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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论文是学术共同体交流的主要方式。它代表了一个时期学界的发展方向，也是学术共同体评判的标准。①因此，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高影响力的文章，可以说是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文章被全球科学家引用得越多，就说明关注度越高，影响也越大。②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而且被引用周期也比较长的论文，通常被称为高影响力论文。③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学者、机构乃至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张志安和贾鹤鹏发现，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研究影响力方面与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④韦路对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的10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议题进行了分析。⑤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系统揭示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所发论文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展现我国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的作者、机构以及研究重点等相关信息，便于深入了解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本文的数据不包括我国台湾地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可以帮助人们方便快速地找到有价值的科研信息，全面把握有关某一学科、课题的最新研究信息。⑥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所包含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这两个数据库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性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在各学科领域具有高影响力。
（二）数据获取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的“二八现象”，被引用频次较高的前20%的论文可以作为“高被引”论文。如果文献量很大，可以把被引用频次较高的前10%、5%，甚至1%作为“高被引”论文。也可以根据被引用频次的分布状况，在保证有充足样本数的基础上，选择10或5的整数倍作为“高被引”频次的标准。⑦
在Web of Science的数据库中，首先选择核心合集引文索引，然后再选择SSCI和A&HCI，时间跨度不限，在检索地址中输入Peoples R China，此后对检索结果按照Communication和Article进行精炼，最后，得到文章数量1091篇，是历年来我国学者，包括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地区在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些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7.26次。
按照被引用频次降序排列，选择被引用次数在35次以上的论文（大致等于篇均被引用频次的5倍），同时，这些论文的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以下简称主要作者）所属机构为我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机构的学者，得到的论文数量为35篇。也就是说，本文所指的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是指我国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地区学者作为主要作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刊物上发表且被引用次数在35次以上的文章。检索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库，其收录时间范围从1982年开始，因此，研究结论只适用于1982年至2017年这个时间段。
三、研究发现
（一）被引用情况
历年来，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上发表文章1091篇，被引用频次总量为7922次，篇均被引用7.26次。在2000年以前，这些文章被引用的次数不到两位数。之后，被引用数量缓慢上升。在2006年，被引用频次首次超出100次。此后，被引用数量突飞猛进，并在2014年突破1000大关。可以说，在20世纪，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渐增。
我国新闻传播学的35篇高影响力国际论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为215次，最低为35次，总被引用2442次，篇均被引用频次为69.8次，篇均被引用频次为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传播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篇均被引频次的9.61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高影响力论文。检索发现，总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前10篇传播学论文，总被引用频次均在900次以上。研究发现，我国学者论文的影响力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二）作者和机构情况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作者和机构进行分析，有助于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和机构，同时，也有利于了解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空间分布。
这35篇文章，共有作者71人次。作为主要作者完成论文数量在2篇以上的有梁永炽（Leung Louis）、李金铨（Lee Chin-Chuan）、齐湘（Hsiang Iris Chyi）和Dean Tjosvold，他们都是香港地区的学者。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永炽作为主要作者有8篇高影响力论文，其中3篇他为通讯作者，5篇為唯一作者，此外，他作为第二作者的一篇论文也是高影响力论文。从被引用频次看，梁永炽的9篇论文，最高被引频次215次，最低次数为38次，总被引用频次达到970次，篇均被引用频次高达107.8次，并且，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前三名论文被其包揽。综合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频次看，梁永炽是我国在国际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者。
从发表这些文章的主要作者所属机构来看，总共有11家大学，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各有13篇和12篇论文，两所大学发表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占总数的比例超过70%，这两所大学当之无愧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 大陸传播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参与国际化学术生产的重要性，并且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一些学者的成果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澳门尚缺乏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和学者。
（三）合作情况
合作作者数量越多，不同知识经验的交叉更容易碰撞出创新的火花。⑧实证研究也表明，科研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水平论文的产出，参与合作的作者数越多，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通常越高。⑨在我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学者们的合作情况并不多见，这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我国高影响力传播学国际论文的作者合作情况来看，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接近3/4的文章由两人及以上作者合作完成。
（四）研究重点
互联网是一种颠覆性的传播技术，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⑩因此，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便在情理之中。这些高影响力论文，一半以上论及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比如网瘾、即时通讯软件的使用动机，等等。
美国学者维曼和多米尼克认为，互联网研究的演变有明显的阶段性，研究阶段分别为媒介本身、媒介的使用和用户、媒介的效果，以及如何改进媒介四个阶段。11不同的研究内容，体现出不同的研究阶段。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我国传播学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处在第二和第三阶段。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也是我国传播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窦文宇等人采用代群理论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调查探讨中国X一代消费者的媒体节目偏好。12李金铨等人探讨了成立报业集团对深圳报业生态的影响。他们观察到，报业集团有利于产生更集中的管理结构，并且为其海外扩张提供机会。13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里，避免冲突特别普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适当的做法。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南方六家国有企业的85名管理者和员工的调查，揭示了避免冲突的主要动机和策略。1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系统揭示了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的相关情况。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大增，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很大差距。