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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之路始于新批评决定提高门槛，要求一种更大的阐释回报，这条路继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评（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思罗普·弗莱）和人类学延续下去。福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回归了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不过当那样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又试着将认识论置于形而上学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下去。他们走入的僵局导致了对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罗蒂和利奥塔的哲学之路），然而，这最终提示我们有必要审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过程。*
关键词：理论；回报；时间；发展；僵局
* 此摘要为《理论问题的语境》的全篇摘要。
有了福柯后期的著作，特别是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的转变，后来的某些理论才成为可能，其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理论的发展。但是巴特勒又与福柯不同。福柯在选择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时，并没有宣称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是不存在的，相反，为了讨论系谱学，他说外部必须有什么东西作为系谱学所描述的对象。在这个方面，巴特勒要更加激进，在她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物质，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纯粹的“存在”。一切都是操演性，你就是自己让自己变成的样子，或是表演出来的样子。然而，这种宣称使得理论有了一次激进的转向。至此，我们看到理论一直在描述或分析或解释某种外在于它的确定存在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总归是关于它自身之外的事物。因此，它总会有一种解释的负担，这也构成了它存在的理由。然而，一旦巴特勒将形而上的物质或存在物的观念抛弃，这种解释的负担显然就消失了。没有存在物，也就没有可解释的东西了。但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乍一看令人有些惊讶。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想：没有物质，就没有理论。而实际上结果却正好相反：没有物质的情况下，余下的只有理论。在巴特勒看来，在一个没有形而上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所是就是我们让自己成为的样子，也就是所谓操演性。但如果说操演性就是这场游戏的名字，我们到达目的地的唯一路径就是理论。换句话说，只有当你明白各种符号和能指的意义时，你才能将自己“操演”出来。而唯一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理论。从这一点出发，巴特勒花那么多时间在性别戏仿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显然，性别戏仿是操演性最为复杂的形式，因此我们才正好需要理论来将它厘清。但假如说操演性需要厘清，我们还需要一种操作它的方法，因此一切的重心最后落在了理论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说操演性也是巴特勒无可避免地要回到过程或发展的原因。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确认为“存在”的世界，就像是生活在一片虚无的空间。而唯一可以将你的状态区别于纯粹的空洞或虚无的方法，就是有什么发生——有某种事件发生。但是，事件的发生需要时间，它们往往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且，它们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不，它们更可能是一系列或是一整个序列的事件。而一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或是前后连贯的事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当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假如说操演性认为你是你让自己所变成的样子，那么变成自己就需要经过一系列操演。一系列操演就是一个过程。变成自己，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操演性的实质就是你变成自己的过程。如果说操演性就是个过程，那么理论也只能是关于过程的。但是，如我们所见，这正是福柯想要避开的。不过对巴特勒而言，这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去除了物质，剩下的就只有事件，正在发生的事件。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积累，结果不可避免的就是过程。
与巴特勒一样，霍米·巴巴也认为过程无法避免。但与巴特勒不同而类似福柯的是，他很担心这一点，因为他看到过程很容易导致一种事物被先在决定的感觉，从而丧失自主与自由。对此他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不同的方法来混合一切。我认为，这就是他总是坚持我们要从中间开始、总是居于故事中间的原因。拿破仑曾说，每场战斗都包括开端、中间和结局。一旦他的敌人认可了他所认为的开端，剩下的就是一个预先决定的结局了。这正是巴巴所担心的：我们从某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开始，接着我们加入作为第一个事件结果的第二个事件，接下来我们继续思考作为第二个事件结果的第三个事件。很快，当这些事件不断积累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可以发现某种序列，某个像过程的东西。但是过程是一种麻烦。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过程，就要开始标出它的各个不同阶段：起始、中段、结尾。一旦开始这样做，我们就很容易滑入一种想法，相信某个事物最终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假如不是全部如此——是由它起始的方式所决定的。我们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几乎丧失了对于自主或自由的可能性的信念。在巴巴看来，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就不要从起点开始。巴巴认为，我们需要从某个中间位置拾起这个故事。他指出，那样的话，它就失去了将自身发展或塑造成一个故事的机会。这就是我们避免染上那种从起点到中间到结尾的综合征以至于失去施为自由的办法。
