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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贻斌因特殊的生活经历对乡村底层人物的心理和神态、语言有细致入微的了解，落笔有如成竹在胸，善于准确把握、细腻描绘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冲突。其新作《火鲤鱼》以一次回乡之旅将幼年时期关于渔鼓庙的记忆、回乡探访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与个人想象相结合，以悲悯的态度描绘苦宝、伞把、三国、小彩等人物的形象和命运，描述湖南小乡村渔鼓庙的山水风物和人物命运。采用新颖的艺术手法，虚实结合地勾勒了渔鼓庙的历史和现状，再现湖南小乡村的社会自然景观和精神生态，突显人物的情感和精神困境。
一、乡村小人物的精神困境
《火鲤鱼》中的渔鼓庙乡民没有宏大的理想，主要人物的愿望可以归纳为对爱情、尊严、亲情和城市生活等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
苦宝追求的是尊严和亲情。看似快活、无忧无虑的苦宝内心充满无人知晓的愁苦。父亲早亡的他渴望父爱，渴望读书的机会。母亲长期被队长克山欺辱使他感到羞耻，在小伙伴有意无意地刺伤中感到痛苦。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变得强壮，让克山畏惧、再也不敢欺负他娘，重获尊严。
伞把追求的是爱情。他对乐器有一种天生的悟性，凭借出色的音乐才能打动了随父亲下放到渔鼓庙的三妹子的芳心。三妹子的香味、走路、说话、笑的样子都与他人不同，她无视城市与乡村的壁垒，勇敢坚定地嫁给了伞把。渔鼓庙人大多只听过关于火鲤鱼的传说，但伞把说他见过好几次，河水映得红艳艳的，情景十分好看。正如他见到火鲤鱼却捉不到一样，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就在眼前，却终究失之交臂。三妹子终于在城市与乡村的不断往返中感到了厌烦和无望，离开了伞把。疯掉的伞把每日去河里寻找火鲤鱼，试图兑现对三妹子的承诺，挽回爱情。
水仙追求的是更好的爱情和生活。水仙和银仙是渔鼓庙的一对小姐妹，在一个夜晚悄悄出走去新疆，目的是逃脱家里安排的婚姻，有个工作，可以吃国家粮，摆脱农民的身份和乡村劳作。
为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水仙选择出走，三国、小彩、伞把选择忍耐，苦宝不堪忍耐最终出走。结局却都如篇首援引民谣所说：“死的死，走的走，好像灯中一盏油”。水仙、银仙再没有回到渔鼓庙，作者猜想对故乡毫不留恋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后来的生活不甚幸福；伞把无力解决进城问题，离婚后疯掉，为寻找火鲤鱼淹死在冬天的河里；三国的父亲、妹妹、妻子先后离家出走，却始终要不到一个理由，没有孩子和家人，晚年眼盲独居；苦宝尝试过以武力恐吓克山，一只一只地杀掉克山家的鸡，但都没有终止克山跟母亲的关系，最终压抑不住仇恨，毒杀克山和母亲后出走，消失在渔鼓庙乡民的记忆中；雪妹子坚持对二哥的爱情，被拒绝后出走新疆，自杀在一片向日葵花之中……他们追求尊严、爱情、城市生活的愿望都破灭了。无论是主动抗争，还是默默承受，结局都是悲凉的。小说充溢着悲凉的气氛，它描绘了乡村小人物对于生存状态的不满，追求理想生活行动的失败，以及其间在精神上的困顿和折磨。
“火鲤鱼”是贯穿小说首尾的核心意象。火鲤鱼是渔鼓庙传说中长满红鳞、遍体透明的生灵，得到它的人就能得到幸福。伞把、苦宝、三国、乐伢子等人都曾仔细地寻觅和遥想过。但小说中除了伞把见过一片艳红，再没有人亲眼见过，它只存在于渔鼓庙老人的传说中。小说以“火鲤鱼”为题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社会底层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火鲤鱼的不可得手，则象征着人物美好向往的难以实现。小说中人物的痛苦，都来自于美好向往与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在姜贻斌想象里的小说人物，都没有通过抗争获得幸福。苦宝、水仙、雪妹子等人的命运，并不是“我”亲眼所见或者听说，而是来自于作者想象。姜贻斌是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和认知，对乡村小人物命运做出的理解判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走向，是有乡村生活经历而后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客观而富有主观情感地对乡村生态进行的反映和反思。姜贻斌没有对造成人物悲剧的原因进行直白的关联、阐释，但其做出悲剧性的猜想和判断的本意，却足以引发读者对乡村世界存在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考，比如城乡差距、隔阂等问题。围绕着对追求和失落的悲剧性表现，小说以感性的形式反映历史和现实中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从悲剧命运中提炼和精粹出乡村小人物对理想生活状态求之不得的精神困境，捕捉到乡村底层人物精神世界的本质真实。
