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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只是发展景区经济的起始并不是目的，如何优化保护与再开发才是接下来的更大考验。
卡塔尔时间6月22日， 中国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
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两处遗址，一处为南北走向并横亘我国南北的水路，一处为东西走向且横跨了亚欧大陆的陆路，这两个项目的“申遗”成功，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数增加到了47个。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春河看来，“这两处遗址的‘申遗’成功，是对大运河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认同，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两处历史文化及相关遗址。”财经评论员吴其伦也认为此次“申遗”成功，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既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与友好，更会促进大运河及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发展。”
然而，隐忧渐露：在运河和丝绸之路一线，地方政府正在筹建一些以运河和丝绸之路为由头的景区，“申遗”成功后，遗址相关区域的开发和保护成本会否暴增？沿途景区会否出现借机抬价？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动机？
“申遗”潮涌
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不仅可获得世界遗产基金会提供的援助，更可由相关单位招徕和组织国际游客进行游览活动，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则是不可小觑。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有百余个。按照现行的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请一处的规则，这些项目可能要等待几十年甚至近百年。
这边我国的“申遗”热潮涌动，那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却泼来冷水：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善，即使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将被清扫出库，即“摘牌”。
对此，张春河强调，其实“申遗”就是接过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保存人类文化的类别与差异，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明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长存。“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任何‘申遗’都是为了保护，其承担的都是服务于全人类的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潮理应予以肯定。然而，他指出，在这股热潮之下，还须警惕遗产相关管理部门所谓的“重视”背后可能暗藏的急功近利。
在吴其伦看来，“跟风申遗不可取，更不能为了申遗而申遗。”对于申遗，他建议遗产所在区域仔细研究申遗规则，研究部门更应深入挖掘世所罕见的遗产，并要经过科学论证后成立申遗领导小组专司申遗。
喜忧参半
毋庸置疑，对于地方经济来说，“申遗”成功必然会带动旅游，从而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效增多。正如张春河所言，“世界遗产”这一称号就像个招牌，在吸引外商、扩大旅游的同时还可以带来其他消费。就像当年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霎时间远近闻名，还给当地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的确，“申遗”一旦成功，相关项目的知名度将会大幅提升，项目所在国家对于项目所涉区域的支持力度也将加大。吴其伦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分析到，“申遗”成功对于世界遗产项目所涉区域的旅游、文化、招商等产业及事业发展都会有所帮助，“遗址区域内的项目在获取国际及国内资本投资方面的可能性或将变大。”
不过，根据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之后一年的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骤然跃升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再如陕西省的秦始皇陵申遗成功后，每天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也带动了周边村民致富。还有2008年申遗成功的福建土楼，在隔年的6月，南靖土楼田螺坑景区门票由50元调整为100元，华安大地土楼群门票竟由30元上涨为90元，连翻两倍。
此外，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庐山、九寨沟、皖南古村落、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等，伴随着“申遗”的成功，几乎一律是门票大幅上涨。
针对一部分景区成为“世遗”后，“暴利”频仍的问题，张春河指出，从相关事例中看，确实存在这般情况。而像丝路所涉及的陕西7处文物点中，目前除了小雁塔、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免费外，其他景点都收取门票，有的只有10元，多的几十元。“而从当地文物局在‘申遗’后作出的规划预案来看，涨价问题是不存在的。”
其实，旅游景点涨价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景点知名度、客源、物价、运营成本等，“申遗”成功只是其中之一。
再开发后路漫漫
尽管“申遗”成功的喜悦仍旧高涨，毋庸置疑，这只能说是保护的阶段性成功。吴其伦如此分析，“我不担心‘申遗’后带来的景点涨价，更为担忧的是之后可能进行的非理性开发。”
“如何让运河和丝路保持完好，怎样将遗产完好地交给子孙后代，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张春河指出，“申遗”成功后对遗址如何继续进行保护和开发，这才是更为严峻的任务。
那么，“申遗”之后，如何确保遗址相关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仍然有效？对此，张春河认为最紧迫的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得到相关水利、交通、文物等各部门的有利支持。
另外，世界文化遗产的确定势必会给区域城市的再开发建设带来一些限制，但张春河指出，“并不能因为‘申遗’成功，相关方面就完全不建设或不发展旅游。”他认为，合理的开发利用才是最有效的保护，绝非竭泽而渔。
“‘申遗’之后，首先要研究世界遗产的规则，将古城遗产保护的管理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接下来则要拉近公众和遗产的距离，让公众走近遗产；最后才是将申遗成果融入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在张春河看来，这三点对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区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吴其伦还对遗址的再开发问题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对于丝绸之路而言，当前，我国已经启动对这一经济带的规划，“需要重在‘走出去，引进来’，促进国际间经济合作与交流”；再者，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启动对大运河经济文化带的规划，“可以主打文化牌，把大运河沿线打造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带”。
