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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弯腰去桌子下拎起一瓶啤酒，启开，将眼前的玻璃杯倒满，便翻转右手，敲击着桌面，用南方腔与北方方言混合的声音喊，这是蔡立波的酒！他为这杯酒命名，似在宣扬领地，又是在强调，接下来他要畅饮。这个目光已经恍惚的人一再喊着那杯酒，似乎那杯酒将不朽似的。房间里灯光很暗，墙壁和天花板都挂满了苇帘。锅里的羊肉咕嘟着，不多的肉粘着骨头在开水里颤抖，热气不停上升。一杯从小时候就让我们眼馋的“北冰洋”汽水钻进胃里，好像要为时光掌舵似的。蔡立波坐在对面，目光一下子就探到了二十年前。
蔡立波是我先生老黄的高中同学，去年他们高中同学聚会后，他从上海给我们寄来一些孩子的衣服，还有几个木质的茶杯和饭碗，说是他之前开网店留下的库存。老黄也将我的散文集寄给他，他特意认真读了，还跟老黄谈了自己的想法。因而这次他从沪上回来，招呼老黄见面，特意交代让我同去。说是还有一位叫刘颖的同学。老黄思索良久，把记得的女同学从脑子里过了一遍，也没想起这么个人。提起高中时代，老黄有着说不尽的感慨，说多少年过去，还会梦见英语老师又提问他了，没答上来，或者，梦见所有同学都考上大学走了，只留下他在宿舍，眼看着新生抱了铺盖一个个填满原来同学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坐在铺上，还是应该收拾东西离开。
据老黄讲，他们居住的那间乡村高中宿舍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那些不透风的洞像一枚枚失败的子弹的印记。冬天，学生们需要自己生炉子，怕煤气中毒，半夜再灭掉，所以怎么都暖和不起来。有一个大些的洞是透向另一间屋子的，久而久之，越来越大，后来竟能容一个人往隔壁的宿舍钻进钻出。当然，在想象里，这些洞也成为学生们精神出逃的途径。老师们都将语言训练成催逼他们的鞭子，为此，老黄高中三年，嘴里长口腔溃疡一直是常态，试过很多种药，却怎么都治不好。巨大压力之下，很多同学都重新做了选择，有的去当兵，有的去打工，有的干脆转学。老黄说，蔡立波那时候与众不同，神经兮兮的，有些诗人的气质，有一腔热情，他的想法总比其他人更新鲜。他写随笔、写诗歌，并且被新来的语文老师所赏识，还曾经把他的文字印成了小册子，在整个年级传阅。
蔡立波来电话的时候，我们刚从陶瓷博览会回来，正好要去取快递，是老黄大学同学寄来的一把吉他。这位同学经营了一家乐器行，前几日，听说我们大儿子要学乐器，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在宿舍、在洗澡间迷恋吉他的疯狂劲儿，他立马要了地址，说给寄把吉他过来。我们兴冲冲取了吉他回家，看见琴身泛着黄色光泽，再一看，琴头竟然断了。老黄哀声叹息，心疼了好一阵，但还是在微信里向同学致了谢。他没提琴头断了的事儿，只跟我说，必须得把它修好。
折腾了大半天，看见蔡立波发来微信，刘颖同学已经找好地方，说让先去一个整形医院门口找他。我和老黄误以为要在医院对面那家很显眼的饭店吃饭，等走至大门口，与他通电话，才说是别处。隔着街，老黄指着一个上身着黑色长袖外套，下身黑短裤的瘦男人说，那便是蔡立波了。他一开口便是南方腔。我心想，这么些年，南方的雨可能已经浸润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蔡立波在前边引路。我们顺着整形医院往西走，又左拐。路面布满了水坑，接着便闻见一股浓重的公共厕所的味道。右手边的老楼显出陈旧、破败的意味，这情景这味道，恍若十几年前我在省会城中村的租住地。在这城市居住十余年，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往前走了约莫三十米，蔡立波提示我们往里拐，便看见一条细长胡同，也有几十米。我从未见过这么细长的胡同，简直就是两排房子间的夹缝。毫不夸张地说，倘若一个大胖子从这里出入，那谁也别想过了，很容易就被堵死。只见胡同尽头有一扇打开的门，上边用本地方言写着：“没错，斗（唐山方言）是这里了！”蔡立波一拉门，便有一束门形的光映在对面的墙上。我们迎着光源进入，里边是几间连缀在一起的房间，迎面那张小桌上，电磁炉上的锅里咕嘟着牛羊肉，戴帽子的男人起身向我们问好。蔡立波说，这便是他们的同学刘颖。我和老黄相视而笑，原来刘颖是男的。但他们两个竟然全无印象。蔡立波一遍遍拉出回忆，试图为他们打通记忆通道，但终归是徒劳。他们像两块摆在不同方位的镜子，对同一人或者事物的记忆截然不同。最后，两个人隐起脸上的尴尬，碰杯，加微信，算是再重新认识一遍。