科研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接近3/4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由两人及以上作者共同完成。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从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空间分布上看，香港的大学是我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香港学者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绝对主力。总的来说，香港一枝独秀，大陆奋起直追，而澳门还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造成此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香港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而直到1982年施拉姆在大陆的“破冰之旅”之后，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才蓬勃兴起。15香港学者多数具有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留学经历，精通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熟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各种规则，因此，他们能够比较从容地与国际传播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值得欣慰的是，香港的传播学者们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突破地域藩篱，采取邀请大陆学者访问、举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助推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与国际接轨。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双一流”计划。对于我国传播学者来说，将中国的传播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程。今后，我国传播学者应该在增加国际刊物发文数量的同时，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
（本文受以下资金资助：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项目编号为CSC201700850007；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为YZWH1612和WLWH16-25）
「注释」
①徐来、黄煜：《向何处去，倚何处立，与以何为本：新媒体时代中华新闻传播学（刊）的发展前景与格局》，《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第41期。
②齐芳：《如何看待全球高被引用率排名》，《光明日报》2014年8月19日。
③付中静：《WoS数据库收录论文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第1期。
④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第5期。
⑤韦路：《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⑥齐青：《Web of Science的检索和应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⑦刘雪立：《基于Web of Science和ESI数据库高被引论文的界定方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年第6期。
⑧邱均平、楼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基于计量学的统计分析结果》，《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3期。
⑨盖双双、刘雪立、张诗乐等：《我国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现状及国际地位》，《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1期。
⑩陈力丹：《互联网重构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新闻界》2017年第2期。
11[美]维曼·多米尼克：《大众媒介研究导论（第七版）》，金兼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2Wenyu Dou， Guangping Wang， Nan Zhou. Generation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edia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Generation X Consumer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6， 35（2）.
13Lee C C， He Z， Huang Y.’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6， 28（4）：581-602.
14Tjosvold D，Sun， Haifa. Understanding conflict avoidance： Relationship， motivations，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2002，13. 142-164.
15同①。
论文是学术共同体交流的主要方式。它代表了一个时期学界的发展方向，也是学术共同体评判的标准。①因此，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高影响力的文章，可以说是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文章被全球科学家引用得越多，就说明关注度越高，影响也越大。②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而且被引用周期也比较长的论文，通常被称为高影响力论文。③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学者、机构乃至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张志安和贾鹤鹏发现，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研究影响力方面与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④韦路对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的10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议题进行了分析。⑤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系统揭示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所发论文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展现我国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的作者、机构以及研究重点等相关信息，便于深入了解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本文的数据不包括我国台湾地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可以帮助人们方便快速地找到有价值的科研信息，全面把握有关某一学科、课题的最新研究信息。⑥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所包含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这两个数据库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性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在各学科领域具有高影响力。
（二）数据获取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的“二八现象”，被引用频次较高的前20%的论文可以作为“高被引”论文。如果文献量很大，可以把被引用频次较高的前10%、5%，甚至1%作为“高被引”论文。也可以根据被引用频次的分布状况，在保证有充足样本数的基础上，选择10或5的整数倍作为“高被引”频次的标准。⑦
在Web of Science的数据库中，首先选择核心合集引文索引，然后再选择SSCI和A&HCI，时间跨度不限，在检索地址中输入Peoples R China，此后对检索结果按照Communication和Article进行精炼，最后，得到文章数量1091篇，是历年来我国学者，包括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地区在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些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7.26次。
按照被引用频次降序排列，选择被引用次数在35次以上的论文（大致等于篇均被引用频次的5倍），同时，这些论文的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以下简称主要作者）所属机构为我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机构的学者，得到的论文数量为35篇。也就是说，本文所指的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是指我国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地区学者作为主要作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刊物上发表且被引用次数在35次以上的文章。检索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库，其收录时间范围从1982年开始，因此，研究结论只适用于1982年至2017年这个时间段。
三、研究发现
（一）被引用情况
历年来，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上发表文章1091篇，被引用频次总量为7922次，篇均被引用7.26次。在2000年以前，这些文章被引用的次数不到两位数。之后，被引用数量缓慢上升。在2006年，被引用频次首次超出100次。此后，被引用数量突飞猛进，并在2014年突破1000大关。可以说，在20世纪，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渐增。
我国新闻传播学的35篇高影响力国际论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为215次，最低为35次，总被引用2442次，篇均被引用频次为69.8次，篇均被引用频次为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传播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篇均被引频次的9.61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高影响力论文。检索发现，总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前10篇传播学论文，总被引用频次均在900次以上。研究发现，我国学者论文的影响力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二）作者和机构情况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作者和机构进行分析，有助于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和机构，同时，也有利于了解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空间分布。