小说的悲剧性走向，除归因于对现实的分析和精炼，也体现了作者姜贻斌的悲剧意识。他将发生在乡村小人物身上的悲剧归为宿命：“生活的轨迹是很难预料的，你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它挪动。也许，在你受孕的那天起，上苍就把你的命运安排妥当了，你以后被一条无形的绳子牵引着，然后，踏上漫长的甜酸苦辣的生命之路。”小说沿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农民的悲剧形象。小说着重展现的不仅是社会悲剧，更是生存悲剧。
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描述：“她若有所思地望着门外，阳光在静静地照耀，然后，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说，老人们都说有的，还有些老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见过，我是没有见到过的。”“我没有继续问了，突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失望，还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失望来自于理想生活的不可企及。然而，正如火鲤鱼一直存在于渔鼓庙的传说中，渔鼓庙乡民所代表的底层人物，对于幸福的追寻也永不停歇。在求之不得的精神困境中仍不放弃追求，并因而有可能解决造成过去和现在不幸的原因。
二、乡村图景和生态的细腻谱绘
《火鲤鱼》塑造了出色的人物群像：天真而悲苦的苦宝、浪漫有才华的伞把、聪慧隐忍的小彩、善良却寂寞孤苦的三国、对爱情执着的雪妹子、刚强勇敢的水仙、自以为是而又粗暴的王一鸣等等。各有特征，细腻动人。小说采用散文笔法，简笔勾勒人物形象和命运，细笔描摹人物在各个阶段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现乡村小人物的痛苦灵魂，并将对于人物的喜爱、悲悯细腻地灌注笔端。
姜贻斌十分熟悉底层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细节，能够抓住细节真实反复描摹，使人物形象更为细腻和真实。“我”兄弟几人回乡时，眼盲独居、少与人往来的三国扶着墙走到喜伢子家，跻身在人群里。小说在这里对三国有一段细节描写：“三国很少插嘴，微笑地听着。听得高兴时，嘴巴大大地张开，一串串欢乐从嘴里飞出来。他黑黄的牙齿脱落了几颗。” “三国仰天大笑，正是的，正是的。说罢，大声地咳嗽，咳一阵，咳出一坨浓痰，噗一声落到地上，接着又嘿嘿地笑。”黑黄的牙齿脱落几颗的外貌描写，和将浓痰吐到地上的动作描写，刻画出一个极普通的农村老人形象。有老农的沧桑和不甚讲究的生活习惯和素养。而此刻谈话的欢快与三国平时的孤苦形成对照，在反衬三国生活不易的同时，突出三国对“我”一家的友好情感。扶着墙走来的细节描写令人心酸。“我见他抽烟很厉害，拿一条烟塞到他手里，他死活不收，说，老三，这怎么要得呢？我抽烟叶子蛮好的。我却十分固执，他也不拒绝了，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呢？将烟小心地放在凳子上。”此处通过语言及将烟小心放在凳子上的动作细节描写，结合小说前篇所描写的三国从不吃别人家的饭、即使眼盲仍然坚持生活自理，写出三国老实本分、自我约束的个性特征，突出三国的善良和自律。让人由衷地对这个不幸的人产生悲悯和尊重的情绪。 姜贻斌在对人物一笔一墨的描绘中，倾注了真挚的情感。苦宝的故事共分为五篇：第一篇描绘苦宝的天真逗趣，第二篇写苦宝因不能读书和克山欺辱母亲而生的痛苦，第三篇回忆苦宝父亲亡故的过程和对父爱的渴望，第四篇进一步写苦宝对克山仇恨的加深和报复，第五篇写苦宝杀人出走和内心的纠结。小说细腻地刻画苦宝对受教育和亲情的渴望，描述极为细腻动人。苦宝独自站在校门口看人玩耍，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听人朗诵，又在学生的眼光中羞惭地离开。他在伙伴读书的时候洗好手等在一旁，然后提出小小的要求说，给我看看书吧。不识字的苦宝一页一页地翻，然后“激动地歪歪斜斜地往家里跑”，欢快地告诉他娘，我刚才看完了一本书嘞。