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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本名孟国栋，三门峡市作协主席，供职于三门峡日报社。
一
进城之前，我在秦岭金矿当矿工。每天把自己藏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小秦岭山上，无论冬天夏天都穿着一身潮湿油腻的棉工服，三班轮着在矿井下打风钻、扒矿石，等头发长得像野人，这才想起来下山清理一下。相比山下小镇上那些卖百货的漂亮女孩儿们，我们的工资很高，但她们总笑话说，当个“钻山豹”，拿再高的工资也没意思。这话让工友们听了很伤心，有人说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调到县城或镇子上，哪怕一月只挣三十块也值得。但说归说，真正能调出大山到城镇上班的，寥寥无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次招聘考试，从三百多人中脱颖而出，带着简单的行李第一次走进了城市。和我一同被招录的还有五名同事，他们分别是大吉、老万、杨静、方成和梁子，除了大吉比我们年长七八岁外，我们都刚二十出头。跳出了农门来到同一个单位，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但是，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单位除了我们六人外，全部是科班出身，领导是人大的高材生，科长主任不是郑大、河大毕业，就是洛阳师专毕业的，他们对工作运筹帷幄，这让我们自惭形秽。
我們走进的城市是洛阳，十三朝古都。
我的工资刚定下来是八十二元，只比在秦岭金矿时少了一元，超出了预期，这让我非常高兴。我把六十元汇给父母，然后到旋宫大厦买了一套衣服，换掉了退伍时一直穿着的旧军装。我知道，虽然这个城市不一定会容纳我们，但我们一定要争取留下来，当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我出生在卢氏深山里，十一岁之前没去过县城，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没去过县城。上有一年夏天，村里的德叔到县城买染布的颜料，回来说了个有趣的事儿：城里有个“胡大个儿”，只有三尺高，一个手掌仅能拿住三颗糖角。婶子和大嫂们听了很惊奇，说有机会一定去城里看看“胡大个儿”。但是她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县城，直到我到秦岭金矿上班路过县城时，看见“胡大个儿”站在自家的店门前招揽客人，才猛然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胡大个儿”了。
城里人与乡下人相比，区别不在于钱，而在于粮食。我们的科长主任每人都有个粮本儿，过一段时间会让我骑着自行车到粮店去给他们购粮油。面粉有标粉、上白粉和精粉，买一次在本子上盖个章子，记下数目和粮店工作人员的名字。而我们没有这东西，只好到处想办法去弄粮票。大吉当过县化肥厂的办公室主任，有门路，就通过朋友打听卖粮票的地方，最后终于打听到了广州市场有人卖粮票。全国通用粮票和河南省粮票八分钱一斤，但每天有限量，去晚了就买不到。我们挑了一个星期天，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到广州市场等人，快八点时，一位穿着夹克的中年人从菜市场管理办公室出来，悄声问：“谁要粮票？”我们一拥而上，把他手中的三百斤粮票全部买走了。
单位门口有一排早餐店。我们盘算了一下，每天在这儿吃两根油条喝一碗豆浆，一个月只花一块九毛钱，比单位食堂便宜三毛钱。于是，我们每天早晨相互喊叫起床，然后结伴到大门口一起吃早餐。
一天早上，我们正吃早餐，看到方成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单位家属院门口。原来杨科长正把女儿往自行车上放，送她上幼儿园去。方成咂着嘴说：“这才是真正的城里人，有家有孩子，咱们是城里的流浪汉。”
杨静嘿嘿笑了一声：“我不是。”
方成说：“我不是说你，你将来嫁到洛阳，很快就是城里人了。”
二
梁子来单位的时候还穿着军装，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我虽然也当了几年兵，但经过矿山磨练，兵味已退。也许因为都是从军营出来，我们两个走得比较近，平时吃饭、散步都爱在一起聊天儿。地委大院有个防空洞，夏天炎热的时候，洞口往外冒着凉气，我们吃过晚饭就坐在洞口的水泥板上侃闲话。
