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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大钊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动本质，得出了道德是阶级性的正确结论，确立了“离开众庶，则无英雄”的正确认识。认识到劳工阶级是社会新伦理的主体和创造者，必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建立。
[关键词]李大钊；新伦理；创造者
李大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通过对旧道德的批判和革命斗争的实践，认识到时代发展和未来新社会的需要，必须建立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他的这种思想在“五四”后得到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建立新伦理体系之初，他就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总体要求：一是适应现代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新要求，建立以“劳工神圣”为口号的新要求；二是废弃以前的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确立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即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社会道德理想。可以看出，这种新伦理观既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和劳工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又代表了人类社会道德发展方向。
李大钊的伦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他的新伦理的总体设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体系相一致的。李大钊不仅论证了新伦理建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新伦理的本质内容和实现的根本途径提出具体看法。新伦理的提出保证了“五四”运动后道德革命的发展方向。
一、新伦理的主体与创造者
封建的伦理道德讲求的“仁、义”，是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用“天理”来欺骗、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儒家道统，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发展到用礼教杀人以维持封建秩序的地步，更是反动的。因此，李大钊称其为非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是一种私营道德，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对工人进行双重压迫，造成工人的精神和政治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这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道德也是一种非人的道德。
这两种伦理观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一样，总是极力掩盖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宣扬超阶级的永顺道德。
李大钊对这两种道德的批判中，透过伪善的面目，看到其反动的本质，得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正确结论，确立了“离开众庶，则无英雄”的正确认识。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热情颂扬这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他满怀激情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从而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劳工阶级是社会革命和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和道德体系的创造者。
劳工阶级能成为新伦理的主体和创造者，是因为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了解了自然也了解了社会，“至于人类社会的实质，他们也都了解。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惟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实质的了解，恐怕比绅士阀的学者还要彻底，还要明白。”[1]劳工阶级明白了以往的道德不是自己阶级意志的反映，就会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并且建立反映自身利益的新伦理。李大钊指出，劳工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新伦理的创建者，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建设新的伦理道德。
劳工阶级要成为新道德的主体和创造者，还需要一个过程和主、客观条件的齐备。首先，劳工阶级应当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取得社会的主体地位，为自身发展创造社会条件，这是客观条件。新伦理实现有赖于劳工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和自身素质的提高，这是主观条件。李大钊提出应对劳工阶级进行教育，号召“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以提高劳工阶级的觉悟和认识，逐渐消除封建伦理的束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大有了光明”。[2]因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3]
二、李大钊倡导的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由于时代的特点，李大钊的新伦理是以“劳工神圣”为特色的。那么李大钊的新伦理即“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包含哪些内容呢？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李大钊得出结论，认为近代同时有两个运动：“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个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4]在他看来，个性解放运动和大同团结是统一的，个性自由与世界大同、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这就是“劳工神圣”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李大钊欢呼：“现代是解放时代了”，[5]他认为解放是近代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向，本质就是人的个性挣脱封建伦理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发展。他又说：“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6]，所以个性的解放也是精神解放。摆脱悲哀与苦痛，建立平等、博爱、互助的伦理关系，打破人间生活上的不快和不安，李大钊认为，“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7]
那么如何实现真正的解放呢？“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把希望放在剥削阶级的施舍上是办不到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8]
李大钊把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结合起来，指出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出路在于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一致的。他强调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指出二者真正的解放都需要经济、政治的自由作保障，也就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李大钊提出的大同团结，是对中国国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得出的，他的这一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的经济、政治作设想，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作了描绘。可以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先进思想的总结，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
如何实现真正地大同团结呢？其基本原则就是确立劳工阶级的国家主人的地位。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真实的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這样看来，李大钊设想的大同团结是使全体人民在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保障，为人民勾画出美好的前景。 李大钊的这种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体现了目的与手段、内在精神与外在功利的结合，体现了新伦理的科学性、完美型。
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的新伦理决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今天在社会主义伦理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新伦理建立的途径与步骤
李大钊提出新伦理的主体与创造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界定了新伦理的内容和本质特征，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这种新伦理。
