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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关心，积极治疗
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残酷迫害，罗瑞卿的腿伤十分严重，老战友张爱萍说福建民间有一种方法治疗骨伤的效果比较好，他建议罗瑞卿到福建去治疗。
1974年底，在邓小平的关心下，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前往福建治疗腿伤。那时，罗瑞卿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江青等人多方打招呼，说罗瑞卿是释放管制的病人，不能叫首长，不许称同志，也不准会客。虽然有邓小平的批准，江青等人不敢公开阻挡，但却百般刁难。他们明知罗瑞卿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解手都要别人帮助拿便盆，却不准工作人员照料，连郝治平提出带两个孩子去都不行。因为争取到福建治病的机会本来就很不容易，所有的一切郝治平都只能默默地承受。
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民以及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却不管这些，他们不听“上面”的招呼，为罗瑞卿安排了较为舒适的疗养条件。皮定均还请罗瑞卿吃饭，并请来福建最有名的医生为他治疗，在生活上给予精心的安排和照顾，这一切让罗瑞卿夫妇非常感动。
罗瑞卿的住所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高大的木棉树和白玉兰树，还有绿阴环绕的池塘。在这种令人愉悦的环境里，他对治好自己的腿抱有很大的希望。
罗瑞卿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他有时兴奋而感激地对医生说，我的腿能不能站起来，全靠你啦。你对我这么精心负责，还是我出狱后第一次遇到的。
治疗期间，罗瑞卿每天按时服药，坚持锻炼。由于过去长期夜间工作，他并不习惯早起，可那段时间他却成了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每天清晨，他的双拐就开始笃笃地敲打着地面，日久天长，长满青草的地面被他踏出了一条路。
家里人原来担心，如果这次在福建治疗仍没有什么效果，罗瑞卿会承受不住这种打击。可是见到罗瑞卿的腿伤在慢慢地好转，郝治平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一个雨后的早上，罗瑞卿在郝治平的搀扶下练习走路，突然，他停下来说，今天，我要自己试一试。说完，他直直地站着把拐杖交给了郝治平。此时郝治平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想上去扶一把，罗瑞卿却满脸带笑地说，我站起来可以走路了。郝治平连忙取来照相机，摄下了这个镜头。
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向罗瑞卿竖起了大拇指。
腿伤在一天天地恢复，那段时间罗瑞卿的心情较好。当时，他除了看报听广播外，经常做的事就是写信，他一连给当时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李文一写了好几封信，从这些信中可看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李文一把这些信拿给时任总政宣传部顾问的魏传统看，魏传统与罗瑞卿早在延安时就相识，又曾是邻居，便给罗瑞卿写了一首诗。
魏传统的本意是想让罗瑞卿好好放松一下，不要考虑得太多，安心治病就行了。没想到罗瑞卿在接到老朋友的诗后，禁不住也诗兴大发，很快回了魏传统一首诗：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行人。
“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
1975年八一建军节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
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罗瑞卿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用自己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去，久久端详着遗容，泣不成声。
9月18日这一天，虽然没有人通知他，但罗瑞卿却坚决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最后上边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3个军委顾问派了一辆车。
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辆车，还要有推轮椅的。”
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
罗瑞卿口气坚定地说：“不去怎么行？如果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后来终于又争取到了一辆车。
那天在中山公园门口，罗瑞卿遇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
王定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罗瑞卿把轮椅停放在广场的西北角，在儿子的搀扶下，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看见他非常吃力地站着，便劝他先坐下歇一会儿。罗瑞卿气愤地说，就是连这里他们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爬也要爬去。”
邓小平读到王定国的这篇文章后，流下了眼泪。他十分挂念罗瑞卿的腿伤，留心着当时国内外骨科领域的最新技术，希望有办法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在 1977年8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作为邓小平的助手，罗瑞卿经常说：“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去拼命地工作。”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一坐下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然而，他那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运转的。邓小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时时提醒罗瑞卿说：“老罗，你身体要紧，不要太拼命了啊！”
罗瑞卿对此总是一笑置之。
此时，他已不满足于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提出要亲自到基层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工作起来，他就忘记了医生的话，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
担任军委秘书长不久，他就拄着拐杖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任丘油田参观，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查看人防工事。坐着轮椅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他，罗瑞卿坚决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下去，一直走到坑道深处……
腿伤给罗瑞卿带来了很多不便，下部队回来之后，他治疗腿的决心更大了。
邓小平见他那着急的样子，关切地对他说：“老罗，我已经打听好了，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一批专家，卢世璧就算一个，你现在就赶快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治疗吧！”