那天，梁子说：“我明天回伊川部队去办退伍手续，但心里没底儿，万一单位将来不要咱们了咋办？”我穿着一双在部队时发的布鞋，因为天热就脱了鞋在水泥板上晾脚，听了梁子的话，把脚在鞋上乱蹭，突然一只鞋“咚”的一声从水泥板缝里掉进了防空洞，洞口被沉重的水泥板挡着，我们只能望着它往洞里滚，毫无办法。看着看着，我大笑起来，对梁子说：“好啦，你尽管去办退伍手续吧，我们已经在洛阳落脚了。”
梁子不解，看着我发愣。夕阳下，一束强光透过锅炉房边的杨树梢斜照过来，照得梁子满脸发红。我告诉他，鞋丢了，就是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在美丽的洛阳市安营扎寨。梁子恍然大悟，拍着我的肩也大笑起来。
说实话，要想在洛阳城落住脚就得有真本事，光靠我们现有的水平还差得远。我们起早贪黑，手捧着《新闻采访学》和《报纸编辑学》，生生地往下啃。有时候，我们靠在王城公园里的大杨树上，闭着眼睛背内容，背不过时相互提示。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硬是把这两本人大编写的教科书背了个滚瓜烂熟。
王茂军和郎保洛组织了一个漂流队，从长江源头开始往下漂，想以自身的力量征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但是有人怀疑他们为了出风头，有人说他们不想上班，找个借口去长江上游玩，还有人说几个人活得不耐烦了，敢去长江上赌命。我们单位领导却与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他说改革开放，就是要有一股子拼劲来打破陈规陋习，这几个年轻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去征服长江，代表了新一代洛阳青年的志向，他们的行为是全国青年的典范。于是我们单位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并抽出一位领导跟着他们参加活动，随时把前方的动态报告回来。
洛漂队征服了虎跳峡，我们第一时间从领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此消息，但我们设备落后，领导写的稿子需要从电话中念，我接着电话大声地复诵，让身边的杨静记录。我们把新闻稿记完上交给主任后，冒了一头汗。我拉着杨静到王城路上买西瓜吃，当我们走到十三中路口时，看见身后跟着一个男人，起初以为是小偷，我故意把脚步放慢，观察情况。那人跟上来却与杨静说话，然后杨静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男朋友小范，专门从卢氏赶来陪她的。我一听既是老乡又是杨静的男朋友，就到工人俱乐部门口请他们吃了一顿新安县烫面角。 然而，第二天、第三天，杨静的男朋友一直没有走。我问杨静，杨静悄悄告诉我，小范怕杨静进城甩了他，缠着让杨静回卢氏，但杨静不答应，小范就不走。星期六下午，我把梁子、老万和杨静约上，叫上小范到西关的夜市里要了一桶扎啤，边喝边聊。我对小范说，杨静出来不容易，你要是为她着想就支持她，不要拖她的后腿。小范不说话，倒了一杯啤酒，“咕咚咕咚”地喝完了。老万也劝他，向他保证如果杨静悔婚，我们都不答应。但小范还是不说话，又倒了杯扎啤，一饮而尽。杨静哭了，骂小范，又骂自己，说她是“鬼缠身”了。骂一会儿，小范就喝一杯酒，一桶十杯的扎啤，他一个人喝了六杯。我赶紧掏出五块钱扔给老板，拉着小范离开了。
第二天，杨静还是跟着小范回卢氏了，走之前她给科长写了个请假条，说家里老人病了，回去看看。然而，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回单位，领导就给了我三天假期，让我回卢氏了解一下情况。等我见到杨静时，她流着泪告诉我，小范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做她的工作，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杨静让我给领导带个话，谢谢领导的关心，她现在又回卢氏的保险公司上班了。
三
我独自坐在行署路边的道牙上，盯着旁边的一棵白杨树发呆。白杨树高大伟岸，樹干上长满了硕大的眼睛。那眼睛让我想到了父亲的目光，他叼着旱烟袋坐在檐下，语重心长地说：“出门在外，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我觉得，杨树上的眼睛已经洞穿了我的心思，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不敢再看它。