李大钊曾经指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9]也就是说，要建立新伦理，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入手。可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是极为全面和科学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道德研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被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无产阶级要创立自己的道德体系并得到发展，就只有先取得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共产主义道德才能获得进一步扩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李大钊把这一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更加具体化。他通过对道德本质的研究，认为改变旧道德建立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必须从改变旧道德的根本——经济基础入手。他指出：孔子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10]“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11]所以必须“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12]来建立新的经济基础。
但是这种改造，不是在旧制度、旧基础的肌肤上动小手术，而是他称之为“根本解决”的改造。这种根本解决有两层含义，一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方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彻底摧毁封建政治基础，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二是彻底解决经济问题。这个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3]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一套科学的实施步骤：进行社会革命，推动勤工主义，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摧毁旧的社会基础——农业经济组织的专制政治制度，推翻资产阶级道德的社会根基——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公有经济，以便为新伦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李大钊深知要在旧道德的废墟上建立新伦理，旧道德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不可能轻易的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旧有道德观念已经在人民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所以他指出，消除旧道德的影响不是容易的事情。应当提高劳工阶级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把共产主义道伦理想作为行为的价值目标。而且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度，新伦理的建设要求国人既有牺牲精神，又有革命精神，号召“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李大钊还批评了伦理建设上的消极等待等倾向。他指出“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14]但是，“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15]他认为这是机械论倾向，这种倾向的蔓延会使人放弃主体精神的发挥。
李大钊不仅是理论上的倡导者，而且是伟大的实践上的先行者。他用实践行动和生命的华彩，为新伦理的实现指明了方向，发挥了楷模作用。
李大钊对新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提出了物质基础与主体精神相结合。新道德建立与旧道德的消除相结合的理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对于当时革命的发展，即使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全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09页.
[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第307页.
[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74页.
[4]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第122页.
[5][6][7]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77页.
[8]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第363页.
[9]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35页.
[10]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49页.
[11]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43页.
[12]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2页.
[1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6页.
[14]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第247頁.
[15]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221页.
[关键词]李大钊；新伦理；创造者
李大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通过对旧道德的批判和革命斗争的实践，认识到时代发展和未来新社会的需要，必须建立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他的这种思想在“五四”后得到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建立新伦理体系之初，他就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总体要求：一是适应现代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新要求，建立以“劳工神圣”为口号的新要求；二是废弃以前的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确立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即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社会道德理想。可以看出，这种新伦理观既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和劳工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又代表了人类社会道德发展方向。
李大钊的伦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他的新伦理的总体设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体系相一致的。李大钊不仅论证了新伦理建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新伦理的本质内容和实现的根本途径提出具体看法。新伦理的提出保证了“五四”运动后道德革命的发展方向。
一、新伦理的主体与创造者
封建的伦理道德讲求的“仁、义”，是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用“天理”来欺骗、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儒家道统，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发展到用礼教杀人以维持封建秩序的地步，更是反动的。因此，李大钊称其为非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是一种私营道德，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对工人进行双重压迫，造成工人的精神和政治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这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道德也是一种非人的道德。
这两种伦理观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一样，总是极力掩盖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宣扬超阶级的永顺道德。
李大钊对这两种道德的批判中，透过伪善的面目，看到其反动的本质，得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正确结论，确立了“离开众庶，则无英雄”的正确认识。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热情颂扬这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他满怀激情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从而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劳工阶级是社会革命和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和道德体系的创造者。
劳工阶级能成为新伦理的主体和创造者，是因为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了解了自然也了解了社会，“至于人类社会的实质，他们也都了解。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惟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实质的了解，恐怕比绅士阀的学者还要彻底，还要明白。”[1]劳工阶级明白了以往的道德不是自己阶级意志的反映，就会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并且建立反映自身利益的新伦理。李大钊指出，劳工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新伦理的创建者，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建设新的伦理道德。