蔡立波给自己那杯酒命名之后，感慨起高中时代，内心沸腾着理想，当然，也沸腾着孤独，青春里这两种最旺盛的东西混合搅动在一起，幻化成文字。后来，他试图找到那些曾在同学间传阅的纸张，没想到已被母亲当成破烂卖掉了。当然，这是乡村诗人们青春痕迹最普遍的结局。他讲起在宿舍里男同学间的交谈，他们谈女生，也谈喜欢的音乐。那时，少年老黄喜欢在旧期刊上看篆刻和画作，几枚字之间仿佛耕种着花田，让他许久凝视，从中窥探其芬芳;那些画作上的色彩和线条也让他沉迷。蔡立波与不爱言语的老黄的交集是因為Beyond乐队。那时，在满是洞孔的破烂不堪的男生宿舍里，一群年轻人每日都要闲谈到深夜。老黄常是倾听者，有时候，他一觉醒来，他们还在说话。到现在，说过什么都已模糊了，但那种感觉却都记得。班主任非常负责，经常在凌晨出现在窗口、门口。一个人影印在那里，一段谈话才算终止。很快，长炕上就响起了鼾声，此起彼伏。
讲起这段的时候，老黄与刘颖不断添加细节。我在一边倾听着，感觉他们在一起合作一幅大树形状的图画。一个人涂出主干，另外两个填上叶子与鸟窝。
Beyond让他们年轻的心沸腾了，也让不一样个性的少年们觉得彼此亲近。这些在那时每天只有几角零花钱的男生，努力攒钱，就为买一盘磁带，在家里听，在上学路上听，偷偷藏在宿舍里听。仿佛有歌声的青春才能漫溢出些许花朵与小溪流，让日子不那么枯燥、无味。蔡立波说，当年一不小心将老黄一盘磁带给抹掉了，多少年里，他心怀愧疚，内心隐藏着深深的不安。老黄笑了，摆手，好像在空中抹平了什么。
其实前两年我们就知道，他们那时听过的磁带产自本县的一个小镇。小镇是闻名远近的批发集散地。20世纪90年代，有人跑去广州买了各种磁带回来，在自家的小屋里刻制盗版，销量巨大，发了一大笔财。当然，盗版的磁带以及廉价的礼物，也是旧时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从酒杯里一遍遍看见他们青春的倒影。说到最激动的时候，蔡立波想给老黄倒酒，但他谢绝了。从不喝酒的老黄举起了“北冰洋”汽水。 老黄说，那盘被蔡立波抹掉的磁带，其实是他第一盘Beyond乐队的磁带，当时托巴俊杰买的。巴俊杰，这个名字我听过，听说，那时就会弹吉他。他家住在学校所在的小镇上，不住校，每次一来早了就跟蔡立波他们一起聊音乐、聊文学。他留着林志颖那样的发型，白净帅气，又写一手漂亮字。语文老师时常拿他的作文卷面当范本。当然，别人也有写得不错的，但却不及他的字潇洒、飘逸。老黄又说，有时他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离人远，后来不知怎么就没有消息了。
蔡立波抿了一口酒，说，巴俊杰后来退学了，去打工，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许多个星期天，他会在下班之后，骑车几十里去找他。他的头发总是被风雕刻成大背头，尘土落满头、面，进门后，先把那件大衣脱掉，像大侠摘掉披风，也像一只蝉蜕去沉重的硬壳。他翻看蔡立波的课本、文具，又把它们推到一边，在炕角坐定。蔡立波坐在炕头。两个人相对着，从傍晚一直聊到夜幕降临，说了好几次要走，却又挪不动身子。他们聊歌词，聊小说，聊古典诗词，甚至聊娱乐与八卦，最后又聊到他们喜欢的Beyond乐队，有关他们的传闻，他们的唱法，他们的动作……每一个话题都是一扇门，通往他们向往的世界。一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
