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罪人都像那只迷了路，回不了家的羊儿一样，那要抓吃小羊的老鹰，好像魔鬼;耶稣却是小羊的好收入，他来寻找罪人，要罪人悔改，信耶稣。每一次有一个罪人悔改，信耶稣，在天上都有盛大的欢喜快乐。”
　　——《圣经》
　　从1921年第一篇小说《沉沦》发表开始，郁达夫就是文坛上毁誉不一的热门话题。
　　与同时期作家不同，郁达夫公开标举“自叙传”的主张，在小说创作中也非常注重“自我”这个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实现。他说：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誉之者曰：“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发了狂了”;“下笔大胆，匠心独运，看得青年如醉如痴”;“在有数的几位文艺先辈中，达夫先生应是最能攫住青年心魄的一位。”
　　贬之者曰：“除了无端歌哭，无端狂笑，嘲世骂俗，牢骚满口而外，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
　　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可见郁达夫身上的争议之重。
　　《迷羊》也延续着郁达夫的一贯特点，借由主人公王介成的内心世界，以“自叙传”的表达自觉，诉说着作者自己的欲望和罪恶大胆坦诚的表露。
　　在《迷羊》中，故事的主人公是刚大学毕业的王介成，因为父亲与省长是故交，他在长江边的A城获得了一个闲差，本可以衣食无忧的修养身体。但因为一次偶遇，他无法抑制的爱上了名伶谢月英，为了她奋不顾身的辞了职位，与她一起去南京私奔。后来，两人一起去了更加繁华刺激的上海，过着纸醉金迷放纵不堪的生活，王介成逐渐沉溺于与谢月英两人的“灵与爱”中，欲望成为了他唯一的追求与理想。然而肉欲的激情终究消退，现实的显露愈发狰狞。王介成透支了自己的钱财和身体，谢月英也在留下了一封书信后决然不辞而别。歇斯底里的找尋未果，王介成彻底陷入绝望与迷茫之中。
　　故事的最后，郁达夫借王介成的笔写道：
　　“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
　　这样的忏悔似乎与教会中虔诚的信徒无二分别，但再仔细品味，却发现，这样的忏悔根本不指向于“忏悔的绝对意义”，也并不意味着“意识到自我的完善必须在一个绝对的标准面前，必须在一个神圣的至高前才能获得”。
　　王介成敢于把自己的忏悔讲给别人听，但所有听到的人，却不一定是“伟大的牧人”。借王介成之口吐露自己内心的郁达夫，虽把心中忏悔以话语说出去了、写出来，但他心中的迷茫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舒缓，情绪依然紧绷、纤细。甚至可以说，“伟大的牧人”从始至终，都是王介成或是作者心中的幻想。不得已做出无畏的忏悔，只不过是因为“人在上帝面前其实都不可能不充当迷途的羔羊，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忏悔”。
　　正因如此，郁达夫的忏悔绝不是纯粹宗教性的忏悔，而是他特有的——指向自己内心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反思。他的忏悔区别于一般的浪漫主义，不以“神圣”至高的上帝为忏悔的绝对标准，而是以时代与社会的种种罪恶与扭曲为判断的依据。
　　《迷羊》中叙述的不可不谓现实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这是在这细碎而平淡以极其逼真的艺术细节中，郁达夫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混乱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郁达夫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自我意识的唤醒也激发着郁达夫追求着个人自我完善和社会意识的自觉融合，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意识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个人与社会的双重维度。甚至呈现出拉扯的矛盾性——想要克制欲望却总是愈发堕落，想要帮助他人却总是身无长物，想要参与社会的变革却总是处在社会边缘。在多重矛盾的逼迫下，郁达夫的忏悔既具有西方宗教意识的“原罪感”，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力齐家治国的自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既是在爱欲与文明、灵与肉的冲突中挣扎的“沉沦者”，又是在一个在国家危亡家庭衰败下的“零余者”的形象。
　　但郁达夫在忏悔中所传递的并非无病呻吟的颓唐，而是清醒者的无奈。他曾说：“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作者简介
　　李咏谕（2001—），女，汉族，广东惠州，本科，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