情。但日本毕竟还很小，而他们也很快改变了自身，变成了比西方人更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金融体系也随之瓦解。在当时，人们也曾认为，没了那个体系，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吗？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巧，当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推行资本主义的人所接受的时候，资本主义自身就实现了“进步”。那时我们摄制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叫“世界人民公敌”，其中一个片断至今我记忆忧新：一边是外国人手里攥着的大摞的美钞，一边是这些钞票所标志的美国黄金储备量。前者远高于后者。旁白的台词是“如果仅有一半外国人想把手里的美钞兑换成黄金，也会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在瞬时间崩溃。”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是美元油滑地与黄金脱了钩，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又持续地繁荣了好几十年。原来资本主义的“元阳”不是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精神，西方人称之为“自由”，我们当时则名之为“贪婪”。而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执政党以国家的名誉剥夺个人主义的“贪婪”。这样的理解表面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上成为了向中国传统的回归。走向极端，就连“草”都变成了资本主义，连集市上卖老母鸡这样的乡间交易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其结果可想而知。
而这次，我们可不是日本人，不是听从美国人指挥棒的日本人，我们有理由有能力身处危机之外按我们的意志行事。一方面，我们要和他们做生意，不希望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相对“顽固”，尤其这十几年中国的大量价低质优的产品（这是中国人节俭习性和偏好储蓄的表现）把西方的产业链挤得七扭八歪，失业率的激增，才是引发资金链条断裂的第一波冲击。
在美国人那里，好像钱总是能自动流到自己的腰包里一样，而中国人则是明天总会有更需要用钱的地方，一个劲地省吃俭用，这两个民族都对钱的本质理解不对头，却是两个极端。
“钱不是印钞机里流出来的纸”——应当这样告诫美国人，“把钱存起来长期不用，等于让‘社会需求’这个怪物进入黑洞”——应当这样告诫中国人。当这两种人开始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
中国人把大笔的钱——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国政府替美国人民借的债务，攥在手里，享受着长期以来穷人手里捧着金子的幸福。
上面说，这次是外人的危机，而我们的困难与他们的危机发生在一块，就有人以为我们也患上了感冒。实际上我们是并不熟悉水性的旁观者，刚刚下水，双脚还踩在实地上。看看我们的生活就能了解：生活一切正常。只是并不反映经济情况的股市有些异常，但它无关大局。我们的毛病是总用过去小生产者那套思维对付现实问题，于是就发生了三氯氰胺那样丢人的事情。其他发生在经济方面的事件，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表象不同，內里都是一样的：上面决策程序的专断和下面的民众缺乏现代理念与行为无序（一盘散沙）。这都是中国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传病”。这须我们自己认真对待且与这次危机无直接关系。
再针对后面这个原因多说几句。这边是美国人长时间的“超前消费”，包括平民的低储蓄习惯（甚至是负储蓄率）和美国政府依仗“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而肆无忌惮地“借债施政”，而那边是这个大世界经济实体在新接纳一批巨大的新成员（中国和俄罗斯等等）时，许多内在的规则和机制没有来得及作出应有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中国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许多优质低价的消费品使得那些高消费国家中的“低端产业”外移，而美国政府把大量借来的钱没有用在可以安置蓝领阶层的就业方面，这就使一些本来可以勉强偿还房屋贷款的蓝领一下子失去了还贷的能力，从这点上说，是三个方面——美国政府、美国人普遍的超前消费观和变化了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共同作用才让这次次级债危机爆发出来。
关于经济周期，我认为，全球这20世纪中后期几十年的全面繁荣，得益于一系列空前的科技发展成果，其中有电气化的普及、核能的使用、材料科学光法应用、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成就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进步，等等。本来在20世纪末，这些成就已经被推广得接近完成了，世界应当进入一个稳定的“消化期或减速期”了，没有想到，微电子技术所发掘出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又使得繁荣延续了近十年，而且这十年的时间又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但是，就像一切都有个尽头一样，当人们所投入的巨大资金不能够获得相对称的效果的时候，衰退就不期而至。最新的消息，曾经是世界“知识经济”的领航员的硅谷，成了高失业率的重灾区。而原先投在那里的钱（包括硬件建设和人员培训费用）几乎与打水漂差不了多少。知识经济兴起时那股热潮吸引了不少资金，而现在没有人能如数挽回当年的投资。而在我们这里，危机完全是另一回事，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与开发商联系做土地买卖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最让人揪心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的舆论工具，一般老百姓只能一个劲地存钱，以应付未来。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心理，而政府制度方面，则是由于税制不能及时调整，地方政府的税收都畸形增长（北京市今年的税收能高达二三成）。钱多了又不能给官员们发奖金（怕造成官民收入的进一步悬殊），多余的钱除了从事公费旅游和被个别官员贪污化公为私以外，就只能储蓄起来。于是，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讲究存钱。世界上的钱总数有限，我们钱多了，世界上那一侧的钱当然就少了。于是钱的危机就从那边爆发。