蔡立波说，其实巴俊杰不是清高，你看他那么白净也是有原因的，他当时患了白化病，只是还不太严重。在他脖子后边，已经出现斑驳的白。刘颖一脸惊讶。老黄急忙追问起巴俊杰现在的境况，蔡立波忽然摇起头，好像巴俊杰骑摩托车而去扬起的尘土还未落下。他说，他们也失去联系了。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酒精和诉说把蔡立波的舌头抻平了，那口南方腔不见了，家乡话抖搂出来。当年，他在上海遇到了挚爱，没想到，相处三年的女朋友竟然得了重病，癌症。那些日子，他陪伴她检查、就医，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宽慰自己。但最后，她还是走了。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至今依旧单身。经历过那样的拥有和失去，再能敞开心门也是艰难的。他努力将这一段说得平常、轻描淡写。把重点放在后边，说，当初的公司就在这时将他辞掉，让他失去了一切，而他后来才明白想要报复一个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获得金钱。所以这些年来，他努力拓展业务。他说他每年要看一部什么书还是什么电影，让自己变得理性起来，“狠”起来。那本书或者是电影的名字在嘈杂的环境里被模糊掉了，我没有再去核实。总之，他需要从另外的地方来吸取前行的营养。他举起他命名的“蔡立波的酒”，一饮而尽。我看见他仰起头，目光里似有潮气。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从旁边扯了张纸巾递给他。他接过去，却擦了擦嘴。
蔡立波又和刘颖喝了几杯啤酒，咂咂嘴说，今年比较感慨，很多同学离婚了，很多人要生二胎了，很多人工作不如意了，很多人事业有成了，欢喜悲忧，每个人都需要情绪的宣泄。说不出来的滋味，又幸福，又难过。
他又提起巴俊杰，说他退学也是很无奈。白化病是他妹妹先得的，很严重。那时的乡村闭塞，一旦有能够治疗并且保证痊愈的消息，做父母的自然要全力以赴，倾尽所有。没想到竟遭遇了一场治病骗局。他们的生活陷入拮据。为了填补那一个个生活的窟窿，他只得决定退学。没有跟同学们告别，没有解释，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维护少年的自尊。
就在蔡立波上大学的那几年，每次放假，巴俊杰还会去找他。他不停地追问着其他同学的状况，追问大学里的各种日常，幻想家里如果不受骗，自己不退学，或许那就是属于他的生活。他一次次去蔡立波家里，或许就是为了寻找各种元素，拼贴出他理想中的状态。
这些结果是老黄没有想到的。他喝了一口饮料，很难受的样子，好像他喝的不是饮料，而是酒。
大家忽然沉默起来。许久之后，他们三个干了一杯。我看见饭店房间里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个男人在那里喝酒划拳。一对男女在我们旁边面对而坐，红酒被启开，分别跳进两个透明酒杯里。男人五官不算端正，脸连着脖子都已经通红。原本朴素、呆板的女人开始媚笑。有几个人在外间大声说话，似乎都遥远。我忽然觉得身居另外的空间似的。蔡立波低下的头抬起，他的语言像河流，举着些许时光的浪花和月光。他笑称，当年韩寒正红。作为同龄人，他有野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要超过韩寒。他觉得这理想于他再正当不过，而且是真诚和热烈的。但毕业之后，他辗转去上海，这想法却渐行渐远。他举杯敬我，在他心里，能坚持写作才是站在理想的阶梯之上。其实我明白他要敬的不是我，而是自己曾经的理想。