渔鼓庙没有人明白他的欢乐，苦宝娘则回以痛哭。苦宝仰起头问，娘娘娘，我为什么不能够去读书呢？苦宝渴望父爱，他甚至很想拉着别人的父亲喊一声爷，担心生疏了以后喊不出爷来，所以，每晚睡觉前嘴里念着“爷爷爷”练习。这些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对苦宝的悲悯，赋予苦宝这一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和灵魂。苦宝是善良的，在“我”一家搬到渔鼓庙的时候，很有责任心地帮忙搬家，带领“我”认识渔鼓庙，介绍各种乡村生活的常识。看似痴傻却总能说出让人无可反驳、啼笑皆非的话来。苦宝的天真、善良、愁苦让人怜惜，因而其愤怒、压抑、仇恨、扭曲更能引起人的痛感，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
其他即使如王一鸣这样的次要人物，姜贻斌也能抓住主要特征描摹入微：高不成低不就，在外不思进取，对内跋扈无理。熟悉乡村世界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是真实而丰满的。
以人物群像为重点、以湖南乡村风貌和历史事件为背景，《火鲤鱼》勾勒了几十年社会历史和乡村生态的演变。
小说以富于鲜明地域特征的语言，描绘湖南乡村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渔鼓庙有大片的菜土，蔬菜无比鲜嫩，充满着绿色的湿润的诗意。邵水河清悠悠，一眼可见的砂石和水草，水里有虾米，河边长着羊屎粒树，发洪水时河水会淹过河边的树和房屋。渔夫带着鸬鹚捕鱼，看似悠闲却不怀好意，被孩子用石头惊了鸬鹚，只好改到别的地方去。春天的雷公山上有映山红，飘荡着浓烈的花香和松香，鸟雀欢唱，地上铺就陈年的棕色松叶针，等等。姜贻斌对过去乡村风貌的描写是富有诗意的。
在随后的各种运动中，乡村的恬静和诗意被打破了。“渔鼓庙的人也似乎发疯了，竟然会毁掉赖以生存的菜地，将尚未成熟的瓜菜连根拔起，或者，让它们粉碎于忙碌的脚步之下，然后，在菜地上砌起一座座土炼钢炉，从雷公山砍来松树，塞于炉膛之中。人们像忙碌的蚂蚁，来返于菜地与雷公山之间，菜地上升腾起不灭的火焰，呛人的烟雾，像黑云笼罩的天空。人们将铁锅菜刀，意向上的铁扣，塞进烟火缭绕的炼钢炉，期盼它带来收获的喜悦。火光在夜晚熊熊燃烧，想起柴火的哔叭声，将天空映照得像起了天火，映照出人们疲惫不堪的脸庞，以及充满血丝的眼睛。”小说只在伞把的故事中穿插这一段关于大炼钢铁的描写，却笔调开阔地再现了那个疯狂年代对乡村生态的破坏，写出了大时代里疯狂的人像。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发展，致使乡村自然生态被破坏、年轻劳动力出走、乡村风气败坏。年轻人都去了外面的世界，家里只留下极少的人，田地不复过去的生气。河水脏污，雷公山因过度开发变得光秃秃的。旧的房屋更为破败陈旧，新建的楼房更衬得渔鼓庙陈腐和破败。新房子建起来了，主人的品味却没有提升，仍显露出农村的落后、城乡的差距。与自然生态破坏同步的是民风的嬗变。渔鼓庙被更多人遗弃了，车把抛弃妻子与情人王淑芳去了城里，无法融入城市后又回到渔鼓庙开办茶楼，提供打牌和色情服务场所。离开渔鼓庙的小彩努力生活，但丈夫不思进取，儿女没有正当工作、靠母亲支持生活。这正是当下乡村和城镇生活中常见而缺乏充分认知和挖掘的问题。
《火鲤鱼》对人物的神情面貌和精神心理把握精准，塑造了一群现实可亲的人物；对诗意的乡村生活、疯狂的年代、颓败的乡村现状进行简笔勾勒，体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以感性的形式，记录几十年间中国乡村的风貌和变化，并因此具有真实反映乡村生态、保存乡村社会研究的鲜活材料的特殊意义。
三、打破传统的阅读方式和期待视野
《火鲤鱼》呈现较为新颖的艺术风貌，以散文笔法描摹人物形象，全文充溢着浓厚的情感和诗意的描述，仿若一组写人物的散文共用同一个社会生活背景。主要人物之间没有紧密关系，在故事发展中，没有发生重要关联或影响故事走向的事件，人物故事各有自己的脉络。小说在整体叙事上没有核心故事线索，且不因循主要情节环环相扣地展开故事，因而结构较为松散，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强。主要人物的故事穿插进行，前后章节分别叙述不同人物的故事，缺乏逻辑关联，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顺序。比如三国的故事共有五个章节：第一段写回忆里的三国，简洁地交代三国的经历；第二段写“我”回乡时三国的生活状态，想象三国牵着妻儿的样子；第三段深入描写三国晚年生活的艰难心酸，想象三国妻子离家时的场景；第四段描写幻想中三国寻找妻儿的过程和状态；第五段以想象中的三国与并不存在的儿子的谈话，以及对三国妻子的出走加以解释。叙事顺序并非传统的正序、倒序，将分散的片段细节加以组合才能得出完整的人物形象和命运。
