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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论是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之火车头的日本（亚洲雁型分工体系的领头雁），还是其他跟随其后的亚洲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就在于缺乏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亚洲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激活企业家精神，并激励企业家积极开展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改革现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为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亚洲经济 企业家精神 裙带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亚洲追赶型发展战略的瓶颈在于企业家精神缺乏
亚洲的经济增长源于18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主动选择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国家。但是，日本经济增长给亚洲地区带来的溢出效应则是负的。其根源在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是与帝国同行的，由于贸易和武力并用，从而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采用了帝国扩张的方法，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日本的经济增长留下了深深的政府主导的烙印。
继日本之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开始走上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之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时间滞后，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选择了追赶型的发展战略。所谓追赶型的发展战略，就是先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做起，暂不顾及其他。比如最为重要的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就会被置于一边。但是，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假如仅有技术追赶，而没有文化与制度创新，那么就只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即使追赶成功，进入技术前沿，也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个在赶超经济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国家，但是当它进入技术前沿时便停止前进了，原因就在于，日本虽有一套包含技术模仿和高投资的经济赶超体系，但日本这个经济体系没有企业家创新。第二种，追赶不成功，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仍然处在发展中。除日本之外，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能够超越日本的追赶水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得企业家精神无法生成。因此，不论是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之火车头的日本（亚洲雁型分工体系的领头雁），还是其他跟随其后的亚洲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就在于缺乏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企业家与传统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传统阶层以对存量财富的占有为荣；而企业家则以创造新的流量财富为己任。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停滞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
哪些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呢？如果做个国际比较，就不难发现，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何特定社会中，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作用和方向都严重依赖于现行制度的安排。这里所说的制度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精神层面的，如社会的习俗、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特别是作为国民意志力的宗教信仰等；另一类是执行层面的制度设计。从这样两个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亚洲国家之所以缺乏企业家精神，既與精神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压制有关，也与政治或者经济制度上受到政府的压制有关。
从文化上讲，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宗教信仰。尽管亚洲国家的宗教是多元的，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和日本的武士道，但是，所有这些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宗教信仰或者神道崇拜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鄙视创造财富的商业活动，并在教义或者说教中极其明确地指责商业利润为可耻的掠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为有罪之人或格调低下的小人，从而加以公开谴责或者明令禁止。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生产与交易方式的创新。
戴维·兰德斯和威廉·鲍莫尔等人通过对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现代以前，那些处于生产性发明大繁荣时期的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在将这些发明用于实践时通常都表现的很糟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唐宋时期的中国，以及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发明者在应用他们的发明时都表现得非常之平庸，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在于发明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控制着国家机器的统治者不能接受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要想让发明者得到其应有的报酬，就必须导入市场机制，而市场与传统的掠夺性国家是无法兼容的。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权贵是不会容忍市场力量来挑战自己的威权的。当然，在前现代社会也有不少的发明创造被统治者所接纳，比如那些与军事用途有关的发明就会被统治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发明可以强化其统治力。
进入现代社会后，亚洲国家的发明创造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原因就在于市场力量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张扬。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来讲，亚洲国家大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其制度选择无非是以下两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者是裙带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两种制度下，都不会有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精神被导向非生产性的发展方向，比如寻租和行贿，所有这些时常会给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破坏。
企业家精神缺失不仅使创新不足，而且固化了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亚洲经济增长之瓶颈在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而导致亚洲国家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原因则在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信仰，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由于企业家精神缺失，创新不足便成为亚洲国家的常态。即使是那些企业家精神尚未完全泯灭的国家，也会因为制度原因而发生扭曲，从而造成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对生产性企业家行为的替代。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创新不足，而且还固化了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并极其严重地扭曲了资源配置。从1989年日本的房地产危机到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由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所致。 其中的逻辑可以分析如下：由于社会文化与习俗对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不予支持，所以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家阶级便缺乏社会合法性，企业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经常被人们指责为是不道德的。