一旁的刘颖始终戴着那顶黑帽子，升腾的热气和白酒、啤酒，让他脸色红润。他在讲处世法则，认为任何事儿都需要找人，处关系，并从中得到应得的实惠。在他眼里，无论社会怎么变，这个法则都不会变，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其他任何地方。老黄、蔡立波忽然变成另一队，他们认为，找熟人不如直接办事省时省力，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刘颖这么想也是有原因的，他记得高一时，班主任格外严厉，有时甚至是没事找茬，这让他日日头疼，一感觉到老师的影子临近，就紧张得手忙脚乱。他后来找到另外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老师，请他特地找班主任谈谈，从此，班主任对他客气许多，不再有任何刁难。他们三个又说了许多话，我静静坐着，忽然感觉他们是一颗钻石的不同切面，折射出不一樣的记忆。或者说，是记忆像钻石一样，有着不同的切面。当年遇到的光，把每个人都引往不同的方向。
就在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蔡立波的口音变了。刘颖笑他，说，为何另一位同学常年在上海居住，归来依旧说着家乡话，他却成了另外一副腔调？于是，他们打起赌，要给这位同学打电话，如果说普通话，刘颖罚喝三杯，如果说家乡话，蔡立波罚喝三杯。在嘈杂的小饭店里，他们两个人围着手机，按了免提。我和老黄安静地望着，像是一副眼镜的两个巨大镜片。只见锅里热气升腾，把他俩的声音拉扯得远了。电话里冒出的声音则更加遥远。于是，他们各说各的，都要罚对方酒。这两个人的交谈一下子变得毫无交集，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我走出那个房间，站在院子里，看店家不时端着一盆羊骨、举起几根羊肉串来回穿梭。有几张桌子已经换了新客人。旁边那对男女满脸红润，互相搀扶着走了。院子顶部盖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布，当作了大厅。靠边放了几张桌子，北边墙上和东边墙上各划了一个箭头，它们都指向一个死角。若不是忽然有人推门出来，并且里边冒出哗哗的水响，表明它洗手间的身份，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画那样两个箭头，指向什么。
洗手间也有普通家庭生活的影子，许多弃用的厨具与杂物堆砌着，灯光却是柔和的。等我回来的时候，蔡立波和刘颖还在争辩。其实他们都已经喝了好几杯，却仍旧在争到底谁应该被罚。于是，蔡立波又拨通那个男同学妻子的电话，让她来做裁判。在蔡立波去洗手间的时候，刘颖才说，这么刻意灌他，是想让他留下过夜。因为这么晚了，蔡立波还一再坚持要去车站拼车回老家。他的理由那般真诚，以至于后来蔡立波问我，下一杯酒该谁喝的时候，我忽然愣住了。我该说什么呢？我问他们。他俩便哈哈大笑。
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十几岁时的光景，在一个小山村里，头顶着理想之光，充满了力量，却又满怀犹豫。那些年，在一个少女的眼里，所有事物都通向未来，通向希望，也通向绝望。只是，此刻，它们都不那么清晰了，讲起来都成了笑谈。“蔡立波的酒”摇晃着，那是理想与现实在相撞，在翻腾。但谁又能真正分得清自己是走在一条理想之路还是现实之路呢。理想与现实又不是油与水，不可相融。我想起家里那断了琴头的吉他以及邮寄者与老黄十几年未见，却持续在我们生活里散发的诸多美好的祝福和情意，如此种种，何尝不是现实与理想之光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时间好像被卡住的磁带一般。他们把酒推来推去，然后各自喝了，然后又推来推去，又各自喝了，语言也是重复的。蔡立波一遍遍喊着他的酒，像是为记忆开道。好半天之后，他伸出大拇指指向门，示意我们先撤。
那天晚上，蔡立波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他和刘颖都说了很多告别的话。我和老黄走在狭长的胡同。回望时，蔡立波忽然拱手，向着我们的方向深鞠了一躬。夜色昏暗，我不知道，蔡立波告别的是我们，还是他借着酒精倾倒出的一段往事，或者是那未实现的写作梦想。老黄说，几十年过去了，感觉蔡立波依旧没有变。而我也觉得，他依旧是个带着忧郁的、情感浓烈的诗人，只是书写的方式改变了而已。