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打听到卢世璧治好了叶剑英弟弟叶道英的腿伤。
1978年春天，在邓小平的关心和督促下，罗瑞卿再次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多位专家对他进行了会诊，大家一致认为，罗瑞卿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住院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而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可是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治病呀？于是没几天，他便吵着非要出院。 罗瑞卿住院不久，郝治平在健康体检中偶然发现自己的肺部有个阴影，而且越长越快，医生对此很不乐观，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凶多吉少，于是她也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罗瑞卿住在医院的6层，郝治平住在5层。
此时的罗瑞卿心里很不平静，他顾不上自己的病痛，平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在病床前陪伴着郝治平。他对妻子说：“医生说只有动了手术，才能有明确的诊断，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罗瑞卿心里也没有底。
在罗瑞卿的鼓励下，郝治平终于鼓足了勇气。郝治平手术的当天，罗瑞卿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面。
手术结果出来了，郝治平患的是恶性肿瘤。当时，孩子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先让罗瑞卿知道。因为他们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弄不好会出现意外。
虽然罗瑞卿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当结论呈现在面前时，他还是悲伤得说不出话来。护士把饭菜送了进来，甚至把碗端到了他嘴边。罗瑞卿急促地呼吸着，难以下咽，他让身边的人全都出去，说自己要单独呆一会儿。这时，警卫员小王走进病房，看见罗瑞卿独自一人坐在床边掉眼泪。
德国永别，终成憾事
早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关方面就请来了两位联邦德国的骨科专家诊视过罗瑞卿的腿，德国专家建议罗瑞卿最好能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肢，这样对今后的工作生活都很方便。他们告诉罗瑞卿，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伤，联邦德国积累了治疗残肢的丰富经验，而且手术的条件也比中国好，如果能去他们那里接受手术治疗，装一个人造股骨头，罗瑞卿左腿的功能就会大大地改善。一席话，让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
当晚，卢世璧大夫来给罗瑞卿做检查。罗瑞卿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怎么治，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从国内讲，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但数量很少。”罗瑞卿点了点头，目送着卢世璧走出了病房。
这期间，联邦德国方面显得友好主动，中国方面也很重视这件事，有关方面还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还给联邦德国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联邦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有99%的把握。
于是，罗瑞卿决定到联邦德国去接受手术治疗。
6月的一天，郝治平刚出院不久，罗瑞卿就告诉她自己出国治腿的事情经中央批准已经定下来了。郝治平听后吃惊地说道：“前几天还说没有最后定。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商量！”
罗瑞卿解释说：“这是组织上批准的，况且还有我们自己的医学专家陪着我们一同去，联邦德国方面回答得也很肯定，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发那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钱信忠送罗瑞卿到了机场，他单独找负责陪同的医务人员叮嘱道：“你们自己也知道，这次到联邦德国去，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确保首长的安全，同时还要多向人家学习。”
1978年7月18日，载着罗瑞卿的飞机降落在了联邦德国的科隆机场。
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信心十足地说：“虽然现在我还坐着轮椅，不过等到我回来时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他还对送他出国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到时再接我回去。”
就这样，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决定于8月2日进行手术。
手术的日子快到了，随行的医生们那几天对罗瑞卿几乎寸步不离，给他介绍情况，鼓励他增强信心，战胜困难。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陪当时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到医院看望罗瑞卿，并在一起合了影。
那天晚上，罗瑞卿对郝治平说：“我这里你不必担心，还是早一点回旅馆休息吧。”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望着她出了门。
8月2日早上7点，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了手术室。郝治平只好在病房里等候。大约到了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联邦德国的医护人员挡住并解释说，现在还不能看，因为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手术的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
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过几天你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一直到深夜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比较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谁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郝治平回到旅馆，丝毫没有倦意，她刚刚洗漱完毕，电话铃就刺耳地响了起来。郝治平本能地觉得事情不好。等她赶到医院不久，罗瑞卿便因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此时是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点40分。
得知罗瑞卿在联邦德国去世的消息，邓小平连声说：“不幸了，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一生很少后悔的邓小平十分后悔当初批准了罗瑞卿出国治疗，罗瑞卿的秘书和国内专家们也都后悔不迭。
1978年8月10日，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8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为罗瑞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同时为罗瑞卿降半旗志哀。（题图为晚年的罗瑞卿）
