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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道家美学的跨文化价值研究”（13XSYK005）阶段性成果。
摘 要：卡夫卡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有着浓郁的喜爱情结，他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想象，将这种异域文化纳入其写作过程中去，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种跨文化解读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文化；道家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2
如果我们要追溯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不得不了解歌德，因为歌德是卡夫卡最崇敬也是阅读其作品最多的德国作家之一。歌德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有着其为关键的作用。是他预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并主张德国人应该向中国人靠拢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被德国人尊称为“魏玛的孔夫子”。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曾在《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回忆到：“卡夫卡想到歌德和福楼拜时怀有的那种喜爱之情在我跟他亲近的这22年中始终不渝。”
赫德森在《洛可可作风》中记载：“其时富人家中，必有‘中国室’，其中各物尽中国物也，苟无其物，亦不惜仿造”。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正值“中国热”盛行的时代，而作为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歌德，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中国物品及中国文化。歌德位于莱茵河畔的故居主厅就叫做“北京厅”，里面的陈设有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仿造的中国式古老风琴，琴盖上画着中国风景画：山水、杨柳、宝塔等等，好一幅静谧的中国乡村景致。卡夫卡就访问过歌德故居，这一番中国景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歌德对中国的喜爱并不仅限于中国物品方面，而且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大概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古籍的拉丁文译本他都读过。歌德在杜哈德编纂的《中国详志》中读过《诗经》里的几首诗、元曲等等。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歌德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尤其是在1813年和1827年，他认真的研究过中国的《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并成功地创作了他著名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这组诗，在艺术形式上特别简短严整且耐人寻味，具有典型的中国古诗格律。格调也是异常的恬淡清新，婉约有致。除此之外，在情感志趣方面，也是不输中国古典诗之雅致，“陶情诗酒”、而又“寄兴林泉”，颇有中国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这种内容与形式兼具的组诗，也就无怪乎被视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绝美佳作。海涅评价歌德的《西东诗集》说：“它是西方寄给东方的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可是意味着西方已经在烦厌它那冷酷枯燥的唯心论，而想在东方健全的肉体世界上，再振一下精神了。” 就歌德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重视和尝试性研究，使中国文化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再度重视和关注。那么，视歌德为崇拜对象的卡夫卡，自然有机会在歌德作品中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另外，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卡夫卡常随同布罗德参加一些文学沙龙及学术讨论会，并且被称为是“布拉格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卡夫卡同一时期的几位表现主义作家也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尝试。他认识布伯，跟德布林较为熟悉，又与埃伦施泰是同窗好友。布伯是与卡夫卡生活在同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宗教哲学家之一，他在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创作了有关中国的著作《庄子语录和寓言》以及《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这两本著作的问世使得他被誉为德国知识界的“中国专家”。德布林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国迷”，他曾不至一次的向布伯请教关于中国的习俗、文字等知识，他在1912年10月13号给布伯的信中写道：“我需要了解能为我创造环境、气氛的各种中国事情。我已经读了所有能够到手的东西，但很可能还有许多遗漏。”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程度。遂后又创作了一部表现主义名作《王伦三跳》，在小说中，他不仅对中国社会传统风俗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和描绘，而且通过使用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典籍中的一些意象，成功的阐发了自己所理解的道家哲学思想，包括对“无为”思想的体悟。然而却对孔孟学说进行了抨击批判。埃伦施泰也对中国文学也满怀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学中反抗压迫、控诉战争、抨击不平等社会现象等题材有超乎寻常的兴趣。他通过有选择性地改编中国诗歌来抒发和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抱负，比如，他在1922年选编的《诗经》以及次年改编的《白居易》一书中带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批判倾向，1924年编成的《中国控诉》是由《诗经》、《白居易》以及两首杜甫诗组成。其中一首《压迫》改编自《诗经》中的《魏风·硕鼠》，旨在控诉富人以贪婪暴虐的行径导致民众居无定所。这些布拉格文学作家，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完成对“中国”这一遥远国度的想象和创作，这种想象背后，有着强烈的自我观照意识，借助遥远中国古老的故事来表达对自身所处时代社会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卡夫卡身处动乱不堪的时代历史洪流中，不仅感染上其所在国家的焦虑和惶恐不安情绪，而且还有无法摆脱的犹太民族命运和压抑的家庭成长氛围等等，这一切赋予了他内向而又向内的性格符码，在进入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学领域时，又遇到了歌德这样一位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物，那种具有强烈异域色彩的中国给了卡夫卡对自身环境的恐惧和逃离心理以最具吸引力的想象。