另一种混合一切的方法，就是打破我们对这一过程设定主体的关注。在巴巴看来，我们一旦将目光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就很容易在他/她的故事里读出决定主义的意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持续打断我们固定在那个单一主体的努力。巴巴认为，打断的方法是将整个过程看作相互作用的而不是某个单一主体的故事。换言之，不是某个主体成为他/她所是的故事，而是那个人如何与其他人持续相互作用的故事。而一旦我们努力确立了这一点，就很难在故事中找到必然性或决定主义了。现在要说出必然性或决定主义在哪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是在那个主体中，还是在那些影响了主体的其他人当中呢？既然主体与其他人的总体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要证明某个必然或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更难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质疑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影響是否真的足以决定那个单个主体。也许那个个体可能会对这些外部影响作出不同的反应，又也许不会。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不同主体间有些相互作用，即巴巴所说的协商。是的，这仍旧是个过程，而既然是个过程，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会有结果的。但这个结果是如何形成的，如今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相互作用是有效的：它让我们避开那种在某人或某物中看到内在固有特性的倾向，这一倾向对我们试图建立自主性的努力有致命的威胁。而它留下的唯一问题，对理论来说，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够理解我们想要探寻的那个过程。 在巴巴这里，我们显然已经到达一种理论的极点，很难想象理论还能越过他往哪里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事情混合得如此彻底，要说出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下去才能把一切厘清，实在是太困难了。而这一点对理论而言，当然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假如理论不能真正把握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它就很难宣称自己能够合法地讨论这个过程。在巴巴这里，连贯性肯定是个问题。首先是讨论主题的连贯性：假如我们不能形成一个连贯的图景，那么我们能确定自己所谈论的实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混沌）吗？其次，理论的连贯性：即便我们有某种理由假定一个连贯的过程（假定我们终究是我们所是，也会在一个序列的事件之后成为我们所是），如果理论不能够掌握它，那么只能质问理论是否应该还在讨论它。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无法谈论之事，只能沉默以避之。不管怎样，假如说在巴巴这里我们到达了某种极点，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到此的过程看上去似乎是基于某种必然性的。具体说来，我们已经看到理论以某种方式关注过程是无可避免的。毕竟，过程就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是我们最终希望获得的知识。如果说我们所关注的是过程，那么我们还关注的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理论来描述或解释它。
摆脱这个僵局的一个方法是采取一种更为疏离的视角，并由此对于这个僵局为何以及如何产生形成某种观点。这就是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和罗蒂在《偶然性、反讽和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里所做的。比如，利奥塔讨论了提出“宏大叙事”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想要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同样地，罗蒂看到，试图解释我们当前状况的理论都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叙事冲动。以这种方式讨论对过程的执着和关注，两位论者显然或多或少都在有意识地与之拉开距离。我们可以把他们所做的看作是构建一种框架：通过讨论理论用自己的叙事描述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努力，利奥塔和罗蒂显然都将自己与那种努力作了区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不再是理论，而是哲学或是其他的什么。我认为他们应该会乐意接受这种说法。显然，他们都对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讨论我们的发展而不陷入决定主义或必然性的陷阱缺少兴趣，也许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个需要担心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们以这种方式讨论对过程的执着和关注，把它当作追求某种引人注目的叙事的企图，就足以激发一个疑问。也即，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了避免理论制造的僵局，我们就必须与理论保持距离吗？