为了取得社会与道德的合法性，企业家阶级（在亚洲国家人们经常把他们称之为商人）就必须与政治权力结盟，而这正是亚洲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普遍走向裙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企业家精神的错用，而且也是导致制度演进出错的重要原因。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用权力来获取财富当然要比通过艰苦的创新来获取财富更加来得容易，也更加容易被这个制度所接受，这是因为通过生产创新变为富裕的人们是具有独立性的，而依靠权力来致富的人们则具有依附性，所以，无论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还是今日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都会接纳具有依附性的商人，而不喜欢具有独立性、当然也就同时具有挑战性的企业家阶级。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强化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普遍缺乏投资机会，再加上政府对土地交易和金融活动的管制（抽租），以及对稀缺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亚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地关系都非常紧张），这就会“激励”亚洲国家的企业家阶层放弃无利可图的生产创新，转而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土地和金融交易来增加财富，从而使得亚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具有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与套利活动，乐此不彼地寻找短期获利机会（去创建所谓的商业模式或盈利模式），而不是坚韧不拔地创造高品质的产品、建设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如此，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与从众行为，必定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泡沫。
激活企业家精神，要将裙带资本主义转为人民资本主义
环顾今日之亚洲，包括中国在内，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激活企业家精神，并激励企业家积极开展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需要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批判。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相比，传统农耕文化有两个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必须加以抛弃：第一，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愿意承认传统的知识会贬值或者已经贬值，从而导致亚洲国家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并造成了知识上的懒惰；第二，贬低商业活动，打击创造真实财富的商业精英，正是这种道德上的懒惰，使得创造真实财富的商业精英很难成为社会的精英。
其次，要改革现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为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为企业家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为达此目标，就需要变现行的裙带资本主义为人民资本主义。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把资本主义分成三种类型：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为统治者的资本主义；为人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早产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样制度下，劳资双方相互敌对，民众缺乏机会、那些不能得到公平對待的劳动者就会选择社会主义，从而使得英国几乎就没有建立过真正的劳资联盟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时至今日，由于没有实现劳资和解、建立劳资联盟，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合作参与的制造业便抛弃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真正的企业家也随之远走他乡，英国再也没有能够重铸昔日的辉煌与繁荣。
今日在亚洲国家盛行的应当是为统治者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且不愿意向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释放创造财富的机会。由于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有法律保障的契约，以及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管制的价格，在大部分亚洲国家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制度性的市场，结果市场就蜕变成为权贵交易获利的工具，以及对消费者加以掠夺的工具。在这种非制度性的市场里，随处可见的是掠夺性的交易，而不是企业家的创新。一旦企业家的创新对现有的制度构成威胁时，社会政治精英就会以人民的名义加以压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既定的制度。
根据路易吉·津加莱斯的定义，为人民的资本主义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限制政府；限制大公司的市场垄断；维护市场竞争。只有限制了政府，企业家才会有创新的自由。大公司垄断要么会消灭潜在的创新者，要么就是让创新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会造成对企业家精神的压制。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才会让梦想成真。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论是明确的，亚洲国家不可能指望赶超型发展战略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赶超虽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讲则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政府可以发行货币，银行家可以创造信贷，但是最后埋单的一定是企业家。从统计数字来看，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发明专利，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专利注册数也在直线上升，但是与美国相比，这些专利最后变成行销市场的产品的数量则少得可伶，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家的短缺使得这些纸上发明创造难以转变成为可以为市场带来活力、为民众带来福利的真实产品。
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群体，已成为亚洲国家时不我待的历史任务
时至今日，亚洲国家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果不以最快的速度激活企业家精神，不以最坚决的行动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群体，亚洲部分国家的增长就将陷入长期停滞。这种情况已经在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频频发生。所以，革新传统文化，赋予企业家以社会精英的尊严地位，改革政治体制，接纳企业家群体参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治理，已成为亚洲国家时不我待的历史任务。就中国而言，这样的改革可以沿着“五四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继续推进。“五四精神”之核心是民主与科学，而不是忠君爱国，更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孝道。要实现民主与科学，既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也要进行文化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明确界定了中国文化与制度创新的目标，那就是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先进文化与生产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邓小平的愿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总之，亚洲国家通向富裕的道路其实已经找到，只是那些控制着社会权利的既得利益集团缺乏远见或高尚的品质来推进这样的改革。
就短期改革而言，亚洲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迅速释放教育资源和金融资源，来阻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释放教育资源可以让亚洲国家的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可以变得更有知识、更有技能、更有理性、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并且也可以更加公平地参与社会和市场的竞争。释放金融资源则可以宽松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现金预付约束”，因为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是二进位的，这种风险是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所无法承担的，故而需要那些更能承担风险的私人资本的介入。目前在亚洲国家盛行的应试教育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应试教育只是让受教育者取得一张进入社会更高等级的资格证书而已。对社会的金融活动加以严格控制也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亚洲国家之所以喜欢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大都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行产业政策，为了保证产业政策的顺利推进，就必须对金融资源加以控制。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那就是改革政府。所以改革政府、而不是由政府来制定改革方案可能是亚洲国家通向经济可持续增长之路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美）戴维·兰德斯，（美）乔尔·莫克，（美）威廉·鲍莫尔编著；姜井勇译：《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②（美）路易吉·津加莱斯著；余江译：《繁荣的真谛》，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关键词】亚洲经济 企业家精神 裙带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识码】A