正如尼采在《朝霞——关于道德成见的思想》中对中国人的评论：“他们（中国人）足以帮助焦虑不安的和精疲力竭的欧洲输入一些亚洲式的宁静和沉思——这也许是最急需要的——以及亚洲式的坚忍。”[1]像他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无所归属”的异乡人也许更需要这种亚洲式的坚忍和宁静。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结缘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的碰撞中成为一种可能。他不仅钦慕古老的中国绘画艺术和木刻艺术，而且还读过不少中国古典哲学和宗教书籍。在与古斯塔夫·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曾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除了有老子《道德经》、《列子》以及庄子《南华经》之外，还有孔子《论语》《中庸》等等。他觉得读老子的思想就像是玩彩色玻璃球一样，从一个思想角滑落到另一个，却丝毫没有前进，所以说老子的思想对他来说还是个难题，而他马马虎虎读懂的，是庄子的《南华经》。
在卡夫卡的日记以及与友人的书信中，有多处提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社会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在卡夫卡给女友菲莉斯的情书中，有八处提到一首中国诗。1912年11月24日给菲莉斯的信中提到我国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一首《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首次引用这首诗，旨在向女友菲莉斯证明“开夜车”是属于全世界、包括中国男人的专利，来劝告女友不要熬夜。他还向女友解释富裕的中国人就寝前有用香料熏卧室的习俗，来帮助女友理解这首诗里的“香烬”。给菲莉斯的信证明了卡夫卡对袁枚这首诗有多么的爱不释手，因为他在随后的信中仍多次提及，12月4日至5日夜，他又写道：“与中国相反，这里是男人想夺走女友的灯。所以，这个男人不会比中国的学究更理智（在中国文学中，对学究的嘲讽和尊敬共存），因为他虽不想让女友在夜里写信，但夜信到的时候，他却迫不及待从邮差手里夺过来。”这句话依然是劝女友不要熬夜写信给他，但是从他对“中国学究”的解释，看出他对中国文学是有几分熟识的。1913年3月11日至12日他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想，是否可以叫你‘菲’？以前你有时候也是这样署名的，这也让人想到‘仙女’，还有美丽的中国……”而这种关于“仙女”和中国的想象，极有可能是跟他在1月16日提到的他所知道的布伯的《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聊斋志异》）有关。除了这些偶尔提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他还尝试着将中国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写作当中去，他创作了几部极具中国韵味的短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以及《往事一页》等等，它们或者以中国为故事背景，或者直接描写中国，都明显的带有中国文化色彩。在卡夫卡其他作品中，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描述和意识渗透其中。
经过这番关于研读“中国”的讨论，我们期待收获的是对卡夫卡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期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也期待收获一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文化阐释。
注释：
[1]Nietzsche，S?mtliche Werke，Bd.3，München 1980， S.185.
摘 要：卡夫卡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有着浓郁的喜爱情结，他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想象，将这种异域文化纳入其写作过程中去，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种跨文化解读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文化；道家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2
如果我们要追溯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不得不了解歌德，因为歌德是卡夫卡最崇敬也是阅读其作品最多的德国作家之一。歌德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有着其为关键的作用。是他预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并主张德国人应该向中国人靠拢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被德国人尊称为“魏玛的孔夫子”。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曾在《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回忆到：“卡夫卡想到歌德和福楼拜时怀有的那种喜爱之情在我跟他亲近的这22年中始终不渝。”
赫德森在《洛可可作风》中记载：“其时富人家中，必有‘中国室’，其中各物尽中国物也，苟无其物，亦不惜仿造”。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正值“中国热”盛行的时代，而作为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歌德，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中国物品及中国文化。歌德位于莱茵河畔的故居主厅就叫做“北京厅”，里面的陈设有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仿造的中国式古老风琴，琴盖上画着中国风景画：山水、杨柳、宝塔等等，好一幅静谧的中国乡村景致。卡夫卡就访问过歌德故居，这一番中国景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歌德对中国的喜爱并不仅限于中国物品方面，而且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大概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古籍的拉丁文译本他都读过。歌德在杜哈德编纂的《中国详志》中读过《诗经》里的几首诗、元曲等等。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歌德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尤其是在1813年和1827年，他认真的研究过中国的《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并成功地创作了他著名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这组诗，在艺术形式上特别简短严整且耐人寻味，具有典型的中国古诗格律。格调也是异常的恬淡清新，婉约有致。除此之外，在情感志趣方面，也是不输中国古典诗之雅致，“陶情诗酒”、而又“寄兴林泉”，颇有中国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这种内容与形式兼具的组诗，也就无怪乎被视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绝美佳作。