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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流出的是古代文化，流入的是西方近代文化”，而这“流出”的工作不少是由西方传教士完成的。
最近看到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有两种——《汉英四书》、《周易》采用的是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的旧译。理雅各通常被看作是十九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他以传教开始其生平的第一个活动时期，东来后一边传教一边研究中国典籍，从而开始了他生平的第二个时期，一八六一－一八八六年间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由于译介中国经典的成功，造成了理雅各作为中国学家生涯的第三阶段，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创设并主持牛津大学中国学讲座。因此，理雅各可算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其所译各书也是一些重要的巨著。因为这里面包藏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八五八年，理雅各计划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拟各附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这是一宏大的计划，完成它的过程中，困难之大、之多是很自然的。
首先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其次是经费的拮据。更为具体的是理雅各还要一手操办从印刷原料的购置到书籍发行的各项具体事务，包括承受这一过程中的意外损失。《中国经典》的印刷所用的纸、墨、包装材料等均需从英国购置。由于香港原材料的缺乏，书的装帧无法统一，这是一大心病。而万里贩纸墨也并不安全。一次，装载着他所有的印刷用纸和油墨的船在离香港港不远处触礁沉没，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承受这一打击。
书终于印了出来，发行更是一头痛的问题。香港及东南亚无英国书商，理雅各只能请求百货店、杂货店老板为他代销，或者托教会中的朋友销售。
这是西方传教士译介中国典籍中不大为人注意的一幕。本来，这项工作是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努力之一，目的在政治、商务和文化的征服。正如理雅各所说：“出于同中国的政治、宗教和商务的关系。”英报的社论更加具体：“我们在东方，特别在中国的利益，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利益，但在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方面却做得很少。……这方面少做或者不做，甚至从商业观点来看，也是难以理解的。”这里又出现了历史上常见的种豆得瓜现象：理雅各致力于传教，但却给自己造成了第二种身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这过程本身，富含了历史和文化意义，这里面交织着世界性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区域性的古典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东方儒家传统的冲突与融合。费正清教授把近代东西方的交流分为两个对立面：一边是不惜使用武力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主义，一边是不顾时势的世界范围的自我中心论。这两种文化观都失败了，但却得到可贵的补偿，这种补偿之一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再度撞击、交汇和互相研究。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救国图强的“西学东渐”，在西方，这种研究促成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国外中国学的正式诞生。理雅各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中国学家。
一般说来，理雅各的译风是学者化的，用六字概括即：冗长、呆板、如实。这种译风，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上很成功，如《书经》、《周易》，与原文的风格比较一致，但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上，则让人读来费力。如他将《孟子》中一句译成：Opportunitiesoftime(vouch－safedby)Heavenarenotequalto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renotequalto(theunionarising from)theaccordofmen。”这完全是依字直译，孟子只用了十二个中文便简洁地表达了出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如，他用维多利亚时代冗长累赘的词句来译《诗经》中简朴的诗行，译文显得拘泥。如《关睢》前两句：Hark！fromtheisletinthestreamthevoice／Of the fish-hawks that o’er theirnest rejoice！／From them ourthoughts to the young lady go,／Modest and virtuous，1oth her-self to show.／Where could befound，to share our prince’sstate，／So fair， sovirtuous，andso fit a mare？难怪林语堂认为，理译诗经缺乏诗味，却不致错译。这一点，理氏并非不知道，但他坚持如此。一八九二年他为《中国经典》第一卷重版所作的序中写道：“译者曾欲以简洁活泼之文体重译此书。惟鉴于本人翻译之目的素为忠于原作，而非崇尚文采，乃决定维持原译；此并非否定雅致地道译语之价值，而是相信现译仍可兼顾翻译之正确性与文体之可读性也。”因此，辜鸿铭认为理氏缺乏“文学感受性”，“乃一博大汉学家而已”。
以个人的力量，历二十余年的时光，完成中国儒家主要经典的翻译，这种献身精神和巨大的功绩，是不会被人忘却的。
