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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反腐倡廉可谓成绩斐然。一年来，已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蒋洁敏、季建业等省部级官员、央企高管因为严重违法违纪相继落马；而一些官职略小的贪腐案更是数不胜数。
梳理公开材料可发现，落马者中，多人涉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事发之因多源于“官民互动”的反腐模式。
信访举报得力
对于公众来说，除了对落马官员的贪腐情况广为关注外，对贪腐案件的线索来源渠道也很关心。
据了解，纪检部门案件的来源渠道正在不断拓宽，除了来信、来访还有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12388举报电话等。2012年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41.8%，来源于公检法和审计机关移送的占20.9%。纪检监察机关还注重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关线索进行深挖细查，查处了一批“窝案”、“串案”，案件线索来源于办案中发现的占7.1%。
而盘点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高官，可以发现，刘铁男、李春城、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等人的案发均与群众举报有关。比如，倪发科卖掉机关大院，就导致老干部持续上访。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举报来自于网络，比如刘铁男的落马与网络举报有一定关系。去年12月，媒体人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今年5月，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在此前，去年11月，微博爆出了时任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雷政富从被举报到落马前后仅约63个小时。
另外，还有相当数量官员的落马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有关。比如蒋洁敏的落马，据报道与对他的离任审计有关。他和不久前被查的多名中石油高管一样，都是纪检机构直接查出来的。这些官员的落马，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纪检部门在反腐败中的核心角色。
网络反腐迅捷
在目前所有的举报方式中，网络举报是最易受到舆论关注的一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今年7月，产生一定影响的网络举报官员腐败案件约有30起，地域涉及北京、上海等多省市。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一些知情人采取了网上爆料的方式，先把贪腐官员的丑事在网上晒出来，让大家评说，有的甚至仅仅是个线索，也晒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纪检监察部门随即介入调查。
这种“网上爆料倒逼纪委调查”的方式创造了辉煌战绩。第一个被成功拉下马的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他在公开场合消费“九五至尊”香烟，网民质疑其收入来源不足以支撑如此高的消费，对其一阵穷追猛打，倒逼纪委介入调查。结果周久耕被查出受贿120万元，终获有期徒刑11年。此后，这种“民逼官反”的模式以“人肉搜索”为利器，让一大批贪官落马，最著名的当数“表叔”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房叔”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一时间，造就了“网络反腐”的奇观。
但是，网络反腐也存在弊端。一方面，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络反腐具有公开性、便捷性、互动性、低成本等优势，容易形成舆论热点。一些贪腐线索经网络披露之后，有关部门及时跟进立案调查，揪出了一些问题官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爆料反腐有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诬告、误伤、传播虚假信息甚至是谣言。由此看来，网络爆料只是有关机关收集信息掌握线索的一种渠道，要真正推动反腐进程，还是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设计，打破网上网下界限，实现举报与查处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克服网络监督的短板，将其纳入制度性反腐体系，中央已经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设计。
今年4月，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多个重点网站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并链接了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的举报中心。
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经开通新网站，其传递出两个信号：一是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重视民意、强力反腐的决心；二是体现了推进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决心，必将促使公民监督、网络反腐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制度反腐稳健
“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去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履新伊始就厉声反腐，警示官员。随后，习近平在多场重要讲话中，反复表达了反腐的决心，密集吹响了反腐“集结号”。
今年年初，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此后，注重反腐制度建设，构建权力之“笼”，被视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反腐的基本路径。
此后，从派出中央巡视组到清理会员卡行动等，一系列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陆续展开。人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举措，一手是打击，一手是预防，正在以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形态呈现。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专家认为，新规划体现了新一届执政党中央的反腐新思路，对今后5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反腐正在向科学化迈进，治标治本兼顾，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重视导致腐败的根源问题，又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實问题；惩戒预防结合，且更加侧重预防；政党群众协力，群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很高。
以往的反腐也讲求“官民互动”，采用的是“有关部门监督+群众来信举报”模式。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监督。比如，预计到某个领域、某些部门、某项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生腐败现象的几率比较高，由纪委牵头，组织监察、反贪、审计、财政等部门提前介入，全程监督，这样可以随时发现产生腐败的苗头，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监督。比如，群众发现线索主动举报，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进行调查。
这种反腐模式也确实让不少贪官落马。然而，近年来却越来越显示出三大弊端。其一，弹性大。对涉嫌官员的违纪行为查不查？查到哪个层次？是严肃处理、还是轻描淡写地处理？往往是极少数人说了算，因此，反腐常常被人解读为“选择性反腐”、“政治反腐”。其二，效率低。由于这种体制内的监督都是“封闭运行”，公众并不知情，基本上没有来自外部的舆论压力，所以，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时，也就不着急。时间一长，风头一过，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三，举报人常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久了，关系盘根错节，不少人深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道理，免不了在关键时刻为那些贪腐官员通风报信，以致于举报人得不到保护，反而遭受打击。
新模式的“官民互动”反腐倡廉，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的举报人通过暗中“盯梢”获取证据，如果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必定会引发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反腐的制度建设应在于严格的执行。这当中，制度的主体建设很重要，现阶段应通过制度化、法制化设计，畅通举报机制和奖励机制，发挥群众反腐的力量。（责编：贺贵成）