资本原来不是主义
“美国将率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领袖伯恩施坦一百年前的预言。
而现在，被某些西方漫画家讥讽为“美利坚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同志一举超越了凯恩斯先生的伟大贡献，后者曾经给西方国家提出过与自由资本主义精神完全相悖的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当主动干预经济和市场，而布什同志则要求政府赤膊上阵杀进市场，并要求所有美国人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出发，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拿出2000～3000美元（大约合14000～16000元人民币）来救助危机中的银行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不少有良心的国会议员（尤其是众议员）对总统危言耸听的威胁性言论并不予以采信，一度极力阻止这一议案的通过。人们纷纷批评那个议案是“让穷人周济富人”，成了“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纽约时报》前几天的一个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很像是二战中那幅最著名的照片——美军通过浴血奋战把国旗插上硫磺岛，而画面上的几个人却是布什和他的助手、财政部长拉尔森、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他们攻占下来的阵地上，标注着“资本主义的墓地”。这幅漫画是亿万富翁威廉•柏金斯出钱一手策划的。
幽默归幽默，讽刺归讽刺，其实美国并没有走向那种垂死的境地。但他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已是个事实，危机中英国财政大臣林达所主张的“建立世界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它不更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吗？
为了人类能繁荣地存在下去，以前被认为是坏的东西往往会变成有用的东西。如我们曾经痛批的资本主义，和他们曾否定的“社会主义”。
我的一位好友苏娅女士给她的自选集取名为“资本不是主义”，她的解释让我由衷地钦佩。她说：“资本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怎么能称为‘主义’呢？被称为主义的，应当是人们的一种诉求、一种主张，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是啊，资本自己不会有什么诉求，因此它不会建立什么“主义”，那为什么被我们误叫了那么多年呢？我的的思考是，被人称为资本主义的那个生活圈子的人，有他们这样的主张：（1）社会财富私人占有神圣不可侵犯；（2）非垄断的自由贸易原则。是不同意他们这种主张的人把那套生活方式命名为“资本主义”的。
现在问题的谜底浮现出来了：资本尽可以私人占有，贸易也可以照常自由进行，但是使它们能得以存在和进行的那个“流动性”，——它的价值决定上，它的发源与运动却不应当由私人或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来掌控。二战以后美国人依仗自已经济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把持了这个“霸权”几十年，现在终于露出破绽了，他们再也不能无限制地享有这个特权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所垄断的那个“资本主义”快要日薄西山了，需要重新建立的那个思想体系，应当是一种既有过去金本位那种价值客观性，又有美元本位体系那种观念性的新的价值标准体系，那个新的东西应当被称作什么“主义”已不重要，这正如我们这群高等生物的自我称谓，人们通常把那些学会用嗓音与同类进行平等交流的猴子称之为“人”，但是如果有人硬要主张一个别的什么新奇的叫法，对此谁也没辙。
现在不同了，面对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我们却很负责任地与美国人、日本人以及欧洲人坐在一起，商议如何共同度过这次世界性的危机。
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个“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它发生了我们曾经预言过的危机后，我们却也跟他们一起陷于忧虑之中了呢？让我看，想说清楚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必须超出金融范畴的视野，从大文化角度来好好分析分析。
资本主义并不完美
有报道说，在德国，——这是马克思的故乡，在伦敦，——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有精明的出版商赶紧加印了那位巨人的这部巨著，而且销路很好，人们纷纷重新捧起这本很难读懂的著作，寻找有用的对策。其实，我认为读马克思有一个立场问题，你如果想要结束那个“万恶”的社会制度，就去读它，因为它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是给人民以思想武器以增强与它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想坐在这条“破船”上找寻修补它的方法，《资本论》上是没有这些内容的。这些人是“急来抱佛脚”，却错抱了阎王爷的那根粗腿。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看法，才重新“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不如此我们还加入WTO干什么。但是，主张资本主义的那些家伙虽然有能耐让苏联解体，但是却没有能耐让资本主义从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原因是，资本主义也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过去我们过多地挑剔了它的短处，有点自误了，耽误了发展的好时机，现在我们中有不少“崇洋媚外”的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它看成是繁荣和享受的代名词，那就又错了。不管是什么主义，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主义就是个好东西。其中的关键是，还是那句话“天上掉不下馅饼”，得干，都干有用的活，做有用功，日子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别讨论“姓社还是姓资”那些没有用的套话。
