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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四月四日，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三个清明节，本来打算回老家祭拜扫墓，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至今未能成行。于是，我把对父亲的思念诉诸笔端，遥寄给远在天堂的父亲，以表哀思。
三年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出差途中的我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返回老家，冲进了皖北煤电总医院。那时的父亲已呈昏迷状态，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绝望的我站立在ICU病房外，不论如何努力，甚至哀求，都无法进入病房，更别说到病床前看父亲一眼了！平生第一次和父亲近在咫尺，却犹如远在天边，那种感受真是欲哭无泪、撕心裂肺啊！
父亲刚过七十八岁，身体一直硬朗。国庆假期我由北京回老家看望父亲，他老人家精神状态挺好，还能骑电动车呢！十月十七日，哥哥来电话说，父亲突然发病，主要症状是走路不稳，吃饭用筷子食物送不到嘴里。父亲的病情，令远在外地的我既担忧却又在心里安慰自己，觉得父亲上了年岁，身体出现点儿状况，抓紧时间治疗，应该无大碍。当时，正值我所属的杂志社征订来年杂志的关键时期，有许多事情要与相关单位商谈，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另外，还有企业单位邀请我给书法爱好者开展书法篆刻艺术专题讲座。为了不影响工作的整体进展，不让矿区书法爱好者失望，我在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后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去陪伴照顾父亲，一心想着忙完手里的紧要工作后就回家。哪承想，这竟然使我失去了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令我痛心疾首，至今不能释怀！
父亲病情恶化非常迅速，十八号一早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乘车去医院，九点多钟办好住院手续，十一点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十二点，父亲被送进ICU抢救，此后再没醒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二十四天后，父亲终因救治无效而离世。在此过程中，我一直祈祷着父亲能清醒过来，能再看上我们一眼，能跟我们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经医院检查，看似强健硬朗的父亲其实是一位肺癌晚期患者，癌细胞已转移扩散到脑部，导致他出现意识障碍直至昏迷。父亲的身体至少一年前就出现了不适，医生说，病人真是有毅力，居然一直硬扛着。家人也一直没有发现父亲生病，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近年经常低烧，自己去医院开些退烧药吃就好了，也没发现其他异常。我每次回家问到父亲身体状况时，他都说挺好，并以自己饭量大、还能骑电动车当说辞，并嘱咐我在北京要好好工作，别为他担心。现在想来，老人还是隐约知道自己的病情的。进入二○一七年后，父亲多次跟我们兄弟几个说给他买块墓地，说岁数大了，先准备着。我们却以他身体挺好敷衍着。每每想起自己平日里对老人关心太少，也不仔细，我的心里就十分愧疚、痛楚。父亲啊，您风雨飘摇一生，临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走得如此仓促，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永久的怀念。在您七十八载人生路上，您曾洒下多少辛酸和汗水，您与我们的母亲风雨同舟、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人，而今，在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可以贴身伺候您的机会时，您就匆匆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对我而言，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痛恨自己的一时糊涂，居然没有想到死亡会以多种方式降临到不同的人身上！
父亲出身贫寒，苦难的童年、迷茫的少年、求索的青年、奋斗的中年、牵挂的老年构成了他平凡朴实的一生。父亲从小渴望读书，但是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早早地就要帮助父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整天里里外外忙活，锻炼出了精湛的生活本领和吃苦耐劳的性格，上学读书的事只能先让着弟弟妹妹。当我叔叔用五年时间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做老师的祖父看到我叔叔的确不是读书的料，才让我父亲经过考试直接就读三年级。这是因为父亲在承担起沉重的生活重担后并没有放弃对读书学习的渴望，他每次干完活儿，都会不顾劳累地拿起弟弟的课本偷偷自学。得到上学的机会后，他非常珍惜，更加如饥似渴地发奋学习。刻苦令父亲出色，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里宣读、讲解。后来，由于祖父政治上受到冲击，被送往外地劳动改造，直至客死他乡，刚读到初中二年级的父亲只能绝望地离开学校，中断了学业。
