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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8月底，四川、广东、重庆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撤销廉政账户。这意味着，存在了16年的廉政账户制度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如果继续保留廉政账户，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误解为收“红包”后上缴廉政账户就没事，也为个别党员干部欺骗组织、对抗审查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毫无疑问，撤销廉政账户，已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修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就领导干部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
撤销廉政账户，就是为了让腐败没有退路。
开设“我不要”绿色通道
廉政账户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1999年，江西省部分地市及其所属县区在银行建立了拒礼拒贿资金账户。2000年，浙江宁波设立“581”（谐音“我不要”）廉政账户，并扩大了受理范围——可直接接受各种外币、储蓄卡、信用卡和有价证券。2001年前5个月，“581”廉政账户收到上交款项达422万元。
随后，全国多个省市开始效仿。
这些账户几乎都以反腐谐音取名，如“981”（谐音“就不要”）、“510”（谐音“我要廉”）、“35581”（谐音“送我我不要”）、“5910”（谐音“我就要廉”）等。这些账户一般由当地纪委、监察局和银行共同管理，并对存款人姓名、存款数额等予以保密。账户只存入，不支取，所存款项统一由纪委、监察局定期上缴国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2001年4月设立“539”廉政专用账户，自治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有的一时难以谢绝，有的是一念之差，还有的是配偶、子女等收了自己事后才知道等情况，设立廉政账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些同志一个主动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廉政账户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它为党员干部上交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建立了一条‘绿色通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一些地方限定了上缴赃款的时间。2011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通知，部署治理收送“红包”问题，要求省及各地级市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均设立廉政账户，党员干部对拒收不了的“红包”要上交廉政账户，规定时间为一个月内。对不能全额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以及在送“红包”一方接受调查后才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的，仍按违纪论处。深圳市走得更早一些。深圳市纪委的公开资料显示，为方便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深圳市于2001年开通并向社会公布了人民币廉政账户；2013年，深圳市纪委又增设了美元和港币廉政账户。
廉政账户旨在促进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廉洁自律。在一定历史时期，它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对此是有共识的。
近年来，晒账户已然成了各地突出反腐成效的一个固定动作。2014年，广东省各级廉政账户收缴红包礼金等共计6500余万元；湖南省各级廉政账户存入红包礼金6092.9万元；在山西省，廉政账户自2015年3月開通后14个月，收到钱款多达1.7亿元。
廉政账户收到的金额也多呈逐年增长趋势。以深圳为例，2014年，深圳市共收到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合计人民币1338.6万元，至2015年，账户入账额达到1510万元。
存废之争
然而，越来越多开通廉政账户的省份，却又相继选择了退出。
2001年开设廉政账户的黑龙江省，宣布于2005年11月30日撤销账户。
2013年11月底，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察厅也宣布撤销此前的廉政账户，从12月2日起建立“实名制上缴违规收受资金专户”。对此，自治区纪委负责人提到了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弊端：有的干部收受贿赂后，在听到风声、感觉苗头不对时，往往抢在相关部门调查前把吞下去的钱“吐”出来，往廉政账户里一塞了事；有的腐败分子收受了多笔款项，却只上缴部分款项，一旦哪方面问题暴露，就拿部分上缴款项的事实及凭证做“挡箭牌”，企图蒙混过关。
实际上，廉政账户自设立之日起就有“存废之争”。前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正式撤销了使用15年的“539”廉政专用账户。
除了上述弊病，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收受了礼金的党员干部即使把钱打入了廉政账户，却依旧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办了不该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廉政账户也就没有充分发挥防止以权谋私、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的作用。
这样的案例还能找到很多。
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就是如此。被调查时，洪金洲家中藏有赃款2000多万元，而已经交纳的“廉政金”则多达5500余万元，堪称边退边收装清廉的典型。
再看深圳的一件案子。2016年8月11日，深圳市规土委龙岗管理局原副局长张中新受贿案在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中新及其辩护人指出，部分贿赂款张中新并未使用，而是暂存在办公室，想找机会退还给当事人，到张中新案发后，其妻将数十万元从其办公室拿出，存入纪委廉政账户，试图以廉政账户作为减刑的砝码。
就是在这样的利弊纠结之中，一些地方选择了撤销廉政账户，一些地方建了撤、撤了建。比如甘肃，2001年6月，甘肃就曾设立廉政账户，2003年8月撤销。2004年7月，甘肃再次设立廉政账户，2005年11月再次撤销。
撤销廉政账户之后
如何堵住廉政账户的漏洞？
内蒙古自治区撤销廉政账户，改设“实名制上缴违规收受资金专户”，不失为一条思路。在自治区纪委负责人看来，实行“实名登记上缴”有利于迅速准确地查明干部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提高案件的查办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可以打消少数人把廉政账户作为“掩体”实施违纪违法行为的侥幸心理，促使其提高廉洁意识，更有利于鼓励和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作风。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廉政账户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与反腐败的初衷背道而驰。