（责任编辑：徐嘉）
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残酷迫害，罗瑞卿的腿伤十分严重，老战友张爱萍说福建民间有一种方法治疗骨伤的效果比较好，他建议罗瑞卿到福建去治疗。
1974年底，在邓小平的关心下，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前往福建治疗腿伤。那时，罗瑞卿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江青等人多方打招呼，说罗瑞卿是释放管制的病人，不能叫首长，不许称同志，也不准会客。虽然有邓小平的批准，江青等人不敢公开阻挡，但却百般刁难。他们明知罗瑞卿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解手都要别人帮助拿便盆，却不准工作人员照料，连郝治平提出带两个孩子去都不行。因为争取到福建治病的机会本来就很不容易，所有的一切郝治平都只能默默地承受。
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民以及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却不管这些，他们不听“上面”的招呼，为罗瑞卿安排了较为舒适的疗养条件。皮定均还请罗瑞卿吃饭，并请来福建最有名的医生为他治疗，在生活上给予精心的安排和照顾，这一切让罗瑞卿夫妇非常感动。
罗瑞卿的住所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高大的木棉树和白玉兰树，还有绿阴环绕的池塘。在这种令人愉悦的环境里，他对治好自己的腿抱有很大的希望。
罗瑞卿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他有时兴奋而感激地对医生说，我的腿能不能站起来，全靠你啦。你对我这么精心负责，还是我出狱后第一次遇到的。
治疗期间，罗瑞卿每天按时服药，坚持锻炼。由于过去长期夜间工作，他并不习惯早起，可那段时间他却成了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每天清晨，他的双拐就开始笃笃地敲打着地面，日久天长，长满青草的地面被他踏出了一条路。
家里人原来担心，如果这次在福建治疗仍没有什么效果，罗瑞卿会承受不住这种打击。可是见到罗瑞卿的腿伤在慢慢地好转，郝治平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一个雨后的早上，罗瑞卿在郝治平的搀扶下练习走路，突然，他停下来说，今天，我要自己试一试。说完，他直直地站着把拐杖交给了郝治平。此时郝治平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想上去扶一把，罗瑞卿却满脸带笑地说，我站起来可以走路了。郝治平连忙取来照相机，摄下了这个镜头。
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向罗瑞卿竖起了大拇指。
腿伤在一天天地恢复，那段时间罗瑞卿的心情较好。当时，他除了看报听广播外，经常做的事就是写信，他一连给当时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李文一写了好几封信，从这些信中可看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李文一把这些信拿给时任总政宣传部顾问的魏传统看，魏传统与罗瑞卿早在延安时就相识，又曾是邻居，便给罗瑞卿写了一首诗。
魏传统的本意是想让罗瑞卿好好放松一下，不要考虑得太多，安心治病就行了。没想到罗瑞卿在接到老朋友的诗后，禁不住也诗兴大发，很快回了魏传统一首诗：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行人。
“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
1975年八一建军节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
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罗瑞卿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用自己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去，久久端详着遗容，泣不成声。
9月18日这一天，虽然没有人通知他，但罗瑞卿却坚决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最后上边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3个军委顾问派了一辆车。
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辆车，还要有推轮椅的。”
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
罗瑞卿口气坚定地说：“不去怎么行？如果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广场去！”后来终于又争取到了一辆车。
那天在中山公园门口，罗瑞卿遇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
王定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罗瑞卿把轮椅停放在广场的西北角，在儿子的搀扶下，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看见他非常吃力地站着，便劝他先坐下歇一会儿。罗瑞卿气愤地说，就是连这里他们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爬也要爬去。”
邓小平读到王定国的这篇文章后，流下了眼泪。他十分挂念罗瑞卿的腿伤，留心着当时国内外骨科领域的最新技术，希望有办法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在 1977年8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作为邓小平的助手，罗瑞卿经常说：“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去拼命地工作。”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一坐下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然而，他那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运转的。邓小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时时提醒罗瑞卿说：“老罗，你身体要紧，不要太拼命了啊！”
罗瑞卿对此总是一笑置之。
此时，他已不满足于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提出要亲自到基层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工作起来，他就忘记了医生的话，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
担任军委秘书长不久，他就拄着拐杖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任丘油田参观，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查看人防工事。坐着轮椅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他，罗瑞卿坚决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下去，一直走到坑道深处……
腿伤给罗瑞卿带来了很多不便，下部队回来之后，他治疗腿的决心更大了。
邓小平见他那着急的样子，关切地对他说：“老罗，我已经打听好了，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一批专家，卢世璧就算一个，你现在就赶快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治疗吧！”
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打听到卢世璧治好了叶剑英弟弟叶道英的腿伤。