从那条窄胡同出来，再次路过公厕，路过水坑、一排正在落叶的巨大梧桐，路过几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我们像是从几十年前的旧时光里走出来的人。附近老旧的墙上挂着光亮的彩灯，一闪一闪，而天空有一弯小小的白月牙，像是不小心被谁掐下的指甲印。
责任编辑 陈美者
蔡立波是我先生老黄的高中同学，去年他们高中同学聚会后，他从上海给我们寄来一些孩子的衣服，还有几个木质的茶杯和饭碗，说是他之前开网店留下的库存。老黄也将我的散文集寄给他，他特意认真读了，还跟老黄谈了自己的想法。因而这次他从沪上回来，招呼老黄见面，特意交代让我同去。说是还有一位叫刘颖的同学。老黄思索良久，把记得的女同学从脑子里过了一遍，也没想起这么个人。提起高中时代，老黄有着说不尽的感慨，说多少年过去，还会梦见英语老师又提问他了，没答上来，或者，梦见所有同学都考上大学走了，只留下他在宿舍，眼看着新生抱了铺盖一个个填满原来同学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坐在铺上，还是应该收拾东西离开。
据老黄讲，他们居住的那间乡村高中宿舍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那些不透风的洞像一枚枚失败的子弹的印记。冬天，学生们需要自己生炉子，怕煤气中毒，半夜再灭掉，所以怎么都暖和不起来。有一个大些的洞是透向另一间屋子的，久而久之，越来越大，后来竟能容一个人往隔壁的宿舍钻进钻出。当然，在想象里，这些洞也成为学生们精神出逃的途径。老师们都将语言训练成催逼他们的鞭子，为此，老黄高中三年，嘴里长口腔溃疡一直是常态，试过很多种药，却怎么都治不好。巨大压力之下，很多同学都重新做了选择，有的去当兵，有的去打工，有的干脆转学。老黄说，蔡立波那时候与众不同，神经兮兮的，有些诗人的气质，有一腔热情，他的想法总比其他人更新鲜。他写随笔、写诗歌，并且被新来的语文老师所赏识，还曾经把他的文字印成了小册子，在整个年级传阅。
蔡立波来电话的时候，我们刚从陶瓷博览会回来，正好要去取快递，是老黄大学同学寄来的一把吉他。这位同学经营了一家乐器行，前几日，听说我们大儿子要学乐器，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在宿舍、在洗澡间迷恋吉他的疯狂劲儿，他立马要了地址，说给寄把吉他过来。我们兴冲冲取了吉他回家，看见琴身泛着黄色光泽，再一看，琴头竟然断了。老黄哀声叹息，心疼了好一阵，但还是在微信里向同学致了谢。他没提琴头断了的事儿，只跟我说，必须得把它修好。
折腾了大半天，看见蔡立波发来微信，刘颖同学已经找好地方，说让先去一个整形医院门口找他。我和老黄误以为要在医院对面那家很显眼的饭店吃饭，等走至大门口，与他通电话，才说是别处。隔着街，老黄指着一个上身着黑色长袖外套，下身黑短裤的瘦男人说，那便是蔡立波了。他一开口便是南方腔。我心想，这么些年，南方的雨可能已经浸润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蔡立波在前边引路。我们顺着整形医院往西走，又左拐。路面布满了水坑，接着便闻见一股浓重的公共厕所的味道。右手边的老楼显出陈旧、破败的意味，这情景这味道，恍若十几年前我在省会城中村的租住地。在这城市居住十余年，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往前走了约莫三十米，蔡立波提示我们往里拐，便看见一条细长胡同，也有几十米。我从未见过这么细长的胡同，简直就是两排房子间的夹缝。毫不夸张地说，倘若一个大胖子从这里出入，那谁也别想过了，很容易就被堵死。只见胡同尽头有一扇打开的门，上边用本地方言写着：“没错，斗（唐山方言）是这里了！”蔡立波一拉门，便有一束门形的光映在对面的墙上。我们迎着光源进入，里边是几间连缀在一起的房间，迎面那张小桌上，电磁炉上的锅里咕嘟着牛羊肉，戴帽子的男人起身向我们问好。蔡立波说，这便是他们的同学刘颖。我和老黄相视而笑，原来刘颖是男的。但他们两个竟然全无印象。蔡立波一遍遍拉出回忆，试图为他们打通记忆通道，但终归是徒劳。他们像两块摆在不同方位的镜子，对同一人或者事物的记忆截然不同。最后，两个人隐起脸上的尴尬，碰杯，加微信，算是再重新认识一遍。