除了在叙事上的创新，《火鲤鱼》还将想象的艺术手法发挥到极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传统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的小说以 “我”的所见所闻构成小说的全部，而《火鲤鱼》中的“我”对于人物的故事却不完全掌握。在综合回忆和回乡时获得的信息后，仍不足以构成完整丰满的人生故事，因而采用想象的方式完善和丰富对象的命运。比如水仙、雪妹子的经历命运、三国妻子出走的原因和过程等等，都是借助生活经验推断、想象的。除人物命运外，姜贻斌通过想象完善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便于他直接地表达对人物的情感，而想象的运用，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物的内心、赋予人物以情感和灵魂。采用第一人称，“我”才能参与小彩和王一鸣的生活，表达对王一鸣的强烈厌恶和对小彩的怜惜和同情。采用想象，才能描绘三国渴望有个亲人在除夕夜里推开门跟他说“我回来了”，以此来渲染三国的孤苦。采用想象才能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下，尽情展示苦宝在杀死母亲后纠结痛苦的心理活动。通过幻想情节，表现三国的孤寂和对亲人的怀念渴望、展现苦宝对母亲的愧疚和痛苦，从而更深刻的揭示人物内心、更深切地表达对人物的悲悯。但是，想象手法的运用也导致小说中某些情境与现实混淆不清。比如“我”与满妹子幽会、在新疆偶遇水仙等情节，真假莫辩。“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搞不清，那些往事究竟哪是真哪是假，我好想生活在真实与梦幻之间。”
姜贻斌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因而具有荒诞和魔幻色彩。但他同时也极力追求本质真实，因而小说体现出细节真实、历史真实和想象虚构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小说对于人物形象以及乡村自然生态的描绘，展现了细节的真实。对人物语言、动作、外貌和心理的描绘都极为贴近现实。比如水仙出走后，三国与银仙家人对峙的场面：“银仙的父亲不停地咳嗽，将黑色的浓痰毫不客气地吐到三国脚下。银仙的母亲边哭边骂，不给三国一点面子。她抹着泪水，晶莹的泪光，湿亮了那张高颧骨的充满怨恨的脸庞。哭泣声，臭骂声，咳嗽声，包围着可怜的三国。银仙的弟妹们站在旁边，鼓着眼睛仇视地看着，好像要把他一刀杀了。”简短一段话带出多个人物，传神地勾勒出乡下人吵架的场面，和某类型乡村小人物的性格行为。小说对于渔鼓庙自然风貌和语言习俗的描摹，也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通过细节，鲜活细腻地谱绘了湖南小乡村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建构一个真实饱满的乡村世界。
《火鲤鱼》描述了渔鼓庙乡民几十年的命运，同时，它也是中国农村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缩影。造成小说中人物不幸的原因有偶然因素，也与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二哥与小彩明明情投意合，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到小彩父亲的反对，选择了出身工人家庭的王一鸣，导致了小彩不幸的婚姻；二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工作和婚姻问题上屡受挫折，因而没有勇气接受雪妹子的爱情，间接导致雪妹子的不幸；“我”的父亲因为城乡身份问题，而反对“我”与满妹子的婚姻；三妹子因为城乡身份带来的困难背弃爱情，离伞把而去。人物的选择和命运，都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运动相关。同时，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小说简笔勾勒了政治运动、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商店倒闭、下岗等历史和社会事件。姜贻斌没有直笔描述特殊历史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是对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历史背景采用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形成国画留白的效果。小说着眼于个体的命运和精神困境，将时代和个人融为一体，从细微处体现时代对个体的影响。因细节和历史的真实，《火鲤鱼》更像是一部回忆性的散文，仿佛渔鼓庙的人和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与想象、幻想相结合，小说体现出本质真实与魔幻色彩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曹庆红
