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当中老舍对旧时代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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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通过展示一家老北京茶馆在三个旧时代的历史变迁和茶馆中各种各样人物的命运变化,来再现动荡的旧时代和黑暗的旧社会。茶馆展现的不仅是一个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老北京社交环境,而是一种象征性文化景观,一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诗般意境的文化大场景。茶馆的三次时代变迁所显示出的本质特征突出表现在文化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更多的表现为旧时代的文化衰败。社会文化的衰败则预示着三个旧时代必然毁灭的历史命运。
  一、旧时代的全景文化展示
  纵观整部《茶馆》,剧中没有贯穿全剧的故事与完整的剧情,只是选取了最具有中国社交文化特色的茶馆,橱窗式地进行全方位跨时代的社会文化展示。《茶馆》从第一幕到第二幕跨越10余年,从第二幕到第三幕跨越达30余年。在一台话剧单一场景中剧情演进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超出常规,却产生难以想象的接受美学即感观效果:使观看这出戏的人如同乘“时光快车”穿越“历史隧道”,看着清末、民初北洋、民末三个旧时代的终结,全剧的史诗般大气魄大意境由此产生。《茶馆》之所以能将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老舍先生就是用文化作纽带,把远隔的不同年代串联在一条岁月长链上。一部《茶馆》,跨越五十年,往来数十人,以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广的历史容量,高度的艺术概括,宏大的民族气派、多彩的世俗风貌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出一幅独特的老北京小茶馆大时代的历史画卷。老舍先生以他深邃的历史眼光,用短短三幕话剧展现了晚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与国民政府时代三幅历史画卷。以第一幕为例,随着开场时幕布的拉开,原本安静昏暗的舞台霎时变得敞亮喧嚷嚣,各形各色人物、各种各类行为一览无余,仿佛画卷在你面前猛的打开,将观众瞬间拉入剧中,并被浓烈的京味儿文化所震撼。1958年,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观看《茶馆》首演后,高度评价道:“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龙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是四十分钟的戏,也可敷衍出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二、旧时代的缩微文化透视
  《茶馆》何以五十年长演不衰,享誉世界?《茶馆》没有一条完整的故事事件及连续情节贯穿全剧,三幕场景空间不变而时间跨越五十年,全剧没有常规戏剧的冲突、悬念、故事和事件,每一幕每一场的剧情都由茶馆中相同或相类的70多个人物极其言语行为构成。许多论者都认为,《茶馆》是靠独特的场景、个性化人物及其生动的语言来吸引观众和打动观众。我认为,这些只是《茶馆》的表象符号,实质上,隐含在《茶馆》独特场景、人物、语言表象后面的文化才是真正打动中外观众的魅力所在。老舍将厚重的中华文化和光怪陆离的京城文化,浓缩在《茶馆》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如康顺子这个角色身上就突出表现了破产农民由农村向城市发展转变的过程。她由初到城市的茫然、胆怯(当然也有是嫁给太监的原因),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磨难,或者可以说说是砺练,她最终选择了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这就使得她在生活中以及精神上实现了独立。而更可贵的是,经过了多年生活的磨砺,她的性格也由开始的软弱、逆来顺受逐渐变的坚强、不屈,并且敢于反抗对她的压迫。面对庞四奶奶的淫威她义正言辞,正言拒绝。对小唐铁嘴的趋炎附势也是嗤之以鼻、痛加斥责。而她的结局,跟随儿子赶赴西山,也符合她的人物性格,也使得在整部戏剧悲哀绝望的大氛围当中,留给了观众一丝希望。康顺子这个人物,正是那个时代无数被迫入城的破产农民形象的一个缩影,她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农民自农村转向城市的奋斗史。
  偌大茶馆中各形各色人物所展现的各种各类行为,仿佛是一个个缩微的文化盆景,以小见大,以自身的视角透视出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透视不同剧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变化,最终透视出整个社会及苍生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沧桑变幻。如茶馆中各形各色人物,无不透视出他们各自及其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无论是王利发父子,还是老小宋恩子、吴祥子、刘麻子、唐铁嘴、二德子这些相承继业的父子,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封建文化的传承,无论这种文化精华还是糟粕,都在思想精神里被继承了下来;无论是从阔少到当资本家再到破产的秦仲义,还是从议员到居士的崔久峰,在前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当理想面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时候,所作出的努力与转变;而后者则体现出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他放弃了理想与抗争,并力求适应现实。而社会的黑暗其实是一种文化衰败的外在表现,因此不管是秦二爷的破产还是崔九峰的退隐,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在衰亡文化面前的破灭与崩溃;而无论是有权有势的庞太监沈处长,还是仗势横行马五爷、黄胖子,他们本身就是衰亡文化典型代表,在旧时代行将就木的时刻,他们作为旧时代的捍卫者,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如同群魔乱舞一般,做着衰亡文化最后的展示。
  三、旧时代的深度文化关照
  老舍先生用沉重的笔调记录了三个走向衰亡的时段。同时,他也本着讽刺批判的态度描绘了一幅旧时代的文化画卷。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老舍先生的目的绝不是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是带着深深的思考去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文化怀着深深的眷恋。而另一方面,他又对文化的衰败感到痛心疾首,因而又渴求变革。正是在这种眷恋与求变的双重心理引导下,他借《茶馆》对旧时代做了一番深度的文化关照。