那么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才使得那些生活在那个“天堂”里的人们现在变得这么忧心忡忡呢？
马克思有一句话，在这里我可以借用一下，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于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我现在借用过来，有这样的说法：那些执掌大笔社会资金的CEO们的“赚钱的个人行为与工作内容的广泛社会服务特性”之间的矛盾，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导火索”。注意，我是說“导火索”，而不是原因。解释一下就是，当社会没有发展到一定时候，——比如现在人们还没有个个都成为道德家的时候，那些掌握社会命脉的大人物，就像律师好钻法律的空子一样，利用原来的制度漏洞只为自己挣钱着想，而不顾他的所谓“创新”有多大的风险，反正钱哗哗地流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是硬道理。穆迪的人士就坦承：我们为了获取金钱，把灵魂出售给魔鬼了。是的，不如此穆迪怎么能使自身的身价在三年内增长一倍呢？
于是，就有经济学家说，是“制度监管不力”造成的。我不同意。这里有一个哲学层面的误读：什么是监管？监管只能是事后的监督管理，在本质上，监管是人们依据以前发生过的事故或危机制定出的防范措施来实施监管的。而创新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还没有人走过的路上，怎么能有路标呢？
我说资本主义的毛病，就恰恰是在这里。这个火车头一个劲地往前开，前面已经没有铁轨了，还沿着以往的方向开下去，能不出事吗？我的这个话说得有点极端，他们的国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制度吗？不是也有舆论监督和法律约束吗？我说的是，当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以往的制度管不了那么多，《察今》上说，“时不与法俱在”，时候过了法律还在，其实那个法已经开始失效，而人们还不觉知，于是就出事了。
说了半天，还只是说“导火索”。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立法机构通过某种法律就行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次“金融危机”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几个月，顶多一年，当人心平和下来以后，人们也认可自己的经济损失了，那些惹事的人被社会施以某种惩罚之后，人们还会照常生活下去的，直到下次危机的到来。
人非神圣，这才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最近，《扬子晚报》有一篇文章说，西方的这场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八年前，我在《清华管理评论》曾发表一篇评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中，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从大视野的角度看，人类的所有危机，都是一种周期性的文化现象，都是现实生活与旧有的观念或制度之间出现的冲突。而金融危机，其实质就是，现代经济生活所须臾不能脱离的金钱——即所谓的“流动性”，与原有的“成熟”交易制度和操作方法或习惯的不相适应，造成了既有的利益分配原则的失控，或者严重地侵害了一个大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引发人们的普遍心理恐慌。
每次金融危机，都有不同的产生背景，都需要分析具体的爆发原因和过程，然后针对情况做出判断和应对措施以化解危机并度过难关，这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这个过程还要反复经历多次，人类的经济社会才能不断地取得进步。这就像蛇和节肢动物的蜕皮，成长中孕育着危机，危机中孕育着新的生机。当然，如果人们的理性不足——通常是最高统治者的无知和专横造成的，也可能选择拒绝调整而决定守旧倒退，听任过去已经取得的进步在危机中走向消亡。我们民族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状态，春秋时期以前的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制度（有似于现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本来是相对合理进步但被后来的武装割踞与战乱所更替，其结果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就是在批评这种倒退。
“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每一项制度都是旧的。人们只能用旧的制度去规范新的生活，这是社会危机常在的内在原因。
我分析，这次开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与上次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所不同。
上次，我把那次危机形容为“绿肥红瘦”，“绿”是指西方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文化，而“红”是指东南亚各国的各自的东方文化。其触发点大致是这样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投机于泰铢，足足地挣了一笔。当他的钱流入泰国时，给泰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时繁荣，但当他把这个被称为“量子基金”从泰国撤走的时候，泰国的经济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之后，危机迅速漫延，整个东南亚，最后连韩国也给牵扯进去了。经过这次危机，东南亚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比以往成熟了许多，做为结果，产生了“10＋3”这种常规的对话机制。大家把自己的船用某种链条串在一起，防范风浪的功能自然就加强了。各国就这样悄悄地实现了一步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就是人们不断克服危机的过程和结果。