一、乡村小人物的精神困境
《火鲤鱼》中的渔鼓庙乡民没有宏大的理想，主要人物的愿望可以归纳为对爱情、尊严、亲情和城市生活等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
苦宝追求的是尊严和亲情。看似快活、无忧无虑的苦宝内心充满无人知晓的愁苦。父亲早亡的他渴望父爱，渴望读书的机会。母亲长期被队长克山欺辱使他感到羞耻，在小伙伴有意无意地刺伤中感到痛苦。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变得强壮，让克山畏惧、再也不敢欺负他娘，重获尊严。
伞把追求的是爱情。他对乐器有一种天生的悟性，凭借出色的音乐才能打动了随父亲下放到渔鼓庙的三妹子的芳心。三妹子的香味、走路、说话、笑的样子都与他人不同，她无视城市与乡村的壁垒，勇敢坚定地嫁给了伞把。渔鼓庙人大多只听过关于火鲤鱼的传说，但伞把说他见过好几次，河水映得红艳艳的，情景十分好看。正如他见到火鲤鱼却捉不到一样，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就在眼前，却终究失之交臂。三妹子终于在城市与乡村的不断往返中感到了厌烦和无望，离开了伞把。疯掉的伞把每日去河里寻找火鲤鱼，试图兑现对三妹子的承诺，挽回爱情。
水仙追求的是更好的爱情和生活。水仙和银仙是渔鼓庙的一对小姐妹，在一个夜晚悄悄出走去新疆，目的是逃脱家里安排的婚姻，有个工作，可以吃国家粮，摆脱农民的身份和乡村劳作。
为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水仙选择出走，三国、小彩、伞把选择忍耐，苦宝不堪忍耐最终出走。结局却都如篇首援引民谣所说：“死的死，走的走，好像灯中一盏油”。水仙、银仙再没有回到渔鼓庙，作者猜想对故乡毫不留恋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后来的生活不甚幸福；伞把无力解决进城问题，离婚后疯掉，为寻找火鲤鱼淹死在冬天的河里；三国的父亲、妹妹、妻子先后离家出走，却始终要不到一个理由，没有孩子和家人，晚年眼盲独居；苦宝尝试过以武力恐吓克山，一只一只地杀掉克山家的鸡，但都没有终止克山跟母亲的关系，最终压抑不住仇恨，毒杀克山和母亲后出走，消失在渔鼓庙乡民的记忆中；雪妹子坚持对二哥的爱情，被拒绝后出走新疆，自杀在一片向日葵花之中……他们追求尊严、爱情、城市生活的愿望都破灭了。无论是主动抗争，还是默默承受，结局都是悲凉的。小说充溢着悲凉的气氛，它描绘了乡村小人物对于生存状态的不满，追求理想生活行动的失败，以及其间在精神上的困顿和折磨。
“火鲤鱼”是贯穿小说首尾的核心意象。火鲤鱼是渔鼓庙传说中长满红鳞、遍体透明的生灵，得到它的人就能得到幸福。伞把、苦宝、三国、乐伢子等人都曾仔细地寻觅和遥想过。但小说中除了伞把见过一片艳红，再没有人亲眼见过，它只存在于渔鼓庙老人的传说中。小说以“火鲤鱼”为题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社会底层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火鲤鱼的不可得手，则象征着人物美好向往的难以实现。小说中人物的痛苦，都来自于美好向往与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在姜贻斌想象里的小说人物，都没有通过抗争获得幸福。苦宝、水仙、雪妹子等人的命运，并不是“我”亲眼所见或者听说，而是来自于作者想象。姜贻斌是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和认知，对乡村小人物命运做出的理解判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走向，是有乡村生活经历而后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客观而富有主观情感地对乡村生态进行的反映和反思。姜贻斌没有对造成人物悲剧的原因进行直白的关联、阐释，但其做出悲剧性的猜想和判断的本意，却足以引发读者对乡村世界存在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考，比如城乡差距、隔阂等问题。围绕着对追求和失落的悲剧性表现，小说以感性的形式反映历史和现实中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从悲剧命运中提炼和精粹出乡村小人物对理想生活状态求之不得的精神困境，捕捉到乡村底层人物精神世界的本质真实。