  王利发是个贯穿《茶馆》全剧始终的人物,这个随着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蚀被驱赶进北京城的人,他代表了社会上无数向他一样为生存而不断挣扎的顺民,他们奉行的是一种弱者生存哲学,对社会没有过多的要求,不求闻达,只图苟安。因此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的会有软弱、圆滑、自私、麻木的市民和小农的世俗文化烙印。但同时,他们还是保留了善良的本质,有底线有分寸,逆来顺受却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类人的命运,往往是竭力地去适应现实,但往往会被现实逼到绝路,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会反思,会清醒,但是往往不会觉醒。正如王利发,他看惯了了社会的黑暗与人世的不公,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与麻木。然而,当他决定真正去面对黑暗的时候,却选择了将亲人送走,然后默默自杀的这种无声的抗议。   茶馆作为全剧的线索,一直是作为旧时代的一个缩影时刻的反映着社会的兴衰百态。第一幕中生意兴隆的老泰裕,实际上是清王朝末期回光返照的真实写照。老茶馆当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齐聚一堂,构成了一幅晚清风俗画。人们传播着荒唐的新闻,“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发表着奇怪的意见,“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进行着无关痛痒的讨论,“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无不诠释这两个字——无聊。用更加无聊的方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恐怕是当时对晚清老北京城茫然、麻木的市民文化的一个最好写照。在第二幕当中,推翻封建王朝后的中国就像是“改良”后的茶馆,虽然打破了表面上的封建枷锁,实际上本质并没有改变,依旧在封建文化的束缚下举步维艰。这是个颓废与自强并存的时代,表面的繁华一旦被揭穿,留下的往往是极度的失望与不知所措。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落、冷清的氛围。从迷梦中惊醒的人们开始真正的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真正意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市民文化所表现出的特征,更多的是一种颓唐、不安与沮丧。于是,我们看到了满街奔走的难民、敲诈商家的巡警、横行霸道的兵痞、巧取豪夺的特务与走投无路的逃兵。但是,尽管颓废占据了主导,却无阻那些自强的民众的坚持与奋斗。王利发竭尽所能“改良”茶馆,以维持生计;常四爷自食其力,卖菜度日,并雄心勃勃的要与洋人再干一仗;康顺子摆脱了给太监当媳妇的命运,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秦仲义办起了自己的产业,实现着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这群人不甘向现实低头,凭着一股“敢于活下去”的勇气,努力地拼搏着,也给那个灰色的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而第三幕中茶馆的倒闭,王利发的死,则明确地昭示着封建文化衰败与旧时代的衰亡。社会彻底的陷入了黑暗,毫无半点光明可言。残酷的现实已经将人们“活下去”的那点勇气也消磨殆尽,此时的民众几乎已经放弃所有的理想与追求,陷入到无尽的挣扎当中。
  老舍先生对旧时代的揭露,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展示。通过对文化的深度关照,他展示的是旧时代民众的一种生存状态。虽然老舍先生是本着嘲讽批判的态度去审视传统文化的,但是看得出他是怀着深深的留恋的。他以多重视角,一方面观察和描述着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对传统文化中阴暗、落后的一面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另一方面他又对传统文化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应该说,一部《茶馆》,是对旧时代中国文化的缅怀与反思。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引出话剧“祭奠三个时代”的最终主题。
  四、结语:文化的老舍
  我们每次观赏《茶馆》,我们仍然会被它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所震撼。几十年来,老舍不可避免的被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不断的套上政治的外衣。当我们透过这层外衣,去探求真正的老舍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文化巨人屹立在我们面前。老舍先生穷其一生都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继承,只有当我们用一种文化的眼光去审视他与他的作品时才会发现,文化的老舍,才是最真实最本色的老舍,才是永远的老舍!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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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版,第5页。
  [2] 于是之:《谈<茶馆>的魅力》,《戏剧丛刊》,1984年版,第4页。
  [3] 王晓琴:《文化精神的求索——老舍与20世纪论之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 关纪新:《茶馆的文化符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老舍的文学地图》(四),2006年8月23日。
  [5] 瞿 静:《<茶馆>的风雨五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9月19日。
  [6]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7] 周志艳:《茶馆》的文化评析,《文学教育》, 2007年第2期。
其他文献
作者简介:  金赫楠,1980年生,河北保定人,就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从事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批评写作。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在《文艺报》《文学报》《百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发表过若干文章,著有评论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曾获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四个一批”优秀人才、《文学报》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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