劳工阶级要成为新道德的主体和创造者，还需要一个过程和主、客观条件的齐备。首先，劳工阶级应当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取得社会的主体地位，为自身发展创造社会条件，这是客观条件。新伦理实现有赖于劳工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和自身素质的提高，这是主观条件。李大钊提出应对劳工阶级进行教育，号召“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以提高劳工阶级的觉悟和认识，逐渐消除封建伦理的束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大有了光明”。[2]因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3]
二、李大钊倡导的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由于时代的特点，李大钊的新伦理是以“劳工神圣”为特色的。那么李大钊的新伦理即“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包含哪些内容呢？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李大钊得出结论，认为近代同时有两个运动：“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个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4]在他看来，个性解放运动和大同团结是统一的，个性自由与世界大同、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这就是“劳工神圣”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李大钊欢呼：“现代是解放时代了”，[5]他认为解放是近代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向，本质就是人的个性挣脱封建伦理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发展。他又说：“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6]，所以个性的解放也是精神解放。摆脱悲哀与苦痛，建立平等、博爱、互助的伦理关系，打破人间生活上的不快和不安，李大钊认为，“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7]
那么如何实现真正的解放呢？“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把希望放在剥削阶级的施舍上是办不到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8]
李大钊把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结合起来，指出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出路在于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一致的。他强调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指出二者真正的解放都需要经济、政治的自由作保障，也就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李大钊提出的大同团结，是对中国国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得出的，他的这一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的经济、政治作设想，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作了描绘。可以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先进思想的总结，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
如何实现真正地大同团结呢？其基本原则就是确立劳工阶级的国家主人的地位。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真实的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這样看来，李大钊设想的大同团结是使全体人民在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保障，为人民勾画出美好的前景。 李大钊的这种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体现了目的与手段、内在精神与外在功利的结合，体现了新伦理的科学性、完美型。
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的新伦理决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今天在社会主义伦理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新伦理建立的途径与步骤
李大钊提出新伦理的主体与创造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界定了新伦理的内容和本质特征，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这种新伦理。
李大钊曾经指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9]也就是说，要建立新伦理，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入手。可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是极为全面和科学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道德研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被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无产阶级要创立自己的道德体系并得到发展，就只有先取得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共产主义道德才能获得进一步扩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李大钊把这一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而更加具体化。他通过对道德本质的研究，认为改变旧道德建立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必须从改变旧道德的根本——经济基础入手。他指出：孔子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10]“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11]所以必须“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12]来建立新的经济基础。
但是这种改造，不是在旧制度、旧基础的肌肤上动小手术，而是他称之为“根本解决”的改造。这种根本解决有两层含义，一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方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彻底摧毁封建政治基础，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二是彻底解决经济问题。这个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3]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一套科学的实施步骤：进行社会革命，推动勤工主义，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摧毁旧的社会基础——农业经济组织的专制政治制度，推翻资产阶级道德的社会根基——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公有经济，以便为新伦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李大钊深知要在旧道德的废墟上建立新伦理，旧道德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不可能轻易的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旧有道德观念已经在人民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所以他指出，消除旧道德的影响不是容易的事情。应当提高劳工阶级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把共产主义道伦理想作为行为的价值目标。而且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度，新伦理的建设要求国人既有牺牲精神，又有革命精神，号召“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李大钊还批评了伦理建设上的消极等待等倾向。他指出“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14]但是，“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15]他认为这是机械论倾向，这种倾向的蔓延会使人放弃主体精神的发挥。
李大钊不仅是理论上的倡导者，而且是伟大的实践上的先行者。他用实践行动和生命的华彩，为新伦理的实现指明了方向，发挥了楷模作用。
李大钊对新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提出了物质基础与主体精神相结合。新道德建立与旧道德的消除相结合的理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对于当时革命的发展，即使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1]全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09页.
[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第307页.
[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74页.
[4]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第122页.
[5][6][7]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77页.
[8]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第363页.
[9]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35页.
[10]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49页.
[11]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43页.
[12]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12页.
[1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6页.
[14]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第247頁.
[15]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