不过，罗蒂并不满足于此。他作了非常具体的尝试，希望找到这种疏离应该采取的形式。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反讽。反讽，在他的框架里，就是意识到总有提出另一种叙事、另一个故事的可能性。而总有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我们总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描述发生了什么——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毕竟这是这个情形中所固有的问题，即个体主观性的问题，我们受其所限，在看待我们身处的任何生活情形时，总会与其他经历同一情形的人视角不同。但是假如说总是有提出另一个故事或者故事另一个版本的可能，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或版本可以统领其余，进而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接受任何特定的故事版本。正因为我们告诉自己总有讲出另一个故事的可能，所以我们等于退出了这个游戏。这样我们就避免了陷入理论的僵局，不再一直寻找某种方法描述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而不落入决定主义或必然性的陷阱。不管怎样，我认为这种反讽疏离的姿态很显然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且不论它在避免理论困境上可能有多么成功。因为，最终我们对于我们如何成为自身的那个过程还是真诚地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放弃理解那个过程的努力恐怕是无法让我们感到高兴的。
但是如果说疏离不像是我们要找的答案，也许另一个获得答案的方法是尝试讲述那个故事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故事。而这，就如罗蒂所描述的，大概就是普鲁斯特——罗蒂最喜欢的作家——所选择的方式。普鲁斯特和他的伟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是一种元叙事，不是利奥塔所描述的那种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叙事。它不再试图讲述我们的民族、种族或其他群体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个体的故事。不过，我们还是期望它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从而获得对于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的某种概观，也许那时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的一种更为深刻的洞悉，继而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这个过程。这里的想法似乎是，我们越是能够赋予自身故事以更多的架构（framing），结果越好。架構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与自己的故事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没有完全与之疏离到放弃讲述这个故事。我们通过给它提供更多的架构——希望——能够理解我们究竟是怎样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这里的希望是假如我们能够追溯自己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就可能帮助自己了解这个故事本身。显然，我们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我们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但不管怎样，希望是确切存在的，这个小一点的故事——它自身毕竟也是一个过程——对于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个更加隐秘的过程将会有所助益。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我们为自己的故事提供架构的唯一方法是基于我们获得这一架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者开始讲述他的故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遭遇了一系列的经历，意识到他的故事里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试图把它们讲出来对于他自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经历发生在他身上的方式，它们影响他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具体说来，这是一个过程的故事。因为这些经历很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却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这不仅仅关乎这些经历，同样关乎他对这些经历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如何在不同方面塑造了他。显然，这些经历发生的顺序也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看到，所有这些经历的影响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它们逐渐地建立起了什么东西，而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因此，正是因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者曾有过在威尼斯洗礼堂的台阶上绊脚的经历，他后来在巴黎的盖尔芒特旅馆有类似体验时才会回忆起前面的那次经历，从而促使他思考记忆（具体地说，重新体验的经历）是怎样帮助我们超越时间的。这一思考继而让他开始写出自己的生活故事，由此，他在盖尔芒特旅馆的那次体验中暂时获得的感觉将获得某种更为永恒的形式。但是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过程。这意味着只有通过过程的方法，叙事者才能架构起自己的故事。
因此，最后一切还是回到了过程。没有过程我们无法到达那里，甚至为我们的故事提供架构本身也只能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过这意味着，我们唯一到达那里、讲述我们的故事的路径，只能是一个过程。如果说这只能经由过程而发生，那么通过讲述那个故事的故事——或者说那个故事如何发生的故事——来架构我们的故事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理解那个过程。也就是说，促使普鲁斯特的小说叙事者最终写下自己故事的是很多次不同经历。而在我们看来，这些经历是深深嵌在他生活的肌理、质感当中，而他的生活就是包含他所有经历总和的更大序列。打个比方来说，他能够在整块地毯中找出那个图案（pattern）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自己已经明白，所有那些促成自己最终写出这个故事叙事的各种互不相干的事件本身是如何形成一种模式（pattern）、表达一个过程的。而那个过程就是他得到启迪写成自己的故事所经历的过程。因此，我们最终总是回到过程。无论我们在它的周围做多少架构，或是用理论尝试其他办法到达那里，最终还是会回到理解这一过程的需要：即我们究竟是如何成为我们所是。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发表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关键词：理论；回报；时间；发展；僵局