梳理公开材料可发现，落马者中，多人涉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事发之因多源于“官民互动”的反腐模式。
信访举报得力
对于公众来说，除了对落马官员的贪腐情况广为关注外，对贪腐案件的线索来源渠道也很关心。
据了解，纪检部门案件的来源渠道正在不断拓宽，除了来信、来访还有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12388举报电话等。2012年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41.8%，来源于公检法和审计机关移送的占20.9%。纪检监察机关还注重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关线索进行深挖细查，查处了一批“窝案”、“串案”，案件线索来源于办案中发现的占7.1%。
而盘点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高官，可以发现，刘铁男、李春城、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等人的案发均与群众举报有关。比如，倪发科卖掉机关大院，就导致老干部持续上访。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举报来自于网络，比如刘铁男的落马与网络举报有一定关系。去年12月，媒体人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今年5月，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在此前，去年11月，微博爆出了时任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雷政富从被举报到落马前后仅约63个小时。
另外，还有相当数量官员的落马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有关。比如蒋洁敏的落马，据报道与对他的离任审计有关。他和不久前被查的多名中石油高管一样，都是纪检机构直接查出来的。这些官员的落马，从发现线索、启动调查到公布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纪检部门在反腐败中的核心角色。
网络反腐迅捷
在目前所有的举报方式中，网络举报是最易受到舆论关注的一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今年7月，产生一定影响的网络举报官员腐败案件约有30起，地域涉及北京、上海等多省市。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一些知情人采取了网上爆料的方式，先把贪腐官员的丑事在网上晒出来，让大家评说，有的甚至仅仅是个线索，也晒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纪检监察部门随即介入调查。
这种“网上爆料倒逼纪委调查”的方式创造了辉煌战绩。第一个被成功拉下马的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他在公开场合消费“九五至尊”香烟，网民质疑其收入来源不足以支撑如此高的消费，对其一阵穷追猛打，倒逼纪委介入调查。结果周久耕被查出受贿120万元，终获有期徒刑11年。此后，这种“民逼官反”的模式以“人肉搜索”为利器，让一大批贪官落马，最著名的当数“表叔”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房叔”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一时间，造就了“网络反腐”的奇观。
但是，网络反腐也存在弊端。一方面，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络反腐具有公开性、便捷性、互动性、低成本等优势，容易形成舆论热点。一些贪腐线索经网络披露之后，有关部门及时跟进立案调查，揪出了一些问题官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爆料反腐有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诬告、误伤、传播虚假信息甚至是谣言。由此看来，网络爆料只是有关机关收集信息掌握线索的一种渠道，要真正推动反腐进程，还是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设计，打破网上网下界限，实现举报与查处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克服网络监督的短板，将其纳入制度性反腐体系，中央已经进行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设计。
今年4月，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多个重点网站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并链接了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国土资源部的举报中心。
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已经开通新网站，其传递出两个信号：一是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重视民意、强力反腐的决心；二是体现了推进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决心，必将促使公民监督、网络反腐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制度反腐稳健
“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去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履新伊始就厉声反腐，警示官员。随后，习近平在多场重要讲话中，反复表达了反腐的决心，密集吹响了反腐“集结号”。
今年年初，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此后，注重反腐制度建设，构建权力之“笼”，被视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反腐的基本路径。
此后，从派出中央巡视组到清理会员卡行动等，一系列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陆续展开。人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举措，一手是打击，一手是预防，正在以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形态呈现。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专家认为，新规划体现了新一届执政党中央的反腐新思路，对今后5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反腐正在向科学化迈进，治标治本兼顾，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重视导致腐败的根源问题，又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實问题；惩戒预防结合，且更加侧重预防；政党群众协力，群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很高。
以往的反腐也讲求“官民互动”，采用的是“有关部门监督+群众来信举报”模式。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监督。比如，预计到某个领域、某些部门、某项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生腐败现象的几率比较高，由纪委牵头，组织监察、反贪、审计、财政等部门提前介入，全程监督，这样可以随时发现产生腐败的苗头，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监督。比如，群众发现线索主动举报，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进行调查。
这种反腐模式也确实让不少贪官落马。然而，近年来却越来越显示出三大弊端。其一，弹性大。对涉嫌官员的违纪行为查不查？查到哪个层次？是严肃处理、还是轻描淡写地处理？往往是极少数人说了算，因此，反腐常常被人解读为“选择性反腐”、“政治反腐”。其二，效率低。由于这种体制内的监督都是“封闭运行”，公众并不知情，基本上没有来自外部的舆论压力，所以，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时，也就不着急。时间一长，风头一过，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三，举报人常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久了，关系盘根错节，不少人深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道理，免不了在关键时刻为那些贪腐官员通风报信，以致于举报人得不到保护，反而遭受打击。
新模式的“官民互动”反腐倡廉，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的举报人通过暗中“盯梢”获取证据，如果这种行为受到鼓励，必定会引发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反腐的制度建设应在于严格的执行。这当中，制度的主体建设很重要，现阶段应通过制度化、法制化设计，畅通举报机制和奖励机制，发挥群众反腐的力量。（责编：贺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