亚洲追赶型发展战略的瓶颈在于企业家精神缺乏
亚洲的经济增长源于18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主动选择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国家。但是，日本经济增长给亚洲地区带来的溢出效应则是负的。其根源在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是与帝国同行的，由于贸易和武力并用，从而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采用了帝国扩张的方法，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日本的经济增长留下了深深的政府主导的烙印。
继日本之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开始走上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之路。由于工业化发展的时间滞后，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选择了追赶型的发展战略。所谓追赶型的发展战略，就是先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做起，暂不顾及其他。比如最为重要的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就会被置于一边。但是，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假如仅有技术追赶，而没有文化与制度创新，那么就只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即使追赶成功，进入技术前沿，也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个在赶超经济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国家，但是当它进入技术前沿时便停止前进了，原因就在于，日本虽有一套包含技术模仿和高投资的经济赶超体系，但日本这个经济体系没有企业家创新。第二种，追赶不成功，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仍然处在发展中。除日本之外，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能够超越日本的追赶水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得企业家精神无法生成。因此，不论是曾经作为亚洲经济增长之火车头的日本（亚洲雁型分工体系的领头雁），还是其他跟随其后的亚洲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就在于缺乏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企业家与传统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传统阶层以对存量财富的占有为荣；而企业家则以创造新的流量财富为己任。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停滞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
哪些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亚洲国家的兴起呢？如果做个国际比较，就不难发现，在任何特定时期的任何特定社会中，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作用和方向都严重依赖于现行制度的安排。这里所说的制度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精神层面的，如社会的习俗、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特别是作为国民意志力的宗教信仰等；另一类是执行层面的制度设计。从这样两个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亚洲国家之所以缺乏企业家精神，既與精神上受到传统文化的压制有关，也与政治或者经济制度上受到政府的压制有关。
从文化上讲，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宗教信仰。尽管亚洲国家的宗教是多元的，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和日本的武士道，但是，所有这些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宗教信仰或者神道崇拜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鄙视创造财富的商业活动，并在教义或者说教中极其明确地指责商业利润为可耻的掠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为有罪之人或格调低下的小人，从而加以公开谴责或者明令禁止。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生产与交易方式的创新。
戴维·兰德斯和威廉·鲍莫尔等人通过对企业家精神的历史研究，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现代以前，那些处于生产性发明大繁荣时期的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在将这些发明用于实践时通常都表现的很糟糕。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唐宋时期的中国，以及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发明者在应用他们的发明时都表现得非常之平庸，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在于发明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控制着国家机器的统治者不能接受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要想让发明者得到其应有的报酬，就必须导入市场机制，而市场与传统的掠夺性国家是无法兼容的。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权贵是不会容忍市场力量来挑战自己的威权的。当然，在前现代社会也有不少的发明创造被统治者所接纳，比如那些与军事用途有关的发明就会被统治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发明可以强化其统治力。
进入现代社会后，亚洲国家的发明创造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原因就在于市场力量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张扬。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来讲，亚洲国家大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其制度选择无非是以下两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者是裙带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两种制度下，都不会有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精神被导向非生产性的发展方向，比如寻租和行贿，所有这些时常会给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破坏。
企业家精神缺失不仅使创新不足，而且固化了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亚洲经济增长之瓶颈在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而导致亚洲国家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原因则在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信仰，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由于企业家精神缺失，创新不足便成为亚洲国家的常态。即使是那些企业家精神尚未完全泯灭的国家，也会因为制度原因而发生扭曲，从而造成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对生产性企业家行为的替代。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是创新不足，而且还固化了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并极其严重地扭曲了资源配置。从1989年日本的房地产危机到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都是由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所致。 其中的逻辑可以分析如下：由于社会文化与习俗对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不予支持，所以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家阶级便缺乏社会合法性，企业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经常被人们指责为是不道德的。为了取得社会与道德的合法性，企业家阶级（在亚洲国家人们经常把他们称之为商人）就必须与政治权力结盟，而这正是亚洲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普遍走向裙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企业家精神的错用，而且也是导致制度演进出错的重要原因。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用权力来获取财富当然要比通过艰苦的创新来获取财富更加来得容易，也更加容易被这个制度所接受，这是因为通过生产创新变为富裕的人们是具有独立性的，而依靠权力来致富的人们则具有依附性，所以，无论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还是今日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都会接纳具有依附性的商人，而不喜欢具有独立性、当然也就同时具有挑战性的企业家阶级。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强化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普遍缺乏投资机会，再加上政府对土地交易和金融活动的管制（抽租），以及对稀缺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亚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地关系都非常紧张），这就会“激励”亚洲国家的企业家阶层放弃无利可图的生产创新，转而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土地和金融交易来增加财富，从而使得亚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具有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与套利活动，乐此不彼地寻找短期获利机会（去创建所谓的商业模式或盈利模式），而不是坚韧不拔地创造高品质的产品、建设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如此，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与从众行为，必定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泡沫。