一九五七年，淮北煤矿大开发、大建设，祖父的几位同事进入到刚组建成立的“淮北煤炭专科学校”当文化课老师，他们了解我祖父的为人以及我父亲的学习情况，就让已经辍学的父亲到煤专学校边读书边在学校食堂做帮厨的工作，挣点儿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正是有了父亲的这份微薄的收入，才使得祖母带着叔叔姑姑们挺过了国家最困难的那三年，这期间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六○年，父亲被分配到濉溪矿务局张大庄煤矿从事井下运输工作。他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工作任劳任怨，很快就在单位崭露头角，受到单位职工和领导的认可。在父亲担任班长时期的一个夜晚，井下掘进工作面急需架棚支护水泥柱子一百五十根，恰逢父亲高烧四十度，但他吭都没吭一声，硬是带着几名职工坚持了整个晚上，将一百五十根水泥柱子运送到了工作面。这可是平时两个班的工作量啊。
父亲担任队长时，除了现场工作外，还要为队里职工做好后勤服务工作。那个年代发工资都是现金，当时的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妻儿老小都在农村生活，一家老小每月都眼巴巴地盼着那几十元工资养家糊口。有时哪怕晚开一天工资，职工都焦急万分。一个区通常有三四百名职工，却只有一个办事员，为了及时把工资发到职工手中，队长每月都要把本队一百多人的工资从区办事员那里领出来，再转发到职工手中。有一次，父亲在转发完职工工资后，发现多出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相当于十几位井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父亲认真地在灯下一笔一笔地核算，一个人一个人地对照，核对了几个小时，结果是自己没有发错，钱确实是多出来了。父亲立即想到那位区办事员焦急万分的样子，连夜赶到办事员家中（那时职工家里都没有电话，父亲赶到辦事员家中已是凌晨），推开房门，办事员两口子正大眼瞪小眼地发愁呢，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多块钱怎么就不翼而飞了！接过父亲如数归还的钱后，夫妻俩感动得哭了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煤矿提出“多出煤，出好煤”的口号，经常举行“夺煤大战”“大战红五月”“春节保勤”等劳动竞赛。那时虽然没有奖金激励，但职工们个个精神饱满，奋勇争先。有一年，上级为鼓励春节期间在矿保勤的职工，给每位出全勤的职工发一张烫有“保勤光荣”金字的年历牌。年历牌有烟盒大小，上面印有瑞金、遵义、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的照片，当时看起来十分精美。我们兄弟四个，每人都想拥有一张，我甚至奢望能集齐各种图案，当时任副区长的父亲，经手发出去的年历牌有好几百张，但是，父亲说，这年历牌是发给春节保勤职工的，是上级的关怀，也是一种荣誉，他只能把自己应得的那一张给我们。 受祖父所谓政治问题的牵连，作为“右派”的子女，父亲兄妹三人，在各方面都受到影响，不能入团，不能入党，也不能参军……也就是说，任何好事都不会轮到“右派”子女头上，他们已经被排挤、被歧视、被边缘化了。父亲内心是痛苦的，也没人懂得他内心的苦痛。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祖父平反落实政策后，父亲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九八年，父亲退休了，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读书看报上，用在关心儿孙的学习、工作和婚姻上……
父亲渐渐老了，腰板不再挺拔;父亲渐渐老了，眼神不再凌厉;父亲渐渐老了，听力明显下降。一贯严厉的父亲眼里盛满了慈爱，甚至有了几分无助。我们一个个像离巢的鸟儿一样飞了出去，组建了各自的小家。父亲心里盼望着我们回家，嘴里却总说：你们工作忙，就不要来回跑了，安心工作就好。父亲从来不向我们索要任何东西，却总是怕给我们的教导不够。每次回家，特别是我调到北京工作后，父亲总是告诫我，要踏实做人，用心工作。
我调入北京工作后第一次回家，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日夜惦念，带给他们一份团圆的惊喜，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归期。那天，当我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脱口说道：“你都走了二十六天了！”我顿时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这是一份怎样深厚的父爱啊！在我们离家的日日夜夜中，除了父母，还能有谁如此惦记牵挂着我们呢！不论我们年岁多大，在父母亲的心里，我们永远是孩子。
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区，父亲的人缘都很好。记得他当年矿上当队长时，三天两头就有队里的单身工人来家蹭饭，那时家里也穷，但父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热情款待。闲暇时回到老家，只要一见到邻近的村民，他都会主动掏出好烟递上，与他们一起唠唠家常。
父亲是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儿孙也是如此，有事总是自己默默扛着。即便在他弥留之际，也不曾给我们增添任何麻烦。其实，他哪里知道，如果他愿意给我们增添一丝“麻烦”，那都是我们莫大的安慰啊！也是给我们最后一次行孝的机会啊！父亲这样突然地离开，令我们的悲痛中融入了一份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作为儿子，我为父亲做的实在太少太少，工作再忙都不能成为疏忽照顾老人的理由。我很后悔，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陪他谈天说地，陪他读书散步，陪他炖菜做汤……山高可攀，海阔可越，塌了的路能够修复，断了的桥能够重架，熄灭了的灯能够重新点燃，唯有人的生命，一旦终止便回天无力！
父亲一生正直善良，处世坦荡;生活节俭，两袖清风。父亲走了，但他走过的生命历程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久久凝望著父亲的遗像，感觉他不曾离开，他的目光笑盈盈地看着我，给我安慰，给我温暖，令我感受到父爱无处不在！他依然在倾听着我的诉说，依然在关注着我的生活，依然在心里默数着我的归期……