小说的悲剧性走向，除归因于对现实的分析和精炼，也体现了作者姜贻斌的悲剧意识。他将发生在乡村小人物身上的悲剧归为宿命：“生活的轨迹是很难预料的，你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它挪动。也许，在你受孕的那天起，上苍就把你的命运安排妥当了，你以后被一条无形的绳子牵引着，然后，踏上漫长的甜酸苦辣的生命之路。”小说沿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农民的悲剧形象。小说着重展现的不仅是社会悲剧，更是生存悲剧。
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描述：“她若有所思地望着门外，阳光在静静地照耀，然后，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说，老人们都说有的，还有些老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见过，我是没有见到过的。”“我没有继续问了，突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失望，还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失望来自于理想生活的不可企及。然而，正如火鲤鱼一直存在于渔鼓庙的传说中，渔鼓庙乡民所代表的底层人物，对于幸福的追寻也永不停歇。在求之不得的精神困境中仍不放弃追求，并因而有可能解决造成过去和现在不幸的原因。
二、乡村图景和生态的细腻谱绘
《火鲤鱼》塑造了出色的人物群像：天真而悲苦的苦宝、浪漫有才华的伞把、聪慧隐忍的小彩、善良却寂寞孤苦的三国、对爱情执着的雪妹子、刚强勇敢的水仙、自以为是而又粗暴的王一鸣等等。各有特征，细腻动人。小说采用散文笔法，简笔勾勒人物形象和命运，细笔描摹人物在各个阶段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现乡村小人物的痛苦灵魂，并将对于人物的喜爱、悲悯细腻地灌注笔端。
姜贻斌十分熟悉底层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细节，能够抓住细节真实反复描摹，使人物形象更为细腻和真实。“我”兄弟几人回乡时，眼盲独居、少与人往来的三国扶着墙走到喜伢子家，跻身在人群里。小说在这里对三国有一段细节描写：“三国很少插嘴，微笑地听着。听得高兴时，嘴巴大大地张开，一串串欢乐从嘴里飞出来。他黑黄的牙齿脱落了几颗。” “三国仰天大笑，正是的，正是的。说罢，大声地咳嗽，咳一阵，咳出一坨浓痰，噗一声落到地上，接着又嘿嘿地笑。”黑黄的牙齿脱落几颗的外貌描写，和将浓痰吐到地上的动作描写，刻画出一个极普通的农村老人形象。有老农的沧桑和不甚讲究的生活习惯和素养。而此刻谈话的欢快与三国平时的孤苦形成对照，在反衬三国生活不易的同时，突出三国对“我”一家的友好情感。扶着墙走来的细节描写令人心酸。“我见他抽烟很厉害，拿一条烟塞到他手里，他死活不收，说，老三，这怎么要得呢？我抽烟叶子蛮好的。我却十分固执，他也不拒绝了，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呢？将烟小心地放在凳子上。”此处通过语言及将烟小心放在凳子上的动作细节描写，结合小说前篇所描写的三国从不吃别人家的饭、即使眼盲仍然坚持生活自理，写出三国老实本分、自我约束的个性特征，突出三国的善良和自律。让人由衷地对这个不幸的人产生悲悯和尊重的情绪。 姜贻斌在对人物一笔一墨的描绘中，倾注了真挚的情感。苦宝的故事共分为五篇：第一篇描绘苦宝的天真逗趣，第二篇写苦宝因不能读书和克山欺辱母亲而生的痛苦，第三篇回忆苦宝父亲亡故的过程和对父爱的渴望，第四篇进一步写苦宝对克山仇恨的加深和报复，第五篇写苦宝杀人出走和内心的纠结。小说细腻地刻画苦宝对受教育和亲情的渴望，描述极为细腻动人。苦宝独自站在校门口看人玩耍，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听人朗诵，又在学生的眼光中羞惭地离开。他在伙伴读书的时候洗好手等在一旁，然后提出小小的要求说，给我看看书吧。不识字的苦宝一页一页地翻，然后“激动地歪歪斜斜地往家里跑”，欢快地告诉他娘，我刚才看完了一本书嘞。渔鼓庙没有人明白他的欢乐，苦宝娘则回以痛哭。苦宝仰起头问，娘娘娘，我为什么不能够去读书呢？苦宝渴望父爱，他甚至很想拉着别人的父亲喊一声爷，担心生疏了以后喊不出爷来，所以，每晚睡觉前嘴里念着“爷爷爷”练习。这些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对苦宝的悲悯，赋予苦宝这一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和灵魂。苦宝是善良的，在“我”一家搬到渔鼓庙的时候，很有责任心地帮忙搬家，带领“我”认识渔鼓庙，介绍各种乡村生活的常识。看似痴傻却总能说出让人无可反驳、啼笑皆非的话来。苦宝的天真、善良、愁苦让人怜惜，因而其愤怒、压抑、仇恨、扭曲更能引起人的痛感，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