激活企业家精神，要将裙带资本主义转为人民资本主义
环顾今日之亚洲，包括中国在内，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激活企业家精神，并激励企业家积极开展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需要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批判。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相比，传统农耕文化有两个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必须加以抛弃：第一，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愿意承认传统的知识会贬值或者已经贬值，从而导致亚洲国家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并造成了知识上的懒惰；第二，贬低商业活动，打击创造真实财富的商业精英，正是这种道德上的懒惰，使得创造真实财富的商业精英很难成为社会的精英。
其次，要改革现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为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为企业家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为达此目标，就需要变现行的裙带资本主义为人民资本主义。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把资本主义分成三种类型：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为统治者的资本主义；为人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早产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样制度下，劳资双方相互敌对，民众缺乏机会、那些不能得到公平對待的劳动者就会选择社会主义，从而使得英国几乎就没有建立过真正的劳资联盟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时至今日，由于没有实现劳资和解、建立劳资联盟，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合作参与的制造业便抛弃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真正的企业家也随之远走他乡，英国再也没有能够重铸昔日的辉煌与繁荣。
今日在亚洲国家盛行的应当是为统治者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且不愿意向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释放创造财富的机会。由于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和有法律保障的契约，以及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管制的价格，在大部分亚洲国家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制度性的市场，结果市场就蜕变成为权贵交易获利的工具，以及对消费者加以掠夺的工具。在这种非制度性的市场里，随处可见的是掠夺性的交易，而不是企业家的创新。一旦企业家的创新对现有的制度构成威胁时，社会政治精英就会以人民的名义加以压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既定的制度。
根据路易吉·津加莱斯的定义，为人民的资本主义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限制政府；限制大公司的市场垄断；维护市场竞争。只有限制了政府，企业家才会有创新的自由。大公司垄断要么会消灭潜在的创新者，要么就是让创新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会造成对企业家精神的压制。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才会让梦想成真。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论是明确的，亚洲国家不可能指望赶超型发展战略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赶超虽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讲则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政府可以发行货币，银行家可以创造信贷，但是最后埋单的一定是企业家。从统计数字来看，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发明专利，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专利注册数也在直线上升，但是与美国相比，这些专利最后变成行销市场的产品的数量则少得可伶，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家的短缺使得这些纸上发明创造难以转变成为可以为市场带来活力、为民众带来福利的真实产品。
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群体，已成为亚洲国家时不我待的历史任务
时至今日，亚洲国家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果不以最快的速度激活企业家精神，不以最坚决的行动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群体，亚洲部分国家的增长就将陷入长期停滞。这种情况已经在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频频发生。所以，革新传统文化，赋予企业家以社会精英的尊严地位，改革政治体制，接纳企业家群体参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治理，已成为亚洲国家时不我待的历史任务。就中国而言，这样的改革可以沿着“五四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继续推进。“五四精神”之核心是民主与科学，而不是忠君爱国，更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孝道。要实现民主与科学，既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也要进行文化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明确界定了中国文化与制度创新的目标，那就是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先进文化与生产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邓小平的愿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总之，亚洲国家通向富裕的道路其实已经找到，只是那些控制着社会权利的既得利益集团缺乏远见或高尚的品质来推进这样的改革。
就短期改革而言，亚洲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迅速释放教育资源和金融资源，来阻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释放教育资源可以让亚洲国家的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可以变得更有知识、更有技能、更有理性、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并且也可以更加公平地参与社会和市场的竞争。释放金融资源则可以宽松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现金预付约束”，因为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是二进位的，这种风险是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所无法承担的，故而需要那些更能承担风险的私人资本的介入。目前在亚洲国家盛行的应试教育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应试教育只是让受教育者取得一张进入社会更高等级的资格证书而已。对社会的金融活动加以严格控制也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亚洲国家之所以喜欢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大都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行产业政策，为了保证产业政策的顺利推进，就必须对金融资源加以控制。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那就是改革政府。所以改革政府、而不是由政府来制定改革方案可能是亚洲国家通向经济可持续增长之路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美）戴维·兰德斯，（美）乔尔·莫克，（美）威廉·鲍莫尔编著；姜井勇译：《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②（美）路易吉·津加莱斯著；余江译：《繁荣的真谛》，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