* 此摘要为《理论问题的语境》的全篇摘要。
有了福柯后期的著作，特别是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的转变，后来的某些理论才成为可能，其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理论的发展。但是巴特勒又与福柯不同。福柯在选择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时，并没有宣称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是不存在的，相反，为了讨论系谱学，他说外部必须有什么东西作为系谱学所描述的对象。在这个方面，巴特勒要更加激进，在她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物质，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纯粹的“存在”。一切都是操演性，你就是自己让自己变成的样子，或是表演出来的样子。然而，这种宣称使得理论有了一次激进的转向。至此，我们看到理论一直在描述或分析或解释某种外在于它的确定存在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总归是关于它自身之外的事物。因此，它总会有一种解释的负担，这也构成了它存在的理由。然而，一旦巴特勒将形而上的物质或存在物的观念抛弃，这种解释的负担显然就消失了。没有存在物，也就没有可解释的东西了。但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乍一看令人有些惊讶。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想：没有物质，就没有理论。而实际上结果却正好相反：没有物质的情况下，余下的只有理论。在巴特勒看来，在一个没有形而上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所是就是我们让自己成为的样子，也就是所谓操演性。但如果说操演性就是这场游戏的名字，我们到达目的地的唯一路径就是理论。换句话说，只有当你明白各种符号和能指的意义时，你才能将自己“操演”出来。而唯一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理论。从这一点出发，巴特勒花那么多时间在性别戏仿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显然，性别戏仿是操演性最为复杂的形式，因此我们才正好需要理论来将它厘清。但假如说操演性需要厘清，我们还需要一种操作它的方法，因此一切的重心最后落在了理论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说操演性也是巴特勒无可避免地要回到过程或发展的原因。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确认为“存在”的世界，就像是生活在一片虚无的空间。而唯一可以将你的状态区别于纯粹的空洞或虚无的方法，就是有什么发生——有某种事件发生。但是，事件的发生需要时间，它们往往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且，它们很可能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不，它们更可能是一系列或是一整个序列的事件。而一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或是前后连贯的事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当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假如说操演性认为你是你让自己所变成的样子，那么变成自己就需要经过一系列操演。一系列操演就是一个过程。变成自己，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操演性的实质就是你变成自己的过程。如果说操演性就是个过程，那么理论也只能是关于过程的。但是，如我们所见，这正是福柯想要避开的。不过对巴特勒而言，这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去除了物质，剩下的就只有事件，正在发生的事件。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积累，结果不可避免的就是过程。
与巴特勒一样，霍米·巴巴也认为过程无法避免。但与巴特勒不同而类似福柯的是，他很担心这一点，因为他看到过程很容易导致一种事物被先在决定的感觉，从而丧失自主与自由。对此他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不同的方法来混合一切。我认为，这就是他总是坚持我们要从中间开始、总是居于故事中间的原因。拿破仑曾说，每场战斗都包括开端、中间和结局。一旦他的敌人认可了他所认为的开端，剩下的就是一个预先决定的结局了。这正是巴巴所担心的：我们从某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开始，接着我们加入作为第一个事件结果的第二个事件，接下来我们继续思考作为第二个事件结果的第三个事件。很快，当这些事件不断积累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可以发现某种序列，某个像过程的东西。但是过程是一种麻烦。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过程，就要开始标出它的各个不同阶段：起始、中段、结尾。一旦开始这样做，我们就很容易滑入一种想法，相信某个事物最终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假如不是全部如此——是由它起始的方式所决定的。我们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几乎丧失了对于自主或自由的可能性的信念。在巴巴看来，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就不要从起点开始。巴巴认为，我们需要从某个中间位置拾起这个故事。他指出，那样的话，它就失去了将自身发展或塑造成一个故事的机会。这就是我们避免染上那种从起点到中间到结尾的综合征以至于失去施为自由的办法。