1978年春天，在邓小平的关心和督促下，罗瑞卿再次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多位专家对他进行了会诊，大家一致认为，罗瑞卿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住院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而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可是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治病呀？于是没几天，他便吵着非要出院。 罗瑞卿住院不久，郝治平在健康体检中偶然发现自己的肺部有个阴影，而且越长越快，医生对此很不乐观，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凶多吉少，于是她也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罗瑞卿住在医院的6层，郝治平住在5层。
此时的罗瑞卿心里很不平静，他顾不上自己的病痛，平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在病床前陪伴着郝治平。他对妻子说：“医生说只有动了手术，才能有明确的诊断，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罗瑞卿心里也没有底。
在罗瑞卿的鼓励下，郝治平终于鼓足了勇气。郝治平手术的当天，罗瑞卿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面。
手术结果出来了，郝治平患的是恶性肿瘤。当时，孩子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先让罗瑞卿知道。因为他们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弄不好会出现意外。
虽然罗瑞卿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当结论呈现在面前时，他还是悲伤得说不出话来。护士把饭菜送了进来，甚至把碗端到了他嘴边。罗瑞卿急促地呼吸着，难以下咽，他让身边的人全都出去，说自己要单独呆一会儿。这时，警卫员小王走进病房，看见罗瑞卿独自一人坐在床边掉眼泪。
德国永别，终成憾事
早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关方面就请来了两位联邦德国的骨科专家诊视过罗瑞卿的腿，德国专家建议罗瑞卿最好能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肢，这样对今后的工作生活都很方便。他们告诉罗瑞卿，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伤，联邦德国积累了治疗残肢的丰富经验，而且手术的条件也比中国好，如果能去他们那里接受手术治疗，装一个人造股骨头，罗瑞卿左腿的功能就会大大地改善。一席话，让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
当晚，卢世璧大夫来给罗瑞卿做检查。罗瑞卿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怎么治，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从国内讲，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但数量很少。”罗瑞卿点了点头，目送着卢世璧走出了病房。
这期间，联邦德国方面显得友好主动，中国方面也很重视这件事，有关方面还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还给联邦德国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联邦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有99%的把握。
于是，罗瑞卿决定到联邦德国去接受手术治疗。
6月的一天，郝治平刚出院不久，罗瑞卿就告诉她自己出国治腿的事情经中央批准已经定下来了。郝治平听后吃惊地说道：“前几天还说没有最后定。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商量！”
罗瑞卿解释说：“这是组织上批准的，况且还有我们自己的医学专家陪着我们一同去，联邦德国方面回答得也很肯定，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发那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钱信忠送罗瑞卿到了机场，他单独找负责陪同的医务人员叮嘱道：“你们自己也知道，这次到联邦德国去，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确保首长的安全，同时还要多向人家学习。”
1978年7月18日，载着罗瑞卿的飞机降落在了联邦德国的科隆机场。
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信心十足地说：“虽然现在我还坐着轮椅，不过等到我回来时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他还对送他出国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到时再接我回去。”
就这样，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决定于8月2日进行手术。
手术的日子快到了，随行的医生们那几天对罗瑞卿几乎寸步不离，给他介绍情况，鼓励他增强信心，战胜困难。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陪当时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到医院看望罗瑞卿，并在一起合了影。
那天晚上，罗瑞卿对郝治平说：“我这里你不必担心，还是早一点回旅馆休息吧。”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望着她出了门。
8月2日早上7点，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了手术室。郝治平只好在病房里等候。大约到了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联邦德国的医护人员挡住并解释说，现在还不能看，因为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手术的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
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过几天你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一直到深夜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比较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谁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郝治平回到旅馆，丝毫没有倦意，她刚刚洗漱完毕，电话铃就刺耳地响了起来。郝治平本能地觉得事情不好。等她赶到医院不久，罗瑞卿便因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此时是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点40分。
得知罗瑞卿在联邦德国去世的消息，邓小平连声说：“不幸了，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一生很少后悔的邓小平十分后悔当初批准了罗瑞卿出国治疗，罗瑞卿的秘书和国内专家们也都后悔不迭。
1978年8月10日，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8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为罗瑞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同时为罗瑞卿降半旗志哀。（题图为晚年的罗瑞卿）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