其他即使如王一鸣这样的次要人物，姜贻斌也能抓住主要特征描摹入微：高不成低不就，在外不思进取，对内跋扈无理。熟悉乡村世界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是真实而丰满的。
以人物群像为重点、以湖南乡村风貌和历史事件为背景，《火鲤鱼》勾勒了几十年社会历史和乡村生态的演变。
小说以富于鲜明地域特征的语言，描绘湖南乡村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渔鼓庙有大片的菜土，蔬菜无比鲜嫩，充满着绿色的湿润的诗意。邵水河清悠悠，一眼可见的砂石和水草，水里有虾米，河边长着羊屎粒树，发洪水时河水会淹过河边的树和房屋。渔夫带着鸬鹚捕鱼，看似悠闲却不怀好意，被孩子用石头惊了鸬鹚，只好改到别的地方去。春天的雷公山上有映山红，飘荡着浓烈的花香和松香，鸟雀欢唱，地上铺就陈年的棕色松叶针，等等。姜贻斌对过去乡村风貌的描写是富有诗意的。
在随后的各种运动中，乡村的恬静和诗意被打破了。“渔鼓庙的人也似乎发疯了，竟然会毁掉赖以生存的菜地，将尚未成熟的瓜菜连根拔起，或者，让它们粉碎于忙碌的脚步之下，然后，在菜地上砌起一座座土炼钢炉，从雷公山砍来松树，塞于炉膛之中。人们像忙碌的蚂蚁，来返于菜地与雷公山之间，菜地上升腾起不灭的火焰，呛人的烟雾，像黑云笼罩的天空。人们将铁锅菜刀，意向上的铁扣，塞进烟火缭绕的炼钢炉，期盼它带来收获的喜悦。火光在夜晚熊熊燃烧，想起柴火的哔叭声，将天空映照得像起了天火，映照出人们疲惫不堪的脸庞，以及充满血丝的眼睛。”小说只在伞把的故事中穿插这一段关于大炼钢铁的描写，却笔调开阔地再现了那个疯狂年代对乡村生态的破坏，写出了大时代里疯狂的人像。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发展，致使乡村自然生态被破坏、年轻劳动力出走、乡村风气败坏。年轻人都去了外面的世界，家里只留下极少的人，田地不复过去的生气。河水脏污，雷公山因过度开发变得光秃秃的。旧的房屋更为破败陈旧，新建的楼房更衬得渔鼓庙陈腐和破败。新房子建起来了，主人的品味却没有提升，仍显露出农村的落后、城乡的差距。与自然生态破坏同步的是民风的嬗变。渔鼓庙被更多人遗弃了，车把抛弃妻子与情人王淑芳去了城里，无法融入城市后又回到渔鼓庙开办茶楼，提供打牌和色情服务场所。离开渔鼓庙的小彩努力生活，但丈夫不思进取，儿女没有正当工作、靠母亲支持生活。这正是当下乡村和城镇生活中常见而缺乏充分认知和挖掘的问题。
《火鲤鱼》对人物的神情面貌和精神心理把握精准，塑造了一群现实可亲的人物；对诗意的乡村生活、疯狂的年代、颓败的乡村现状进行简笔勾勒，体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以感性的形式，记录几十年间中国乡村的风貌和变化，并因此具有真实反映乡村生态、保存乡村社会研究的鲜活材料的特殊意义。
三、打破传统的阅读方式和期待视野
《火鲤鱼》呈现较为新颖的艺术风貌，以散文笔法描摹人物形象，全文充溢着浓厚的情感和诗意的描述，仿若一组写人物的散文共用同一个社会生活背景。主要人物之间没有紧密关系，在故事发展中，没有发生重要关联或影响故事走向的事件，人物故事各有自己的脉络。小说在整体叙事上没有核心故事线索，且不因循主要情节环环相扣地展开故事，因而结构较为松散，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强。主要人物的故事穿插进行，前后章节分别叙述不同人物的故事，缺乏逻辑关联，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顺序。比如三国的故事共有五个章节：第一段写回忆里的三国，简洁地交代三国的经历；第二段写“我”回乡时三国的生活状态，想象三国牵着妻儿的样子；第三段深入描写三国晚年生活的艰难心酸，想象三国妻子离家时的场景；第四段描写幻想中三国寻找妻儿的过程和状态；第五段以想象中的三国与并不存在的儿子的谈话，以及对三国妻子的出走加以解释。叙事顺序并非传统的正序、倒序，将分散的片段细节加以组合才能得出完整的人物形象和命运。