卡塔尔时间6月22日， 中国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
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两处遗址，一处为南北走向并横亘我国南北的水路，一处为东西走向且横跨了亚欧大陆的陆路，这两个项目的“申遗”成功，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数增加到了47个。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春河看来，“这两处遗址的‘申遗’成功，是对大运河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认同，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两处历史文化及相关遗址。”财经评论员吴其伦也认为此次“申遗”成功，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既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与友好，更会促进大运河及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发展。”
然而，隐忧渐露：在运河和丝绸之路一线，地方政府正在筹建一些以运河和丝绸之路为由头的景区，“申遗”成功后，遗址相关区域的开发和保护成本会否暴增？沿途景区会否出现借机抬价？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动机？
“申遗”潮涌
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不仅可获得世界遗产基金会提供的援助，更可由相关单位招徕和组织国际游客进行游览活动，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则是不可小觑。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有百余个。按照现行的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请一处的规则，这些项目可能要等待几十年甚至近百年。
这边我国的“申遗”热潮涌动，那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却泼来冷水：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善，即使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将被清扫出库，即“摘牌”。
对此，张春河强调，其实“申遗”就是接过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保存人类文化的类别与差异，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明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长存。“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任何‘申遗’都是为了保护，其承担的都是服务于全人类的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潮理应予以肯定。然而，他指出，在这股热潮之下，还须警惕遗产相关管理部门所谓的“重视”背后可能暗藏的急功近利。
在吴其伦看来，“跟风申遗不可取，更不能为了申遗而申遗。”对于申遗，他建议遗产所在区域仔细研究申遗规则，研究部门更应深入挖掘世所罕见的遗产，并要经过科学论证后成立申遗领导小组专司申遗。
喜忧参半
毋庸置疑，对于地方经济来说，“申遗”成功必然会带动旅游，从而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效增多。正如张春河所言，“世界遗产”这一称号就像个招牌，在吸引外商、扩大旅游的同时还可以带来其他消费。就像当年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霎时间远近闻名，还给当地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的确，“申遗”一旦成功，相关项目的知名度将会大幅提升，项目所在国家对于项目所涉区域的支持力度也将加大。吴其伦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分析到，“申遗”成功对于世界遗产项目所涉区域的旅游、文化、招商等产业及事业发展都会有所帮助，“遗址区域内的项目在获取国际及国内资本投资方面的可能性或将变大。”
不过，根据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之后一年的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骤然跃升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再如陕西省的秦始皇陵申遗成功后，每天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也带动了周边村民致富。还有2008年申遗成功的福建土楼，在隔年的6月，南靖土楼田螺坑景区门票由50元调整为100元，华安大地土楼群门票竟由30元上涨为90元，连翻两倍。
此外，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庐山、九寨沟、皖南古村落、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等，伴随着“申遗”的成功，几乎一律是门票大幅上涨。
针对一部分景区成为“世遗”后，“暴利”频仍的问题，张春河指出，从相关事例中看，确实存在这般情况。而像丝路所涉及的陕西7处文物点中，目前除了小雁塔、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免费外，其他景点都收取门票，有的只有10元，多的几十元。“而从当地文物局在‘申遗’后作出的规划预案来看，涨价问题是不存在的。”
其实，旅游景点涨价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景点知名度、客源、物价、运营成本等，“申遗”成功只是其中之一。
再开发后路漫漫
尽管“申遗”成功的喜悦仍旧高涨，毋庸置疑，这只能说是保护的阶段性成功。吴其伦如此分析，“我不担心‘申遗’后带来的景点涨价，更为担忧的是之后可能进行的非理性开发。”
“如何让运河和丝路保持完好，怎样将遗产完好地交给子孙后代，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张春河指出，“申遗”成功后对遗址如何继续进行保护和开发，这才是更为严峻的任务。
那么，“申遗”之后，如何确保遗址相关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仍然有效？对此，张春河认为最紧迫的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得到相关水利、交通、文物等各部门的有利支持。
另外，世界文化遗产的确定势必会给区域城市的再开发建设带来一些限制，但张春河指出，“并不能因为‘申遗’成功，相关方面就完全不建设或不发展旅游。”他认为，合理的开发利用才是最有效的保护，绝非竭泽而渔。
“‘申遗’之后，首先要研究世界遗产的规则，将古城遗产保护的管理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接下来则要拉近公众和遗产的距离，让公众走近遗产；最后才是将申遗成果融入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在张春河看来，这三点对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区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吴其伦还对遗址的再开发问题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对于丝绸之路而言，当前，我国已经启动对这一经济带的规划，“需要重在‘走出去，引进来’，促进国际间经济合作与交流”；再者，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启动对大运河经济文化带的规划，“可以主打文化牌，把大运河沿线打造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