盛 军：中国煤矿文联秘书长，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艺术报》《阳光》《安徽日报》等报刊。
三年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出差途中的我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返回老家，冲进了皖北煤电总医院。那时的父亲已呈昏迷状态，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绝望的我站立在ICU病房外，不论如何努力，甚至哀求，都无法进入病房，更别说到病床前看父亲一眼了！平生第一次和父亲近在咫尺，却犹如远在天边，那种感受真是欲哭无泪、撕心裂肺啊！
父亲刚过七十八岁，身体一直硬朗。国庆假期我由北京回老家看望父亲，他老人家精神状态挺好，还能骑电动车呢！十月十七日，哥哥来电话说，父亲突然发病，主要症状是走路不稳，吃饭用筷子食物送不到嘴里。父亲的病情，令远在外地的我既担忧却又在心里安慰自己，觉得父亲上了年岁，身体出现点儿状况，抓紧时间治疗，应该无大碍。当时，正值我所属的杂志社征订来年杂志的关键时期，有许多事情要与相关单位商谈，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另外，还有企业单位邀请我给书法爱好者开展书法篆刻艺术专题讲座。为了不影响工作的整体进展，不让矿区书法爱好者失望，我在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后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去陪伴照顾父亲，一心想着忙完手里的紧要工作后就回家。哪承想，这竟然使我失去了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令我痛心疾首，至今不能释怀！
父亲病情恶化非常迅速，十八号一早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乘车去医院，九点多钟办好住院手续，十一点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十二点，父亲被送进ICU抢救，此后再没醒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二十四天后，父亲终因救治无效而离世。在此过程中，我一直祈祷着父亲能清醒过来，能再看上我们一眼，能跟我们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经医院检查，看似强健硬朗的父亲其实是一位肺癌晚期患者，癌细胞已转移扩散到脑部，导致他出现意识障碍直至昏迷。父亲的身体至少一年前就出现了不适，医生说，病人真是有毅力，居然一直硬扛着。家人也一直没有发现父亲生病，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近年经常低烧，自己去医院开些退烧药吃就好了，也没发现其他异常。我每次回家问到父亲身体状况时，他都说挺好，并以自己饭量大、还能骑电动车当说辞，并嘱咐我在北京要好好工作，别为他担心。现在想来，老人还是隐约知道自己的病情的。进入二○一七年后，父亲多次跟我们兄弟几个说给他买块墓地，说岁数大了，先准备着。我们却以他身体挺好敷衍着。每每想起自己平日里对老人关心太少，也不仔细，我的心里就十分愧疚、痛楚。父亲啊，您风雨飘摇一生，临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走得如此仓促，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永久的怀念。在您七十八载人生路上，您曾洒下多少辛酸和汗水，您与我们的母亲风雨同舟、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人，而今，在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可以贴身伺候您的机会时，您就匆匆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对我而言，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痛恨自己的一时糊涂，居然没有想到死亡会以多种方式降临到不同的人身上！
父亲出身贫寒，苦难的童年、迷茫的少年、求索的青年、奋斗的中年、牵挂的老年构成了他平凡朴实的一生。父亲从小渴望读书，但是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早早地就要帮助父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整天里里外外忙活，锻炼出了精湛的生活本领和吃苦耐劳的性格，上学读书的事只能先让着弟弟妹妹。当我叔叔用五年时间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做老师的祖父看到我叔叔的确不是读书的料，才让我父亲经过考试直接就读三年级。这是因为父亲在承担起沉重的生活重担后并没有放弃对读书学习的渴望，他每次干完活儿，都会不顾劳累地拿起弟弟的课本偷偷自学。得到上学的机会后，他非常珍惜，更加如饥似渴地发奋学习。刻苦令父亲出色，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里宣读、讲解。后来，由于祖父政治上受到冲击，被送往外地劳动改造，直至客死他乡，刚读到初中二年级的父亲只能绝望地离开学校，中断了学业。
一九五七年，淮北煤矿大开发、大建设，祖父的几位同事进入到刚组建成立的“淮北煤炭专科学校”当文化课老师，他们了解我祖父的为人以及我父亲的学习情况，就让已经辍学的父亲到煤专学校边读书边在学校食堂做帮厨的工作，挣点儿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正是有了父亲的这份微薄的收入，才使得祖母带着叔叔姑姑们挺过了国家最困难的那三年，这期间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六○年，父亲被分配到濉溪矿务局张大庄煤矿从事井下运输工作。他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工作任劳任怨，很快就在单位崭露头角，受到单位职工和领导的认可。在父亲担任班长时期的一个夜晚，井下掘进工作面急需架棚支护水泥柱子一百五十根，恰逢父亲高烧四十度，但他吭都没吭一声，硬是带着几名职工坚持了整个晚上，将一百五十根水泥柱子运送到了工作面。这可是平时两个班的工作量啊。