往日喧嚣的行署路，现在已经变得有些空寂了。地委大院、行署大院只有几个保姆级的中年妇女在那儿推着婴儿车轻轻地散步，一位穿着白色粗布衫的老者不紧不慢地在石榴林里打太极。不时有农民进院询问，他们是从县里来地委或行署办事的，形同虚设的门卫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些话：地区已经撤销，地委和行署划归三门峡了，如果新安、偃师、嵩县、伊川、宜阳、洛宁这边的人办事，就去百货楼后面的洛阳市委、市政府;如果渑池、灵宝、陕县、卢氏的人办事，就到三门峡找那儿的市委和市政府。来人就望望两座空旷的大楼，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们的单位也划归三门峡了，虽然暂时还在洛阳办公，但迟早要去三门峡的。这时候，领导忙着到三门峡找市委、市政府，为我们解决人事编制问题。有一天下午，领导拖着疲惫的身体从三门峡回来，一进办公室就把我们几个叫过去，告诉我们编制问题有了着落，但还得继续跑。他说，解决编制是迟早的事，让我们安心工作，加强学习。说到学习，他把市委领导说的话捎给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跨世纪干部”，将来的干部必须学会三样本事：懂英语、会电脑、能开车。眼看离世纪末只有十三四年时间，再不学习就赶不上了。听领导的口气很着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着手，一年学一样，三年完成任务。
领导说完，话题一转交给我们一项任务，邙岭上正在建设古墓博物馆，让我和老万一块去看看，回来写点东西。第二天，我和老万坐上81路车往邙岭奔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古墓博物馆的地方。老万进单位前在学校复习了四年时间，每次高考都差一分，最后实在考不动了，就参加了单位的招聘考试，结果考了个第一。老万对历史感兴趣，一进博物馆，就指着出土的文物问这问那，然后认真地在本子上记着。我跟在他和考古专家的身后，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带着泥土的盆盆罐罐，突然冒出一句：这东西有啥稀罕？考古专家转身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我：这都是汉代的器物，你想想，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会把泥巴变成这么多有艺术造型的生活用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有智慧的民族。老万给我挤了一下眼，示意我不要乱说话。他问专家，这个博物馆什么时间能对外开放？专家说，计划明年四月正式对外开放。
从古墓博物馆出来，正要坐公交车回单位，忽然看到不远处推土机、挖掘机正在那儿不停地挖土装土，靠西边已经建起了一座楼房，我过去问一个过路人，那是干什么的。那人穿着警服，网兜里提着一摞书，头也不抬回答说：建飞机场。我和老万一听，同时惊叹：咱们洛阳也要建飞机场了！长这么大不但没有坐过，连见也没见过飞机。我们就沿着施工线好奇地观望，只见尘土中，有人建房，有人挖土，有人铺路，整个工地一派繁忙。老万说，说不定将来咱们也能在这儿坐坐飞机，那种感觉一定非常好。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真的坐上了飞机，火车站、七里河、白马寺，还有百货楼旁边的旋宫大厦，像演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慢慢地晃动着……单位派到洛漂队的领导完成了任务，坐夜里的火车回来了，领导安排我去车站接他。司机小王在院里叫我半天不见答应，就使劲按了一下喇叭，我一惊从“飞机”上掉了下来，吓得腿一蹬，醒了。
四
星期天的早上，我花两块钱买了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送给司机小王，让他悄悄把车开到郊外，教我学车。小王开的是波罗乃茨，平时跟着领导跑，晚上没事就和我们一起玩。但这一次他拒绝了我，他说你坐车可以，学习开车不行，单位就这一辆车，万一出了事都不好交代。
英语我是学不会了，汽车还是有希望的，至于电脑，只知道有个“286”，见都没见过，别说学了。我在想，领导交给的三项任务，要是一项都学不会，一定会被淘汰掉的。我死磨硬缠，最终让小王把车开到南昌路，过了洛河大桥，在洛南一片玉米地边的打谷场上停了下来。小王教我挂挡、起步，转方向盘。我小时候在老家开过手扶拖拉机，虽然与汽车是两码事，但有些原理差不多。在打谷场上转了几圈，居然有了感觉，一会儿就学会了换挡，这让小王吃惊不小，夸我是天才。我越发来劲了，一直在谷场转了三个小时才下车。我很感激小王，中午，我请小王到广州市场吃饺子的时候，又给他买了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