海涅评价歌德的《西东诗集》说：“它是西方寄给东方的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可是意味着西方已经在烦厌它那冷酷枯燥的唯心论，而想在东方健全的肉体世界上，再振一下精神了。” 就歌德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重视和尝试性研究，使中国文化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再度重视和关注。那么，视歌德为崇拜对象的卡夫卡，自然有机会在歌德作品中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另外，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卡夫卡常随同布罗德参加一些文学沙龙及学术讨论会，并且被称为是“布拉格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卡夫卡同一时期的几位表现主义作家也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尝试。他认识布伯，跟德布林较为熟悉，又与埃伦施泰是同窗好友。布伯是与卡夫卡生活在同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宗教哲学家之一，他在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创作了有关中国的著作《庄子语录和寓言》以及《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这两本著作的问世使得他被誉为德国知识界的“中国专家”。德布林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中国迷”，他曾不至一次的向布伯请教关于中国的习俗、文字等知识，他在1912年10月13号给布伯的信中写道：“我需要了解能为我创造环境、气氛的各种中国事情。我已经读了所有能够到手的东西，但很可能还有许多遗漏。”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程度。遂后又创作了一部表现主义名作《王伦三跳》，在小说中，他不仅对中国社会传统风俗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和描绘，而且通过使用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典籍中的一些意象，成功的阐发了自己所理解的道家哲学思想，包括对“无为”思想的体悟。然而却对孔孟学说进行了抨击批判。埃伦施泰也对中国文学也满怀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学中反抗压迫、控诉战争、抨击不平等社会现象等题材有超乎寻常的兴趣。他通过有选择性地改编中国诗歌来抒发和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抱负，比如，他在1922年选编的《诗经》以及次年改编的《白居易》一书中带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批判倾向，1924年编成的《中国控诉》是由《诗经》、《白居易》以及两首杜甫诗组成。其中一首《压迫》改编自《诗经》中的《魏风·硕鼠》，旨在控诉富人以贪婪暴虐的行径导致民众居无定所。这些布拉格文学作家，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完成对“中国”这一遥远国度的想象和创作，这种想象背后，有着强烈的自我观照意识，借助遥远中国古老的故事来表达对自身所处时代社会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卡夫卡身处动乱不堪的时代历史洪流中，不仅感染上其所在国家的焦虑和惶恐不安情绪，而且还有无法摆脱的犹太民族命运和压抑的家庭成长氛围等等，这一切赋予了他内向而又向内的性格符码，在进入自己最感兴趣的文学领域时，又遇到了歌德这样一位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物，那种具有强烈异域色彩的中国给了卡夫卡对自身环境的恐惧和逃离心理以最具吸引力的想象。正如尼采在《朝霞——关于道德成见的思想》中对中国人的评论：“他们（中国人）足以帮助焦虑不安的和精疲力竭的欧洲输入一些亚洲式的宁静和沉思——这也许是最急需要的——以及亚洲式的坚忍。”[1]像他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无所归属”的异乡人也许更需要这种亚洲式的坚忍和宁静。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结缘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的碰撞中成为一种可能。他不仅钦慕古老的中国绘画艺术和木刻艺术，而且还读过不少中国古典哲学和宗教书籍。在与古斯塔夫·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曾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除了有老子《道德经》、《列子》以及庄子《南华经》之外，还有孔子《论语》《中庸》等等。他觉得读老子的思想就像是玩彩色玻璃球一样，从一个思想角滑落到另一个，却丝毫没有前进，所以说老子的思想对他来说还是个难题，而他马马虎虎读懂的，是庄子的《南华经》。
在卡夫卡的日记以及与友人的书信中，有多处提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社会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在卡夫卡给女友菲莉斯的情书中，有八处提到一首中国诗。1912年11月24日给菲莉斯的信中提到我国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一首《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首次引用这首诗，旨在向女友菲莉斯证明“开夜车”是属于全世界、包括中国男人的专利，来劝告女友不要熬夜。他还向女友解释富裕的中国人就寝前有用香料熏卧室的习俗，来帮助女友理解这首诗里的“香烬”。给菲莉斯的信证明了卡夫卡对袁枚这首诗有多么的爱不释手，因为他在随后的信中仍多次提及，12月4日至5日夜，他又写道：“与中国相反，这里是男人想夺走女友的灯。所以，这个男人不会比中国的学究更理智（在中国文学中，对学究的嘲讽和尊敬共存），因为他虽不想让女友在夜里写信，但夜信到的时候，他却迫不及待从邮差手里夺过来。”这句话依然是劝女友不要熬夜写信给他，但是从他对“中国学究”的解释，看出他对中国文学是有几分熟识的。1913年3月11日至12日他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想，是否可以叫你‘菲’？以前你有时候也是这样署名的，这也让人想到‘仙女’，还有美丽的中国……”而这种关于“仙女”和中国的想象，极有可能是跟他在1月16日提到的他所知道的布伯的《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聊斋志异》）有关。除了这些偶尔提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他还尝试着将中国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写作当中去，他创作了几部极具中国韵味的短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以及《往事一页》等等，它们或者以中国为故事背景，或者直接描写中国，都明显的带有中国文化色彩。在卡夫卡其他作品中，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描述和意识渗透其中。
经过这番关于研读“中国”的讨论，我们期待收获的是对卡夫卡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期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及文学创作，也期待收获一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文化阐释。
注释：
[1]Nietzsche，S?mtliche Werke，Bd.3，München 1980， S.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