父亲担任队长时，除了现场工作外，还要为队里职工做好后勤服务工作。那个年代发工资都是现金，当时的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妻儿老小都在农村生活，一家老小每月都眼巴巴地盼着那几十元工资养家糊口。有时哪怕晚开一天工资，职工都焦急万分。一个区通常有三四百名职工，却只有一个办事员，为了及时把工资发到职工手中，队长每月都要把本队一百多人的工资从区办事员那里领出来，再转发到职工手中。有一次，父亲在转发完职工工资后，发现多出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相当于十几位井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父亲认真地在灯下一笔一笔地核算，一个人一个人地对照，核对了几个小时，结果是自己没有发错，钱确实是多出来了。父亲立即想到那位区办事员焦急万分的样子，连夜赶到办事员家中（那时职工家里都没有电话，父亲赶到辦事员家中已是凌晨），推开房门，办事员两口子正大眼瞪小眼地发愁呢，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多块钱怎么就不翼而飞了！接过父亲如数归还的钱后，夫妻俩感动得哭了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煤矿提出“多出煤，出好煤”的口号，经常举行“夺煤大战”“大战红五月”“春节保勤”等劳动竞赛。那时虽然没有奖金激励，但职工们个个精神饱满，奋勇争先。有一年，上级为鼓励春节期间在矿保勤的职工，给每位出全勤的职工发一张烫有“保勤光荣”金字的年历牌。年历牌有烟盒大小，上面印有瑞金、遵义、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的照片，当时看起来十分精美。我们兄弟四个，每人都想拥有一张，我甚至奢望能集齐各种图案，当时任副区长的父亲，经手发出去的年历牌有好几百张，但是，父亲说，这年历牌是发给春节保勤职工的，是上级的关怀，也是一种荣誉，他只能把自己应得的那一张给我们。 受祖父所谓政治问题的牵连，作为“右派”的子女，父亲兄妹三人，在各方面都受到影响，不能入团，不能入党，也不能参军……也就是说，任何好事都不会轮到“右派”子女头上，他们已经被排挤、被歧视、被边缘化了。父亲内心是痛苦的，也没人懂得他内心的苦痛。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祖父平反落实政策后，父亲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九八年，父亲退休了，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读书看报上，用在关心儿孙的学习、工作和婚姻上……
父亲渐渐老了，腰板不再挺拔;父亲渐渐老了，眼神不再凌厉;父亲渐渐老了，听力明显下降。一贯严厉的父亲眼里盛满了慈爱，甚至有了几分无助。我们一个个像离巢的鸟儿一样飞了出去，组建了各自的小家。父亲心里盼望着我们回家，嘴里却总说：你们工作忙，就不要来回跑了，安心工作就好。父亲从来不向我们索要任何东西，却总是怕给我们的教导不够。每次回家，特别是我调到北京工作后，父亲总是告诫我，要踏实做人，用心工作。
我调入北京工作后第一次回家，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日夜惦念，带给他们一份团圆的惊喜，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归期。那天，当我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脱口说道：“你都走了二十六天了！”我顿时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这是一份怎样深厚的父爱啊！在我们离家的日日夜夜中，除了父母，还能有谁如此惦记牵挂着我们呢！不论我们年岁多大，在父母亲的心里，我们永远是孩子。
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区，父亲的人缘都很好。记得他当年矿上当队长时，三天两头就有队里的单身工人来家蹭饭，那时家里也穷，但父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热情款待。闲暇时回到老家，只要一见到邻近的村民，他都会主动掏出好烟递上，与他们一起唠唠家常。
父亲是个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儿孙也是如此，有事总是自己默默扛着。即便在他弥留之际，也不曾给我们增添任何麻烦。其实，他哪里知道，如果他愿意给我们增添一丝“麻烦”，那都是我们莫大的安慰啊！也是给我们最后一次行孝的机会啊！父亲这样突然地离开，令我们的悲痛中融入了一份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作为儿子，我为父亲做的实在太少太少，工作再忙都不能成为疏忽照顾老人的理由。我很后悔，在父亲的有生之年，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陪他谈天说地，陪他读书散步，陪他炖菜做汤……山高可攀，海阔可越，塌了的路能够修复，断了的桥能够重架，熄灭了的灯能够重新点燃，唯有人的生命，一旦终止便回天无力！
父亲一生正直善良，处世坦荡;生活节俭，两袖清风。父亲走了，但他走过的生命历程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久久凝望著父亲的遗像，感觉他不曾离开，他的目光笑盈盈地看着我，给我安慰，给我温暖，令我感受到父爱无处不在！他依然在倾听着我的诉说，依然在关注着我的生活，依然在心里默数着我的归期……
盛 军：中国煤矿文联秘书长，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艺术报》《阳光》《安徽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