危机之所以不在此时发生，就是因为人们对明天的信心。人们相信自己手里的钱在明天能换回等价的东西，一切都可以正常进行，而一旦有人跑出来忽悠说明天如何如何，如果人们听信了，都跑到银行门前去排队，哪家银行也经受不了这样的冲击，危机就此酿成。就这么简单。现在世界各国，人们手里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空前地大，人们之所以不去兑换成物资或消费品或服务，是想让钱在以后发挥最有利于自己的作用。在社会安定的时候人人都这样，就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打破祥和的可以是任何一件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所谓亚马逊丛林里一只蝴蝶用翅膀扇起的那股风能引起佛罗里达海岸的海啸。何况经济社会中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人们越来越敏感的从众心理，无时无刻地准备在危机降临的第一时间里头一个逃之夭夭。
危机提醒着每个人：适时地改变自己
我注意到，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当事人，是他们两种的文化观念的不期而遇点燃了这次危机，因此他们都需要检讨：——一个是美国人畸形的消费观念，一个是中国人畸形的储蓄观念。
过去曾经有过日本人对美国人造成过类似的冲击，那是在60年代初的事情。但日本毕竟还很小，而他们也很快改变了自身，变成了比西方人更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金融体系也随之瓦解。在当时，人们也曾认为，没了那个体系，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吗？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巧，当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推行资本主义的人所接受的时候，资本主义自身就实现了“进步”。那时我们摄制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叫“世界人民公敌”，其中一个片断至今我记忆忧新：一边是外国人手里攥着的大摞的美钞，一边是这些钞票所标志的美国黄金储备量。前者远高于后者。旁白的台词是“如果仅有一半外国人想把手里的美钞兑换成黄金，也会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在瞬时间崩溃。”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是美元油滑地与黄金脱了钩，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又持续地繁荣了好几十年。原来资本主义的“元阳”不是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精神，西方人称之为“自由”，我们当时则名之为“贪婪”。而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执政党以国家的名誉剥夺个人主义的“贪婪”。这样的理解表面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上成为了向中国传统的回归。走向极端，就连“草”都变成了资本主义，连集市上卖老母鸡这样的乡间交易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其结果可想而知。
而这次，我们可不是日本人，不是听从美国人指挥棒的日本人，我们有理由有能力身处危机之外按我们的意志行事。一方面，我们要和他们做生意，不希望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相对“顽固”，尤其这十几年中国的大量价低质优的产品（这是中国人节俭习性和偏好储蓄的表现）把西方的产业链挤得七扭八歪，失业率的激增，才是引发资金链条断裂的第一波冲击。
在美国人那里，好像钱总是能自动流到自己的腰包里一样，而中国人则是明天总会有更需要用钱的地方，一个劲地省吃俭用，这两个民族都对钱的本质理解不对头，却是两个极端。
“钱不是印钞机里流出来的纸”——应当这样告诫美国人，“把钱存起来长期不用，等于让‘社会需求’这个怪物进入黑洞”——应当这样告诫中国人。当这两种人开始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
中国人把大笔的钱——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国政府替美国人民借的债务，攥在手里，享受着长期以来穷人手里捧着金子的幸福。
上面说，这次是外人的危机，而我们的困难与他们的危机发生在一块，就有人以为我们也患上了感冒。实际上我们是并不熟悉水性的旁观者，刚刚下水，双脚还踩在实地上。看看我们的生活就能了解：生活一切正常。只是并不反映经济情况的股市有些异常，但它无关大局。我们的毛病是总用过去小生产者那套思维对付现实问题，于是就发生了三氯氰胺那样丢人的事情。其他发生在经济方面的事件，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表象不同，內里都是一样的：上面决策程序的专断和下面的民众缺乏现代理念与行为无序（一盘散沙）。这都是中国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传病”。这须我们自己认真对待且与这次危机无直接关系。
再针对后面这个原因多说几句。这边是美国人长时间的“超前消费”，包括平民的低储蓄习惯（甚至是负储蓄率）和美国政府依仗“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而肆无忌惮地“借债施政”，而那边是这个大世界经济实体在新接纳一批巨大的新成员（中国和俄罗斯等等）时，许多内在的规则和机制没有来得及作出应有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中国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许多优质低价的消费品使得那些高消费国家中的“低端产业”外移，而美国政府把大量借来的钱没有用在可以安置蓝领阶层的就业方面，这就使一些本来可以勉强偿还房屋贷款的蓝领一下子失去了还贷的能力，从这点上说，是三个方面——美国政府、美国人普遍的超前消费观和变化了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共同作用才让这次次级债危机爆发出来。