蔡立波给自己那杯酒命名之后，感慨起高中时代，内心沸腾着理想，当然，也沸腾着孤独，青春里这两种最旺盛的东西混合搅动在一起，幻化成文字。后来，他试图找到那些曾在同学间传阅的纸张，没想到已被母亲当成破烂卖掉了。当然，这是乡村诗人们青春痕迹最普遍的结局。他讲起在宿舍里男同学间的交谈，他们谈女生，也谈喜欢的音乐。那时，少年老黄喜欢在旧期刊上看篆刻和画作，几枚字之间仿佛耕种着花田，让他许久凝视，从中窥探其芬芳;那些画作上的色彩和线条也让他沉迷。蔡立波与不爱言语的老黄的交集是因為Beyond乐队。那时，在满是洞孔的破烂不堪的男生宿舍里，一群年轻人每日都要闲谈到深夜。老黄常是倾听者，有时候，他一觉醒来，他们还在说话。到现在，说过什么都已模糊了，但那种感觉却都记得。班主任非常负责，经常在凌晨出现在窗口、门口。一个人影印在那里，一段谈话才算终止。很快，长炕上就响起了鼾声，此起彼伏。
讲起这段的时候，老黄与刘颖不断添加细节。我在一边倾听着，感觉他们在一起合作一幅大树形状的图画。一个人涂出主干，另外两个填上叶子与鸟窝。
Beyond让他们年轻的心沸腾了，也让不一样个性的少年们觉得彼此亲近。这些在那时每天只有几角零花钱的男生，努力攒钱，就为买一盘磁带，在家里听，在上学路上听，偷偷藏在宿舍里听。仿佛有歌声的青春才能漫溢出些许花朵与小溪流，让日子不那么枯燥、无味。蔡立波说，当年一不小心将老黄一盘磁带给抹掉了，多少年里，他心怀愧疚，内心隐藏着深深的不安。老黄笑了，摆手，好像在空中抹平了什么。
其实前两年我们就知道，他们那时听过的磁带产自本县的一个小镇。小镇是闻名远近的批发集散地。20世纪90年代，有人跑去广州买了各种磁带回来，在自家的小屋里刻制盗版，销量巨大，发了一大笔财。当然，盗版的磁带以及廉价的礼物，也是旧时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从酒杯里一遍遍看见他们青春的倒影。说到最激动的时候，蔡立波想给老黄倒酒，但他谢绝了。从不喝酒的老黄举起了“北冰洋”汽水。 老黄说，那盘被蔡立波抹掉的磁带，其实是他第一盘Beyond乐队的磁带，当时托巴俊杰买的。巴俊杰，这个名字我听过，听说，那时就会弹吉他。他家住在学校所在的小镇上，不住校，每次一来早了就跟蔡立波他们一起聊音乐、聊文学。他留着林志颖那样的发型，白净帅气，又写一手漂亮字。语文老师时常拿他的作文卷面当范本。当然，别人也有写得不错的，但却不及他的字潇洒、飘逸。老黄又说，有时他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离人远，后来不知怎么就没有消息了。
蔡立波抿了一口酒，说，巴俊杰后来退学了，去打工，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许多个星期天，他会在下班之后，骑车几十里去找他。他的头发总是被风雕刻成大背头，尘土落满头、面，进门后，先把那件大衣脱掉，像大侠摘掉披风，也像一只蝉蜕去沉重的硬壳。他翻看蔡立波的课本、文具，又把它们推到一边，在炕角坐定。蔡立波坐在炕头。两个人相对着，从傍晚一直聊到夜幕降临，说了好几次要走，却又挪不动身子。他们聊歌词，聊小说，聊古典诗词，甚至聊娱乐与八卦，最后又聊到他们喜欢的Beyond乐队，有关他们的传闻，他们的唱法，他们的动作……每一个话题都是一扇门，通往他们向往的世界。一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