(《汉英四书》，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版，17.50元；《汉英周易》，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8.10元)
最近看到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有两种——《汉英四书》、《周易》采用的是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的旧译。理雅各通常被看作是十九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他以传教开始其生平的第一个活动时期，东来后一边传教一边研究中国典籍，从而开始了他生平的第二个时期，一八六一－一八八六年间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由于译介中国经典的成功，造成了理雅各作为中国学家生涯的第三阶段，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创设并主持牛津大学中国学讲座。因此，理雅各可算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其所译各书也是一些重要的巨著。因为这里面包藏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八五八年，理雅各计划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拟各附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这是一宏大的计划，完成它的过程中，困难之大、之多是很自然的。
首先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其次是经费的拮据。更为具体的是理雅各还要一手操办从印刷原料的购置到书籍发行的各项具体事务，包括承受这一过程中的意外损失。《中国经典》的印刷所用的纸、墨、包装材料等均需从英国购置。由于香港原材料的缺乏，书的装帧无法统一，这是一大心病。而万里贩纸墨也并不安全。一次，装载着他所有的印刷用纸和油墨的船在离香港港不远处触礁沉没，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承受这一打击。
书终于印了出来，发行更是一头痛的问题。香港及东南亚无英国书商，理雅各只能请求百货店、杂货店老板为他代销，或者托教会中的朋友销售。
这是西方传教士译介中国典籍中不大为人注意的一幕。本来，这项工作是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努力之一，目的在政治、商务和文化的征服。正如理雅各所说：“出于同中国的政治、宗教和商务的关系。”英报的社论更加具体：“我们在东方，特别在中国的利益，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利益，但在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方面却做得很少。……这方面少做或者不做，甚至从商业观点来看，也是难以理解的。”这里又出现了历史上常见的种豆得瓜现象：理雅各致力于传教，但却给自己造成了第二种身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这过程本身，富含了历史和文化意义，这里面交织着世界性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区域性的古典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东方儒家传统的冲突与融合。费正清教授把近代东西方的交流分为两个对立面：一边是不惜使用武力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主义，一边是不顾时势的世界范围的自我中心论。这两种文化观都失败了，但却得到可贵的补偿，这种补偿之一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再度撞击、交汇和互相研究。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救国图强的“西学东渐”，在西方，这种研究促成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国外中国学的正式诞生。理雅各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中国学家。
一般说来，理雅各的译风是学者化的，用六字概括即：冗长、呆板、如实。这种译风，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上很成功，如《书经》、《周易》，与原文的风格比较一致，但在某些著作的翻译上，则让人读来费力。如他将《孟子》中一句译成：Opportunitiesoftime(vouch－safedby)Heavenarenotequalto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renotequalto(theunionarising from)theaccordofmen。”这完全是依字直译，孟子只用了十二个中文便简洁地表达了出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如，他用维多利亚时代冗长累赘的词句来译《诗经》中简朴的诗行，译文显得拘泥。如《关睢》前两句：Hark！fromtheisletinthestreamthevoice／Of the fish-hawks that o’er theirnest rejoice！／From them ourthoughts to the young lady go,／Modest and virtuous，1oth her-self to show.／Where could befound，to share our prince’sstate，／So fair， sovirtuous，andso fit a mare？难怪林语堂认为，理译诗经缺乏诗味，却不致错译。这一点，理氏并非不知道，但他坚持如此。一八九二年他为《中国经典》第一卷重版所作的序中写道：“译者曾欲以简洁活泼之文体重译此书。惟鉴于本人翻译之目的素为忠于原作，而非崇尚文采，乃决定维持原译；此并非否定雅致地道译语之价值，而是相信现译仍可兼顾翻译之正确性与文体之可读性也。”因此，辜鸿铭认为理氏缺乏“文学感受性”，“乃一博大汉学家而已”。
以个人的力量，历二十余年的时光，完成中国儒家主要经典的翻译，这种献身精神和巨大的功绩，是不会被人忘却的。
(《汉英四书》，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版，17.50元；《汉英周易》，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8.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