有一回老万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以后不能浪费时间了，要踏踏实实学习。他拿出一套复习资料，那是郑大成人班的报考参考书。我知道老万不死心，一直暗地里继续复习，晚上大家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却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我看他学习那么刻苦认真，也受到了感染。
我到单位资料室找了一套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一有空就翻阅。我是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的，上学的时候劳动多学习少，根本就没有掌握好语法知识，受到老万的启发，我重新学习语法，不断练习，决心补上语法这一课。 那天，县里的一位朋友找我办事儿，吃饭时提起一件事：他单位同事的弟弟打伤人后逃跑了，过了两个多月一回來，同事就把弟弟送到了派出所自首。我想了想，写了篇小通讯《道是无情却有情》，寄给了《人民日报》，过了十来天，《人民日报》居然在第四版上发了出来。这一下，不但我喜出望外，连我们领导都非常高兴，他说，这一篇稿子就决定了你可以留在城里。
一篇稿子就能成为一个城里人，这让我始料不及。那天晚上，我拿着《人民日报》，站在行署路边的道牙上，对白杨树上的大眼睛说：“我可以留在城里工作了，马上就是一个城市人了！”透过眼睛，我看见父亲正坐在炕沿上，笑嘻嘻地望着我。
五
单位的院落很小，但每到晚上就有职工拿着“燕舞”牌录音机放在小院的窗台上，一起学跳舞。有人学迪斯科、有人学交谊舞，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只能看他们跳，怎么也学不会。一车间的小段拉着我要教我三步舞，不到十分钟，七八次踩到她的脚。小段说你真笨，我说我一点也不笨，第六套广播体操我做得标准着哩，不信你看。说完，我站在那儿做起了广播体操，把小段看得哈哈大笑。末了，她直接把墙角的一根四条腿板凳拉过来，抱着板凳跳舞。她说，你还不如这根板凳。
我知道，即使我成为一个城里人，但骨子里永远都是乡下人。我不会跳舞，也不会打领带，上面穿着西服，脚上穿着布鞋。但是，我没有自卑，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做得更好。
老万终于考上了郑大成人班。拿到通知书那天，我们五个人一起到王城路上吃了一顿饭，大家纷纷向他道贺。老万却显得很平淡，他说，他复习了四年，每次看到其他同学考上大学，自己都非常失落，那可怕的一分，让他相信了宿命论。但是，他没有放弃，不过现在虽然考上了，但相比往常，年纪已大，还是以平常心看待吧。他对我说，你基础不好，但有天赋，不要放松。过几天我带你去新安县看看千唐志斋，那儿有很多学问，值得一看。
老万没有食言，他临走之前真的把我带到了新安县铁门的千唐志斋，我们细细地观摩那些唐代墓志，品读墓志上的记载，并学到了许多珍贵的文字。我还买了几本字帖，与老万在大门口拍了张彩色合影照。
我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并且十分热爱它。我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几乎全部用上了，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参加洛漂队的领导召开单位总结会，也对我的表现提出了表扬，这使我更有信心了。有一天，秦岭金矿的领导去省里开会返回时，专门到洛阳来看我，他对领导说，如果新单位不适应，他可以把我带回秦岭金矿。我听到领导说，他很优秀，我们决定留下了。
年底，单位对我们剩余的四个人又进行了一次考试，然后将我们的答卷送到三门峡劳动人事局。过了一周，那边打来电话，说我们的编制批下来了，四个人全部转为国家干部。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方成和梁子拿着暖水瓶和铝水壶，到王城路上打了两壶啤酒，挨着科室敬酒。有人还把脸盆翻过来，找了根棍子当鼓敲。领导听见，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发话：庆祝一下就行了，不要这样得意忘形！
我拿起行政办公室的电话，拨了“113”转到郑大，向老万报告我们的喜讯。老万连说三句：祝贺，祝贺，祝贺！
我又想起了杨静，给卢氏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杨静在那端沉默了良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问她和小范什么时间结婚，她淡淡地说：“我们分手了。”