蔡立波说，其实巴俊杰不是清高，你看他那么白净也是有原因的，他当时患了白化病，只是还不太严重。在他脖子后边，已经出现斑驳的白。刘颖一脸惊讶。老黄急忙追问起巴俊杰现在的境况，蔡立波忽然摇起头，好像巴俊杰骑摩托车而去扬起的尘土还未落下。他说，他们也失去联系了。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酒精和诉说把蔡立波的舌头抻平了，那口南方腔不见了，家乡话抖搂出来。当年，他在上海遇到了挚爱，没想到，相处三年的女朋友竟然得了重病，癌症。那些日子，他陪伴她检查、就医，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宽慰自己。但最后，她还是走了。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至今依旧单身。经历过那样的拥有和失去，再能敞开心门也是艰难的。他努力将这一段说得平常、轻描淡写。把重点放在后边，说，当初的公司就在这时将他辞掉，让他失去了一切，而他后来才明白想要报复一个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获得金钱。所以这些年来，他努力拓展业务。他说他每年要看一部什么书还是什么电影，让自己变得理性起来，“狠”起来。那本书或者是电影的名字在嘈杂的环境里被模糊掉了，我没有再去核实。总之，他需要从另外的地方来吸取前行的营养。他举起他命名的“蔡立波的酒”，一饮而尽。我看见他仰起头，目光里似有潮气。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从旁边扯了张纸巾递给他。他接过去，却擦了擦嘴。
蔡立波又和刘颖喝了几杯啤酒，咂咂嘴说，今年比较感慨，很多同学离婚了，很多人要生二胎了，很多人工作不如意了，很多人事业有成了，欢喜悲忧，每个人都需要情绪的宣泄。说不出来的滋味，又幸福，又难过。
他又提起巴俊杰，说他退学也是很无奈。白化病是他妹妹先得的，很严重。那时的乡村闭塞，一旦有能够治疗并且保证痊愈的消息，做父母的自然要全力以赴，倾尽所有。没想到竟遭遇了一场治病骗局。他们的生活陷入拮据。为了填补那一个个生活的窟窿，他只得决定退学。没有跟同学们告别，没有解释，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维护少年的自尊。
就在蔡立波上大学的那几年，每次放假，巴俊杰还会去找他。他不停地追问着其他同学的状况，追问大学里的各种日常，幻想家里如果不受骗，自己不退学，或许那就是属于他的生活。他一次次去蔡立波家里，或许就是为了寻找各种元素，拼贴出他理想中的状态。
这些结果是老黄没有想到的。他喝了一口饮料，很难受的样子，好像他喝的不是饮料，而是酒。
大家忽然沉默起来。许久之后，他们三个干了一杯。我看见饭店房间里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个男人在那里喝酒划拳。一对男女在我们旁边面对而坐，红酒被启开，分别跳进两个透明酒杯里。男人五官不算端正，脸连着脖子都已经通红。原本朴素、呆板的女人开始媚笑。有几个人在外间大声说话，似乎都遥远。我忽然觉得身居另外的空间似的。蔡立波低下的头抬起，他的语言像河流，举着些许时光的浪花和月光。他笑称，当年韩寒正红。作为同龄人，他有野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要超过韩寒。他觉得这理想于他再正当不过，而且是真诚和热烈的。但毕业之后，他辗转去上海，这想法却渐行渐远。他举杯敬我，在他心里，能坚持写作才是站在理想的阶梯之上。其实我明白他要敬的不是我，而是自己曾经的理想。
一旁的刘颖始终戴着那顶黑帽子，升腾的热气和白酒、啤酒，让他脸色红润。他在讲处世法则，认为任何事儿都需要找人，处关系，并从中得到应得的实惠。在他眼里，无论社会怎么变，这个法则都不会变，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其他任何地方。老黄、蔡立波忽然变成另一队，他们认为，找熟人不如直接办事省时省力，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刘颖这么想也是有原因的，他记得高一时，班主任格外严厉，有时甚至是没事找茬，这让他日日头疼，一感觉到老师的影子临近，就紧张得手忙脚乱。他后来找到另外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老师，请他特地找班主任谈谈，从此，班主任对他客气许多，不再有任何刁难。他们三个又说了许多话，我静静坐着，忽然感觉他们是一颗钻石的不同切面，折射出不一樣的记忆。或者说，是记忆像钻石一样，有着不同的切面。当年遇到的光，把每个人都引往不同的方向。
