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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疑问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还能持续下去?
中国政府公布的200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9.1%(速报值),预计2004年也能达到8%的增长率。
从日本的经验上看,GDP冲破1万亿美元大关后,经济增长开始加剧。日本的GDP在1979年达到1万亿美元,为此日本在战后付出了30年时间。但日本以后仅用了7年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
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1万亿美元的目标,所以可能到2006年将超过法英两国跃居世界第4位,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经济第3大国,到2020年前后将与世界第2位的日本并头齐肩,并有可能超过日本。最终在2050年前后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
中国手机的普及数量在2003年9月底达到2亿5000万台,超过了美国的1亿5000万台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啤酒、钢铁、铜的消费量也独占鳌头。中国第一的行业今后还将不断扩大。
第二个疑问
国际商品价格上涨是不是中国造成的?
以前认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在日本媒体中占了大部分,但最近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进口导致国际商品价格上涨。2003年,中国国内的钢铁生产量为2亿2000万~2亿3000万吨,高出日本一倍,但这还不够消费,中国进口了3000万吨左右的钢材。显而易见,中国的需求给了国际钢铁价格以很大的影响。
中国在机床生产上也是世界第一,其市场规模在2002年为57亿美元,但国内只生产了市场上销售的45%,余下的55%是从国外进口的,其结果导致了机床价格的上升。废纸、重油、大豆等等都因为中国国内旺盛的需求而出现价格上升。从中国到欧美的海上运输增加,使海运运费攀升。
但应该看到,日本的高炉、海运、机床、建筑机械等业绩的好转,其背后均有中国需求的背景。
第三个疑问
中国有没有令人担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泡沫兆头,其分别是投资、银行贷款及货币供应。去年1~9月的固定资产(设备、不动产)投资比前年同时期增加了约31%,其中不动产投资增加了34%,设备投资在钢铁、纺织、机械方面尤为剧烈;在汽车产业上,国内外厂家也竞相增加了投资。中国经济明显处于过热状态。
银行贷款在2003年1~9月比去年增加了23%,只看新增贷款的话,比前一年猛增了90%以上。因为取得贷款的多为国营企业,所以这些贷款有可能在今后成为银行的不良债券。
2003年1~9月的货币供应也增加了20%。美邦储主席格林斯潘就在去年的讲话中谈到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第四个疑问
不良债券问题是否很严重?
中国政府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了国有资金,在努力提高银行的自我资产比率,但这样的对策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不清楚,认为不良债券问题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挫折的观点,决非言过其实。
中国金融机关的不良债权比率在2002年年底是24.1%,是日本城市银行、地方银行的比率(2003年3月财政年度)的1.3倍。从与GDP的比率上看,也是日本的4倍。可见问题是非常严峻的。
最近的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要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的比率,各行在2002年年底的比率为26%,要在2005年以前降低到15%。但这样一来放贷的分母变大,其结果有可能产生出新的不良债权,其危险程度在增高。
2007年中国将对外国银行完全开放人民币业务,于是在服务、人才、工资等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国金融机关将不可避免地直面严峻的状况。
2003年3月发生的“南京爱立信事件”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南京爱立信是南京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是经营最好的企业,它过去融资时主要找中国国内的银行,但现在它去找花旗银行了。中国的银行今后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的话,类似的事件还会不断发生。
第五个疑问
国有企业的改革有进展吗?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快得多。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减少了3000万人,吸收他们去工作的则是私营或个人经营的企业。
国有企业正在引进竞争机制。计算机厂家中最大的企业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那里实行了“末位淘汰制”,采用了公司职员相互评价业务的制度。每6个月按优秀、合格、要改善三个阶段进行评定,两次被评为“要改善”的人,就会被解雇。通过这个制度让公司职员之间有种危机感和紧张感,以确保公司的成功和利益的增加。
联想把业绩评定的结果在职工食堂里张榜公布,采用这样的制度在大多数日本企业看来是不可想像的。相比之下,日本企业依然残存着有损于形成有效激励的制度。
中国需求拉动日本经济
■ 文/J.P.摩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菅野雅明
日本向中国的出口风调雨顺。2003年1~11月,日本对华出口额占总其出口总额的18%,而在出口增加额中,对中国的出口占了85%。
目前的经济恢复是设备投资主导型的。正像《经济财政白皮书》所指出的,近几年出口与生产的关联度显著地提高了。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刺激了生产,其结果是增加了日本的设备投资,出现了良性循环的苗头。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使用在了什么地方?通常对华出口中的大部分被再次出口了,对中国本身的国内需求贡献不大。我们手头的中国国内需求方面的相关统计有限,所以还不能进行定量分析。但从经济产业省《海外当地法人动向》的调查上看,在华日资企业法人在2002年度中,销售的一半以上(65%)被再次出口到了中国国外,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比率仅有35%。
但是2003年上半年中国国内销售额的比率猛增到44%,中国的内需极大地提升了日资企业的销售比率。日资当地法人在中国的销售主要为机械产品,这说明中国旺盛的设备投资是日资企业销售增加的主要原因。另外从对华出口的重要产业之一的建筑机械、发动机、钢铁、化学制品等方面看,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展望未来,中国的设备投资将成为日本经济恢复的关键。的确,中国的设备投资有些过热,但2008年北京奥运将使今后2年~3年内的经济不会降温。这些对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探索新的经济模式,对传统的制造业的东山再起,具有新的意义。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要维持这种日中间的分工体制,其前提是日本在生产技术上能一直领先。中国供给能力的扩大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非常迅速的。日本要在设备生产方面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开发,并通过教育改革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同时还需要通过企业税制的改革来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日本还有必要打开国门让海外的优秀人才来日本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为制造业的复活而期望制造业增加就业岗位。制造业要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去,就要削减就业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先进国家制造业的宿命。
服务业将在增加就业岗位的扩大上发挥作用。为此,国家垄断的政府服务应该向民间开放,培育新的服务产业是重要的。股份公司应能进入教育、医疗、护理等增长性高的领域,相关的限制应该立即取消。在制造业能够缓一口气的时候,小泉首相在去年大选时提出的“从政府转向民间”的口号,到了立即实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