责任编辑 杨 枥
一
进城之前，我在秦岭金矿当矿工。每天把自己藏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小秦岭山上，无论冬天夏天都穿着一身潮湿油腻的棉工服，三班轮着在矿井下打风钻、扒矿石，等头发长得像野人，这才想起来下山清理一下。相比山下小镇上那些卖百货的漂亮女孩儿们，我们的工资很高，但她们总笑话说，当个“钻山豹”，拿再高的工资也没意思。这话让工友们听了很伤心，有人说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调到县城或镇子上，哪怕一月只挣三十块也值得。但说归说，真正能调出大山到城镇上班的，寥寥无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次招聘考试，从三百多人中脱颖而出，带着简单的行李第一次走进了城市。和我一同被招录的还有五名同事，他们分别是大吉、老万、杨静、方成和梁子，除了大吉比我们年长七八岁外，我们都刚二十出头。跳出了农门来到同一个单位，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但是，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单位除了我们六人外，全部是科班出身，领导是人大的高材生，科长主任不是郑大、河大毕业，就是洛阳师专毕业的，他们对工作运筹帷幄，这让我们自惭形秽。
我們走进的城市是洛阳，十三朝古都。
我的工资刚定下来是八十二元，只比在秦岭金矿时少了一元，超出了预期，这让我非常高兴。我把六十元汇给父母，然后到旋宫大厦买了一套衣服，换掉了退伍时一直穿着的旧军装。我知道，虽然这个城市不一定会容纳我们，但我们一定要争取留下来，当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我出生在卢氏深山里，十一岁之前没去过县城，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没去过县城。上有一年夏天，村里的德叔到县城买染布的颜料，回来说了个有趣的事儿：城里有个“胡大个儿”，只有三尺高，一个手掌仅能拿住三颗糖角。婶子和大嫂们听了很惊奇，说有机会一定去城里看看“胡大个儿”。但是她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县城，直到我到秦岭金矿上班路过县城时，看见“胡大个儿”站在自家的店门前招揽客人，才猛然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胡大个儿”了。
城里人与乡下人相比，区别不在于钱，而在于粮食。我们的科长主任每人都有个粮本儿，过一段时间会让我骑着自行车到粮店去给他们购粮油。面粉有标粉、上白粉和精粉，买一次在本子上盖个章子，记下数目和粮店工作人员的名字。而我们没有这东西，只好到处想办法去弄粮票。大吉当过县化肥厂的办公室主任，有门路，就通过朋友打听卖粮票的地方，最后终于打听到了广州市场有人卖粮票。全国通用粮票和河南省粮票八分钱一斤，但每天有限量，去晚了就买不到。我们挑了一个星期天，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到广州市场等人，快八点时，一位穿着夹克的中年人从菜市场管理办公室出来，悄声问：“谁要粮票？”我们一拥而上，把他手中的三百斤粮票全部买走了。
单位门口有一排早餐店。我们盘算了一下，每天在这儿吃两根油条喝一碗豆浆，一个月只花一块九毛钱，比单位食堂便宜三毛钱。于是，我们每天早晨相互喊叫起床，然后结伴到大门口一起吃早餐。
一天早上，我们正吃早餐，看到方成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单位家属院门口。原来杨科长正把女儿往自行车上放，送她上幼儿园去。方成咂着嘴说：“这才是真正的城里人，有家有孩子，咱们是城里的流浪汉。”
杨静嘿嘿笑了一声：“我不是。”
方成说：“我不是说你，你将来嫁到洛阳，很快就是城里人了。”
二
梁子来单位的时候还穿着军装，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我虽然也当了几年兵，但经过矿山磨练，兵味已退。也许因为都是从军营出来，我们两个走得比较近，平时吃饭、散步都爱在一起聊天儿。地委大院有个防空洞，夏天炎热的时候，洞口往外冒着凉气，我们吃过晚饭就坐在洞口的水泥板上侃闲话。
那天，梁子说：“我明天回伊川部队去办退伍手续，但心里没底儿，万一单位将来不要咱们了咋办？”我穿着一双在部队时发的布鞋，因为天热就脱了鞋在水泥板上晾脚，听了梁子的话，把脚在鞋上乱蹭，突然一只鞋“咚”的一声从水泥板缝里掉进了防空洞，洞口被沉重的水泥板挡着，我们只能望着它往洞里滚，毫无办法。看着看着，我大笑起来，对梁子说：“好啦，你尽管去办退伍手续吧，我们已经在洛阳落脚了。”