就在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蔡立波的口音变了。刘颖笑他，说，为何另一位同学常年在上海居住，归来依旧说着家乡话，他却成了另外一副腔调？于是，他们打起赌，要给这位同学打电话，如果说普通话，刘颖罚喝三杯，如果说家乡话，蔡立波罚喝三杯。在嘈杂的小饭店里，他们两个人围着手机，按了免提。我和老黄安静地望着，像是一副眼镜的两个巨大镜片。只见锅里热气升腾，把他俩的声音拉扯得远了。电话里冒出的声音则更加遥远。于是，他们各说各的，都要罚对方酒。这两个人的交谈一下子变得毫无交集，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我走出那个房间，站在院子里，看店家不时端着一盆羊骨、举起几根羊肉串来回穿梭。有几张桌子已经换了新客人。旁边那对男女满脸红润，互相搀扶着走了。院子顶部盖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布，当作了大厅。靠边放了几张桌子，北边墙上和东边墙上各划了一个箭头，它们都指向一个死角。若不是忽然有人推门出来，并且里边冒出哗哗的水响，表明它洗手间的身份，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画那样两个箭头，指向什么。
洗手间也有普通家庭生活的影子，许多弃用的厨具与杂物堆砌着，灯光却是柔和的。等我回来的时候，蔡立波和刘颖还在争辩。其实他们都已经喝了好几杯，却仍旧在争到底谁应该被罚。于是，蔡立波又拨通那个男同学妻子的电话，让她来做裁判。在蔡立波去洗手间的时候，刘颖才说，这么刻意灌他，是想让他留下过夜。因为这么晚了，蔡立波还一再坚持要去车站拼车回老家。他的理由那般真诚，以至于后来蔡立波问我，下一杯酒该谁喝的时候，我忽然愣住了。我该说什么呢？我问他们。他俩便哈哈大笑。
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十几岁时的光景，在一个小山村里，头顶着理想之光，充满了力量，却又满怀犹豫。那些年，在一个少女的眼里，所有事物都通向未来，通向希望，也通向绝望。只是，此刻，它们都不那么清晰了，讲起来都成了笑谈。“蔡立波的酒”摇晃着，那是理想与现实在相撞，在翻腾。但谁又能真正分得清自己是走在一条理想之路还是现实之路呢。理想与现实又不是油与水，不可相融。我想起家里那断了琴头的吉他以及邮寄者与老黄十几年未见，却持续在我们生活里散发的诸多美好的祝福和情意，如此种种，何尝不是现实与理想之光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时间好像被卡住的磁带一般。他们把酒推来推去，然后各自喝了，然后又推来推去，又各自喝了，语言也是重复的。蔡立波一遍遍喊着他的酒，像是为记忆开道。好半天之后，他伸出大拇指指向门，示意我们先撤。
那天晚上，蔡立波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他和刘颖都说了很多告别的话。我和老黄走在狭长的胡同。回望时，蔡立波忽然拱手，向着我们的方向深鞠了一躬。夜色昏暗，我不知道，蔡立波告别的是我们，还是他借着酒精倾倒出的一段往事，或者是那未实现的写作梦想。老黄说，几十年过去了，感觉蔡立波依旧没有变。而我也觉得，他依旧是个带着忧郁的、情感浓烈的诗人，只是书写的方式改变了而已。
从那条窄胡同出来，再次路过公厕，路过水坑、一排正在落叶的巨大梧桐，路过几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我们像是从几十年前的旧时光里走出来的人。附近老旧的墙上挂着光亮的彩灯，一闪一闪，而天空有一弯小小的白月牙，像是不小心被谁掐下的指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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