除了在叙事上的创新，《火鲤鱼》还将想象的艺术手法发挥到极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传统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的小说以 “我”的所见所闻构成小说的全部，而《火鲤鱼》中的“我”对于人物的故事却不完全掌握。在综合回忆和回乡时获得的信息后，仍不足以构成完整丰满的人生故事，因而采用想象的方式完善和丰富对象的命运。比如水仙、雪妹子的经历命运、三国妻子出走的原因和过程等等，都是借助生活经验推断、想象的。除人物命运外，姜贻斌通过想象完善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便于他直接地表达对人物的情感，而想象的运用，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物的内心、赋予人物以情感和灵魂。采用第一人称，“我”才能参与小彩和王一鸣的生活，表达对王一鸣的强烈厌恶和对小彩的怜惜和同情。采用想象，才能描绘三国渴望有个亲人在除夕夜里推开门跟他说“我回来了”，以此来渲染三国的孤苦。采用想象才能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下，尽情展示苦宝在杀死母亲后纠结痛苦的心理活动。通过幻想情节，表现三国的孤寂和对亲人的怀念渴望、展现苦宝对母亲的愧疚和痛苦，从而更深刻的揭示人物内心、更深切地表达对人物的悲悯。但是，想象手法的运用也导致小说中某些情境与现实混淆不清。比如“我”与满妹子幽会、在新疆偶遇水仙等情节，真假莫辩。“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搞不清，那些往事究竟哪是真哪是假，我好想生活在真实与梦幻之间。”
姜贻斌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因而具有荒诞和魔幻色彩。但他同时也极力追求本质真实，因而小说体现出细节真实、历史真实和想象虚构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小说对于人物形象以及乡村自然生态的描绘，展现了细节的真实。对人物语言、动作、外貌和心理的描绘都极为贴近现实。比如水仙出走后，三国与银仙家人对峙的场面：“银仙的父亲不停地咳嗽，将黑色的浓痰毫不客气地吐到三国脚下。银仙的母亲边哭边骂，不给三国一点面子。她抹着泪水，晶莹的泪光，湿亮了那张高颧骨的充满怨恨的脸庞。哭泣声，臭骂声，咳嗽声，包围着可怜的三国。银仙的弟妹们站在旁边，鼓着眼睛仇视地看着，好像要把他一刀杀了。”简短一段话带出多个人物，传神地勾勒出乡下人吵架的场面，和某类型乡村小人物的性格行为。小说对于渔鼓庙自然风貌和语言习俗的描摹，也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通过细节，鲜活细腻地谱绘了湖南小乡村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建构一个真实饱满的乡村世界。
《火鲤鱼》描述了渔鼓庙乡民几十年的命运，同时，它也是中国农村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缩影。造成小说中人物不幸的原因有偶然因素，也与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二哥与小彩明明情投意合，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到小彩父亲的反对，选择了出身工人家庭的王一鸣，导致了小彩不幸的婚姻；二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工作和婚姻问题上屡受挫折，因而没有勇气接受雪妹子的爱情，间接导致雪妹子的不幸；“我”的父亲因为城乡身份问题，而反对“我”与满妹子的婚姻；三妹子因为城乡身份带来的困难背弃爱情，离伞把而去。人物的选择和命运，都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运动相关。同时，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小说简笔勾勒了政治运动、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商店倒闭、下岗等历史和社会事件。姜贻斌没有直笔描述特殊历史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是对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历史背景采用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形成国画留白的效果。小说着眼于个体的命运和精神困境，将时代和个人融为一体，从细微处体现时代对个体的影响。因细节和历史的真实，《火鲤鱼》更像是一部回忆性的散文，仿佛渔鼓庙的人和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与想象、幻想相结合，小说体现出本质真实与魔幻色彩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