梁子不解，看着我发愣。夕阳下，一束强光透过锅炉房边的杨树梢斜照过来，照得梁子满脸发红。我告诉他，鞋丢了，就是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在美丽的洛阳市安营扎寨。梁子恍然大悟，拍着我的肩也大笑起来。
说实话，要想在洛阳城落住脚就得有真本事，光靠我们现有的水平还差得远。我们起早贪黑，手捧着《新闻采访学》和《报纸编辑学》，生生地往下啃。有时候，我们靠在王城公园里的大杨树上，闭着眼睛背内容，背不过时相互提示。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硬是把这两本人大编写的教科书背了个滚瓜烂熟。
王茂军和郎保洛组织了一个漂流队，从长江源头开始往下漂，想以自身的力量征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但是有人怀疑他们为了出风头，有人说他们不想上班，找个借口去长江上游玩，还有人说几个人活得不耐烦了，敢去长江上赌命。我们单位领导却与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他说改革开放，就是要有一股子拼劲来打破陈规陋习，这几个年轻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去征服长江，代表了新一代洛阳青年的志向，他们的行为是全国青年的典范。于是我们单位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并抽出一位领导跟着他们参加活动，随时把前方的动态报告回来。
洛漂队征服了虎跳峡，我们第一时间从领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此消息，但我们设备落后，领导写的稿子需要从电话中念，我接着电话大声地复诵，让身边的杨静记录。我们把新闻稿记完上交给主任后，冒了一头汗。我拉着杨静到王城路上买西瓜吃，当我们走到十三中路口时，看见身后跟着一个男人，起初以为是小偷，我故意把脚步放慢，观察情况。那人跟上来却与杨静说话，然后杨静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男朋友小范，专门从卢氏赶来陪她的。我一听既是老乡又是杨静的男朋友，就到工人俱乐部门口请他们吃了一顿新安县烫面角。 然而，第二天、第三天，杨静的男朋友一直没有走。我问杨静，杨静悄悄告诉我，小范怕杨静进城甩了他，缠着让杨静回卢氏，但杨静不答应，小范就不走。星期六下午，我把梁子、老万和杨静约上，叫上小范到西关的夜市里要了一桶扎啤，边喝边聊。我对小范说，杨静出来不容易，你要是为她着想就支持她，不要拖她的后腿。小范不说话，倒了一杯啤酒，“咕咚咕咚”地喝完了。老万也劝他，向他保证如果杨静悔婚，我们都不答应。但小范还是不说话，又倒了杯扎啤，一饮而尽。杨静哭了，骂小范，又骂自己，说她是“鬼缠身”了。骂一会儿，小范就喝一杯酒，一桶十杯的扎啤，他一个人喝了六杯。我赶紧掏出五块钱扔给老板，拉着小范离开了。
第二天，杨静还是跟着小范回卢氏了，走之前她给科长写了个请假条，说家里老人病了，回去看看。然而，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回单位，领导就给了我三天假期，让我回卢氏了解一下情况。等我见到杨静时，她流着泪告诉我，小范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做她的工作，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杨静让我给领导带个话，谢谢领导的关心，她现在又回卢氏的保险公司上班了。
三
我独自坐在行署路边的道牙上，盯着旁边的一棵白杨树发呆。白杨树高大伟岸，樹干上长满了硕大的眼睛。那眼睛让我想到了父亲的目光，他叼着旱烟袋坐在檐下，语重心长地说：“出门在外，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我觉得，杨树上的眼睛已经洞穿了我的心思，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不敢再看它。