关于经济周期，我认为，全球这20世纪中后期几十年的全面繁荣，得益于一系列空前的科技发展成果，其中有电气化的普及、核能的使用、材料科学光法应用、化肥为代表的农业成就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进步，等等。本来在20世纪末，这些成就已经被推广得接近完成了，世界应当进入一个稳定的“消化期或减速期”了，没有想到，微电子技术所发掘出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又使得繁荣延续了近十年，而且这十年的时间又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但是，就像一切都有个尽头一样，当人们所投入的巨大资金不能够获得相对称的效果的时候，衰退就不期而至。最新的消息，曾经是世界“知识经济”的领航员的硅谷，成了高失业率的重灾区。而原先投在那里的钱（包括硬件建设和人员培训费用）几乎与打水漂差不了多少。知识经济兴起时那股热潮吸引了不少资金，而现在没有人能如数挽回当年的投资。而在我们这里，危机完全是另一回事，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与开发商联系做土地买卖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最让人揪心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的舆论工具，一般老百姓只能一个劲地存钱，以应付未来。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心理，而政府制度方面，则是由于税制不能及时调整，地方政府的税收都畸形增长（北京市今年的税收能高达二三成）。钱多了又不能给官员们发奖金（怕造成官民收入的进一步悬殊），多余的钱除了从事公费旅游和被个别官员贪污化公为私以外，就只能储蓄起来。于是，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讲究存钱。世界上的钱总数有限，我们钱多了，世界上那一侧的钱当然就少了。于是钱的危机就从那边爆发。
资本原来不是主义
“美国将率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领袖伯恩施坦一百年前的预言。
而现在，被某些西方漫画家讥讽为“美利坚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同志一举超越了凯恩斯先生的伟大贡献，后者曾经给西方国家提出过与自由资本主义精神完全相悖的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当主动干预经济和市场，而布什同志则要求政府赤膊上阵杀进市场，并要求所有美国人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出发，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拿出2000～3000美元（大约合14000～16000元人民币）来救助危机中的银行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不少有良心的国会议员（尤其是众议员）对总统危言耸听的威胁性言论并不予以采信，一度极力阻止这一议案的通过。人们纷纷批评那个议案是“让穷人周济富人”，成了“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纽约时报》前几天的一个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很像是二战中那幅最著名的照片——美军通过浴血奋战把国旗插上硫磺岛，而画面上的几个人却是布什和他的助手、财政部长拉尔森、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他们攻占下来的阵地上，标注着“资本主义的墓地”。这幅漫画是亿万富翁威廉•柏金斯出钱一手策划的。
幽默归幽默，讽刺归讽刺，其实美国并没有走向那种垂死的境地。但他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已是个事实，危机中英国财政大臣林达所主张的“建立世界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它不更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吗？
为了人类能繁荣地存在下去，以前被认为是坏的东西往往会变成有用的东西。如我们曾经痛批的资本主义，和他们曾否定的“社会主义”。
我的一位好友苏娅女士给她的自选集取名为“资本不是主义”，她的解释让我由衷地钦佩。她说：“资本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怎么能称为‘主义’呢？被称为主义的，应当是人们的一种诉求、一种主张，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是啊，资本自己不会有什么诉求，因此它不会建立什么“主义”，那为什么被我们误叫了那么多年呢？我的的思考是，被人称为资本主义的那个生活圈子的人，有他们这样的主张：（1）社会财富私人占有神圣不可侵犯；（2）非垄断的自由贸易原则。是不同意他们这种主张的人把那套生活方式命名为“资本主义”的。
现在问题的谜底浮现出来了：资本尽可以私人占有，贸易也可以照常自由进行，但是使它们能得以存在和进行的那个“流动性”，——它的价值决定上，它的发源与运动却不应当由私人或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来掌控。二战以后美国人依仗自已经济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把持了这个“霸权”几十年，现在终于露出破绽了，他们再也不能无限制地享有这个特权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所垄断的那个“资本主义”快要日薄西山了，需要重新建立的那个思想体系，应当是一种既有过去金本位那种价值客观性，又有美元本位体系那种观念性的新的价值标准体系，那个新的东西应当被称作什么“主义”已不重要，这正如我们这群高等生物的自我称谓，人们通常把那些学会用嗓音与同类进行平等交流的猴子称之为“人”，但是如果有人硬要主张一个别的什么新奇的叫法，对此谁也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