另一种混合一切的方法，就是打破我们对这一过程设定主体的关注。在巴巴看来，我们一旦将目光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就很容易在他/她的故事里读出决定主义的意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持续打断我们固定在那个单一主体的努力。巴巴认为，打断的方法是将整个过程看作相互作用的而不是某个单一主体的故事。换言之，不是某个主体成为他/她所是的故事，而是那个人如何与其他人持续相互作用的故事。而一旦我们努力确立了这一点，就很难在故事中找到必然性或决定主义了。现在要说出必然性或决定主义在哪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是在那个主体中，还是在那些影响了主体的其他人当中呢？既然主体与其他人的总体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要证明某个必然或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更难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质疑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影響是否真的足以决定那个单个主体。也许那个个体可能会对这些外部影响作出不同的反应，又也许不会。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不同主体间有些相互作用，即巴巴所说的协商。是的，这仍旧是个过程，而既然是个过程，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会有结果的。但这个结果是如何形成的，如今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相互作用是有效的：它让我们避开那种在某人或某物中看到内在固有特性的倾向，这一倾向对我们试图建立自主性的努力有致命的威胁。而它留下的唯一问题，对理论来说，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够理解我们想要探寻的那个过程。 在巴巴这里，我们显然已经到达一种理论的极点，很难想象理论还能越过他往哪里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事情混合得如此彻底，要说出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下去才能把一切厘清，实在是太困难了。而这一点对理论而言，当然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假如理论不能真正把握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它就很难宣称自己能够合法地讨论这个过程。在巴巴这里，连贯性肯定是个问题。首先是讨论主题的连贯性：假如我们不能形成一个连贯的图景，那么我们能确定自己所谈论的实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混沌）吗？其次，理论的连贯性：即便我们有某种理由假定一个连贯的过程（假定我们终究是我们所是，也会在一个序列的事件之后成为我们所是），如果理论不能够掌握它，那么只能质问理论是否应该还在讨论它。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无法谈论之事，只能沉默以避之。不管怎样，假如说在巴巴这里我们到达了某种极点，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到此的过程看上去似乎是基于某种必然性的。具体说来，我们已经看到理论以某种方式关注过程是无可避免的。毕竟，过程就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是我们最终希望获得的知识。如果说我们所关注的是过程，那么我们还关注的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理论来描述或解释它。
摆脱这个僵局的一个方法是采取一种更为疏离的视角，并由此对于这个僵局为何以及如何产生形成某种观点。这就是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和罗蒂在《偶然性、反讽和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里所做的。比如，利奥塔讨论了提出“宏大叙事”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想要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同样地，罗蒂看到，试图解释我们当前状况的理论都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叙事冲动。以这种方式讨论对过程的执着和关注，两位论者显然或多或少都在有意识地与之拉开距离。我们可以把他们所做的看作是构建一种框架：通过讨论理论用自己的叙事描述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努力，利奥塔和罗蒂显然都将自己与那种努力作了区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不再是理论，而是哲学或是其他的什么。我认为他们应该会乐意接受这种说法。显然，他们都对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讨论我们的发展而不陷入决定主义或必然性的陷阱缺少兴趣，也许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个需要担心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们以这种方式讨论对过程的执着和关注，把它当作追求某种引人注目的叙事的企图，就足以激发一个疑问。也即，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了避免理论制造的僵局，我们就必须与理论保持距离吗？
不过，罗蒂并不满足于此。他作了非常具体的尝试，希望找到这种疏离应该采取的形式。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反讽。反讽，在他的框架里，就是意识到总有提出另一种叙事、另一个故事的可能性。而总有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我们总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描述发生了什么——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毕竟这是这个情形中所固有的问题，即个体主观性的问题，我们受其所限，在看待我们身处的任何生活情形时，总会与其他经历同一情形的人视角不同。但是假如说总是有提出另一个故事或者故事另一个版本的可能，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或版本可以统领其余，进而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接受任何特定的故事版本。正因为我们告诉自己总有讲出另一个故事的可能，所以我们等于退出了这个游戏。这样我们就避免了陷入理论的僵局，不再一直寻找某种方法描述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而不落入决定主义或必然性的陷阱。不管怎样，我认为这种反讽疏离的姿态很显然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且不论它在避免理论困境上可能有多么成功。因为，最终我们对于我们如何成为自身的那个过程还是真诚地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放弃理解那个过程的努力恐怕是无法让我们感到高兴的。