往日喧嚣的行署路，现在已经变得有些空寂了。地委大院、行署大院只有几个保姆级的中年妇女在那儿推着婴儿车轻轻地散步，一位穿着白色粗布衫的老者不紧不慢地在石榴林里打太极。不时有农民进院询问，他们是从县里来地委或行署办事的，形同虚设的门卫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些话：地区已经撤销，地委和行署划归三门峡了，如果新安、偃师、嵩县、伊川、宜阳、洛宁这边的人办事，就去百货楼后面的洛阳市委、市政府;如果渑池、灵宝、陕县、卢氏的人办事，就到三门峡找那儿的市委和市政府。来人就望望两座空旷的大楼，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们的单位也划归三门峡了，虽然暂时还在洛阳办公，但迟早要去三门峡的。这时候，领导忙着到三门峡找市委、市政府，为我们解决人事编制问题。有一天下午，领导拖着疲惫的身体从三门峡回来，一进办公室就把我们几个叫过去，告诉我们编制问题有了着落，但还得继续跑。他说，解决编制是迟早的事，让我们安心工作，加强学习。说到学习，他把市委领导说的话捎给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跨世纪干部”，将来的干部必须学会三样本事：懂英语、会电脑、能开车。眼看离世纪末只有十三四年时间，再不学习就赶不上了。听领导的口气很着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着手，一年学一样，三年完成任务。
领导说完，话题一转交给我们一项任务，邙岭上正在建设古墓博物馆，让我和老万一块去看看，回来写点东西。第二天，我和老万坐上81路车往邙岭奔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古墓博物馆的地方。老万进单位前在学校复习了四年时间，每次高考都差一分，最后实在考不动了，就参加了单位的招聘考试，结果考了个第一。老万对历史感兴趣，一进博物馆，就指着出土的文物问这问那，然后认真地在本子上记着。我跟在他和考古专家的身后，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带着泥土的盆盆罐罐，突然冒出一句：这东西有啥稀罕？考古专家转身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我：这都是汉代的器物，你想想，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会把泥巴变成这么多有艺术造型的生活用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有智慧的民族。老万给我挤了一下眼，示意我不要乱说话。他问专家，这个博物馆什么时间能对外开放？专家说，计划明年四月正式对外开放。
从古墓博物馆出来，正要坐公交车回单位，忽然看到不远处推土机、挖掘机正在那儿不停地挖土装土，靠西边已经建起了一座楼房，我过去问一个过路人，那是干什么的。那人穿着警服，网兜里提着一摞书，头也不抬回答说：建飞机场。我和老万一听，同时惊叹：咱们洛阳也要建飞机场了！长这么大不但没有坐过，连见也没见过飞机。我们就沿着施工线好奇地观望，只见尘土中，有人建房，有人挖土，有人铺路，整个工地一派繁忙。老万说，说不定将来咱们也能在这儿坐坐飞机，那种感觉一定非常好。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真的坐上了飞机，火车站、七里河、白马寺，还有百货楼旁边的旋宫大厦，像演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慢慢地晃动着……单位派到洛漂队的领导完成了任务，坐夜里的火车回来了，领导安排我去车站接他。司机小王在院里叫我半天不见答应，就使劲按了一下喇叭，我一惊从“飞机”上掉了下来，吓得腿一蹬，醒了。
四
星期天的早上，我花两块钱买了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送给司机小王，让他悄悄把车开到郊外，教我学车。小王开的是波罗乃茨，平时跟着领导跑，晚上没事就和我们一起玩。但这一次他拒绝了我，他说你坐车可以，学习开车不行，单位就这一辆车，万一出了事都不好交代。
英语我是学不会了，汽车还是有希望的，至于电脑，只知道有个“286”，见都没见过，别说学了。我在想，领导交给的三项任务，要是一项都学不会，一定会被淘汰掉的。我死磨硬缠，最终让小王把车开到南昌路，过了洛河大桥，在洛南一片玉米地边的打谷场上停了下来。小王教我挂挡、起步，转方向盘。我小时候在老家开过手扶拖拉机，虽然与汽车是两码事，但有些原理差不多。在打谷场上转了几圈，居然有了感觉，一会儿就学会了换挡，这让小王吃惊不小，夸我是天才。我越发来劲了，一直在谷场转了三个小时才下车。我很感激小王，中午，我请小王到广州市场吃饺子的时候，又给他买了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