这35篇文章，共有作者71人次。作为主要作者完成论文数量在2篇以上的有梁永炽（Leung Louis）、李金铨（Lee Chin-Chuan）、齐湘（Hsiang Iris Chyi）和Dean Tjosvold，他们都是香港地区的学者。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永炽作为主要作者有8篇高影响力论文，其中3篇他为通讯作者，5篇為唯一作者，此外，他作为第二作者的一篇论文也是高影响力论文。从被引用频次看，梁永炽的9篇论文，最高被引频次215次，最低次数为38次，总被引用频次达到970次，篇均被引用频次高达107.8次，并且，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前三名论文被其包揽。综合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频次看，梁永炽是我国在国际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者。
从发表这些文章的主要作者所属机构来看，总共有11家大学，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各有13篇和12篇论文，两所大学发表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占总数的比例超过70%，这两所大学当之无愧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 大陸传播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参与国际化学术生产的重要性，并且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一些学者的成果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澳门尚缺乏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和学者。
（三）合作情况
合作作者数量越多，不同知识经验的交叉更容易碰撞出创新的火花。⑧实证研究也表明，科研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水平论文的产出，参与合作的作者数越多，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通常越高。⑨在我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学者们的合作情况并不多见，这使得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我国高影响力传播学国际论文的作者合作情况来看，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接近3/4的文章由两人及以上作者合作完成。
（四）研究重点
互联网是一种颠覆性的传播技术，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⑩因此，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便在情理之中。这些高影响力论文，一半以上论及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比如网瘾、即时通讯软件的使用动机，等等。
美国学者维曼和多米尼克认为，互联网研究的演变有明显的阶段性，研究阶段分别为媒介本身、媒介的使用和用户、媒介的效果，以及如何改进媒介四个阶段。11不同的研究内容，体现出不同的研究阶段。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我国传播学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处在第二和第三阶段。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也是我国传播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窦文宇等人采用代群理论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调查探讨中国X一代消费者的媒体节目偏好。12李金铨等人探讨了成立报业集团对深圳报业生态的影响。他们观察到，报业集团有利于产生更集中的管理结构，并且为其海外扩张提供机会。13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里，避免冲突特别普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适当的做法。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南方六家国有企业的85名管理者和员工的调查，揭示了避免冲突的主要动机和策略。1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系统揭示了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的相关情况。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大增，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很大差距。科研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接近3/4的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由两人及以上作者共同完成。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从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空间分布上看，香港的大学是我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香港学者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力国际论文生产的绝对主力。总的来说，香港一枝独秀，大陆奋起直追，而澳门还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造成此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香港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而直到1982年施拉姆在大陆的“破冰之旅”之后，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才蓬勃兴起。15香港学者多数具有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留学经历，精通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熟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各种规则，因此，他们能够比较从容地与国际传播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值得欣慰的是，香港的传播学者们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突破地域藩篱，采取邀请大陆学者访问、举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助推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与国际接轨。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双一流”计划。对于我国传播学者来说，将中国的传播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程。今后，我国传播学者应该在增加国际刊物发文数量的同时，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
（本文受以下资金资助：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项目编号为CSC201700850007；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为YZWH1612和WLWH16-25）
「注释」
①徐来、黄煜：《向何处去，倚何处立，与以何为本：新媒体时代中华新闻传播学（刊）的发展前景与格局》，《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第41期。
②齐芳：《如何看待全球高被引用率排名》，《光明日报》2014年8月19日。
③付中静：《WoS数据库收录论文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第1期。
④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第5期。
⑤韦路：《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⑥齐青：《Web of Science的检索和应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⑦刘雪立：《基于Web of Science和ESI数据库高被引论文的界定方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年第6期。
⑧邱均平、楼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基于计量学的统计分析结果》，《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3期。
⑨盖双双、刘雪立、张诗乐等：《我国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现状及国际地位》，《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1期。
⑩陈力丹：《互联网重构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新闻界》2017年第2期。
11[美]维曼·多米尼克：《大众媒介研究导论（第七版）》，金兼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2Wenyu Dou， Guangping Wang， Nan Zhou. Generation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edia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Generation X Consumer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6， 35（2）.
13Lee C C， He Z， Huang Y.’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6， 28（4）：581-602.
14Tjosvold D，Sun， Haifa. Understanding conflict avoidance： Relationship， motivations，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2002，13. 142-164.
15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