但是如果说疏离不像是我们要找的答案，也许另一个获得答案的方法是尝试讲述那个故事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故事。而这，就如罗蒂所描述的，大概就是普鲁斯特——罗蒂最喜欢的作家——所选择的方式。普鲁斯特和他的伟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是一种元叙事，不是利奥塔所描述的那种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叙事。它不再试图讲述我们的民族、种族或其他群体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个体的故事。不过，我们还是期望它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从而获得对于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的某种概观，也许那时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的一种更为深刻的洞悉，继而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这个过程。这里的想法似乎是，我们越是能够赋予自身故事以更多的架构（framing），结果越好。架構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与自己的故事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没有完全与之疏离到放弃讲述这个故事。我们通过给它提供更多的架构——希望——能够理解我们究竟是怎样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这里的希望是假如我们能够追溯自己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就可能帮助自己了解这个故事本身。显然，我们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我们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但不管怎样，希望是确切存在的，这个小一点的故事——它自身毕竟也是一个过程——对于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个更加隐秘的过程将会有所助益。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我们为自己的故事提供架构的唯一方法是基于我们获得这一架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者开始讲述他的故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遭遇了一系列的经历，意识到他的故事里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试图把它们讲出来对于他自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经历发生在他身上的方式，它们影响他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具体说来，这是一个过程的故事。因为这些经历很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却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这不仅仅关乎这些经历，同样关乎他对这些经历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如何在不同方面塑造了他。显然，这些经历发生的顺序也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看到，所有这些经历的影响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它们逐渐地建立起了什么东西，而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因此，正是因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者曾有过在威尼斯洗礼堂的台阶上绊脚的经历，他后来在巴黎的盖尔芒特旅馆有类似体验时才会回忆起前面的那次经历，从而促使他思考记忆（具体地说，重新体验的经历）是怎样帮助我们超越时间的。这一思考继而让他开始写出自己的生活故事，由此，他在盖尔芒特旅馆的那次体验中暂时获得的感觉将获得某种更为永恒的形式。但是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过程。这意味着只有通过过程的方法，叙事者才能架构起自己的故事。
因此，最后一切还是回到了过程。没有过程我们无法到达那里，甚至为我们的故事提供架构本身也只能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过这意味着，我们唯一到达那里、讲述我们的故事的路径，只能是一个过程。如果说这只能经由过程而发生，那么通过讲述那个故事的故事——或者说那个故事如何发生的故事——来架构我们的故事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理解那个过程。也就是说，促使普鲁斯特的小说叙事者最终写下自己故事的是很多次不同经历。而在我们看来，这些经历是深深嵌在他生活的肌理、质感当中，而他的生活就是包含他所有经历总和的更大序列。打个比方来说，他能够在整块地毯中找出那个图案（pattern）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自己已经明白，所有那些促成自己最终写出这个故事叙事的各种互不相干的事件本身是如何形成一种模式（pattern）、表达一个过程的。而那个过程就是他得到启迪写成自己的故事所经历的过程。因此，我们最终总是回到过程。无论我们在它的周围做多少架构，或是用理论尝试其他办法到达那里，最终还是会回到理解这一过程的需要：即我们究竟是如何成为我们所是。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发表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