有一回老万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以后不能浪费时间了，要踏踏实实学习。他拿出一套复习资料，那是郑大成人班的报考参考书。我知道老万不死心，一直暗地里继续复习，晚上大家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却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我看他学习那么刻苦认真，也受到了感染。
我到单位资料室找了一套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一有空就翻阅。我是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的，上学的时候劳动多学习少，根本就没有掌握好语法知识，受到老万的启发，我重新学习语法，不断练习，决心补上语法这一课。 那天，县里的一位朋友找我办事儿，吃饭时提起一件事：他单位同事的弟弟打伤人后逃跑了，过了两个多月一回來，同事就把弟弟送到了派出所自首。我想了想，写了篇小通讯《道是无情却有情》，寄给了《人民日报》，过了十来天，《人民日报》居然在第四版上发了出来。这一下，不但我喜出望外，连我们领导都非常高兴，他说，这一篇稿子就决定了你可以留在城里。
一篇稿子就能成为一个城里人，这让我始料不及。那天晚上，我拿着《人民日报》，站在行署路边的道牙上，对白杨树上的大眼睛说：“我可以留在城里工作了，马上就是一个城市人了！”透过眼睛，我看见父亲正坐在炕沿上，笑嘻嘻地望着我。
五
单位的院落很小，但每到晚上就有职工拿着“燕舞”牌录音机放在小院的窗台上，一起学跳舞。有人学迪斯科、有人学交谊舞，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只能看他们跳，怎么也学不会。一车间的小段拉着我要教我三步舞，不到十分钟，七八次踩到她的脚。小段说你真笨，我说我一点也不笨，第六套广播体操我做得标准着哩，不信你看。说完，我站在那儿做起了广播体操，把小段看得哈哈大笑。末了，她直接把墙角的一根四条腿板凳拉过来，抱着板凳跳舞。她说，你还不如这根板凳。
我知道，即使我成为一个城里人，但骨子里永远都是乡下人。我不会跳舞，也不会打领带，上面穿着西服，脚上穿着布鞋。但是，我没有自卑，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做得更好。
老万终于考上了郑大成人班。拿到通知书那天，我们五个人一起到王城路上吃了一顿饭，大家纷纷向他道贺。老万却显得很平淡，他说，他复习了四年，每次看到其他同学考上大学，自己都非常失落，那可怕的一分，让他相信了宿命论。但是，他没有放弃，不过现在虽然考上了，但相比往常，年纪已大，还是以平常心看待吧。他对我说，你基础不好，但有天赋，不要放松。过几天我带你去新安县看看千唐志斋，那儿有很多学问，值得一看。
老万没有食言，他临走之前真的把我带到了新安县铁门的千唐志斋，我们细细地观摩那些唐代墓志，品读墓志上的记载，并学到了许多珍贵的文字。我还买了几本字帖，与老万在大门口拍了张彩色合影照。
我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并且十分热爱它。我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几乎全部用上了，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参加洛漂队的领导召开单位总结会，也对我的表现提出了表扬，这使我更有信心了。有一天，秦岭金矿的领导去省里开会返回时，专门到洛阳来看我，他对领导说，如果新单位不适应，他可以把我带回秦岭金矿。我听到领导说，他很优秀，我们决定留下了。
年底，单位对我们剩余的四个人又进行了一次考试，然后将我们的答卷送到三门峡劳动人事局。过了一周，那边打来电话，说我们的编制批下来了，四个人全部转为国家干部。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方成和梁子拿着暖水瓶和铝水壶，到王城路上打了两壶啤酒，挨着科室敬酒。有人还把脸盆翻过来，找了根棍子当鼓敲。领导听见，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发话：庆祝一下就行了，不要这样得意忘形！
我拿起行政办公室的电话，拨了“113”转到郑大，向老万报告我们的喜讯。老万连说三句：祝贺，祝贺，祝贺！
我又想起了杨静，给卢氏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杨静在那端沉默了良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问她和小范什么时间结婚，她淡淡地说：“我们分手了。”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