正如广东省纪委在《关于注销廉政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如果继续保留廉政账户，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误解为收“红包”后上缴廉政账户就没事，也为有的党员干部欺骗组织、对抗审查提供理由和借口。广东省纪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注销廉政账户的必要性，按照中纪委的要求和省纪委常委会的决定，立即做好廉政账户的注销及相关工作。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增强廉洁自律、主动拒收“红包”的自觉性。
实际上，2016年1月1日最新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84条明确规定，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礼品，都是违纪行为，都要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在撤销廉政账户后，广东明确，今后，党员干部凡遇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应当场拒收；确实无法拒收的，应立即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告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并书面注明送“红包”的人员、时间、地点和缘由。纪检监察机关接受报告后必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可免予处理，所收“红包”按违纪款物收缴；对于不及时报告或没有全额上交的，应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的规定按顶风违纪处理。
四川的做法有细微的差别。除要求坚决当面拒收，还提到，“对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当面拒收的，事后要尽可能退还；对因各种原因未能当面拒收和事后退还的礼金，要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一个月内实名登记上交”。
（摘自《南方》）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如果继续保留廉政账户，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误解为收“红包”后上缴廉政账户就没事，也为个别党员干部欺骗组织、对抗审查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毫无疑问，撤销廉政账户，已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修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就领导干部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
撤销廉政账户，就是为了让腐败没有退路。
开设“我不要”绿色通道
廉政账户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1999年，江西省部分地市及其所属县区在银行建立了拒礼拒贿资金账户。2000年，浙江宁波设立“581”（谐音“我不要”）廉政账户，并扩大了受理范围——可直接接受各种外币、储蓄卡、信用卡和有价证券。2001年前5个月，“581”廉政账户收到上交款项达422万元。
随后，全国多个省市开始效仿。
这些账户几乎都以反腐谐音取名，如“981”（谐音“就不要”）、“510”（谐音“我要廉”）、“35581”（谐音“送我我不要”）、“5910”（谐音“我就要廉”）等。这些账户一般由当地纪委、监察局和银行共同管理，并对存款人姓名、存款数额等予以保密。账户只存入，不支取，所存款项统一由纪委、监察局定期上缴国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2001年4月设立“539”廉政专用账户，自治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有的一时难以谢绝，有的是一念之差，还有的是配偶、子女等收了自己事后才知道等情况，设立廉政账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些同志一个主动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廉政账户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它为党员干部上交无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礼金建立了一条‘绿色通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
一些地方限定了上缴赃款的时间。2011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通知，部署治理收送“红包”问题，要求省及各地级市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均设立廉政账户，党员干部对拒收不了的“红包”要上交廉政账户，规定时间为一个月内。对不能全额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以及在送“红包”一方接受调查后才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的，仍按违纪论处。深圳市走得更早一些。深圳市纪委的公开资料显示，为方便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深圳市于2001年开通并向社会公布了人民币廉政账户；2013年，深圳市纪委又增设了美元和港币廉政账户。
廉政账户旨在促进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廉洁自律。在一定历史时期，它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对此是有共识的。
近年来，晒账户已然成了各地突出反腐成效的一个固定动作。2014年，广东省各级廉政账户收缴红包礼金等共计6500余万元；湖南省各级廉政账户存入红包礼金6092.9万元；在山西省，廉政账户自2015年3月開通后14个月，收到钱款多达1.7亿元。
廉政账户收到的金额也多呈逐年增长趋势。以深圳为例，2014年，深圳市共收到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合计人民币1338.6万元，至2015年，账户入账额达到1510万元。
存废之争
然而，越来越多开通廉政账户的省份，却又相继选择了退出。
2001年开设廉政账户的黑龙江省，宣布于2005年11月30日撤销账户。
2013年11月底，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察厅也宣布撤销此前的廉政账户，从12月2日起建立“实名制上缴违规收受资金专户”。对此，自治区纪委负责人提到了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弊端：有的干部收受贿赂后，在听到风声、感觉苗头不对时，往往抢在相关部门调查前把吞下去的钱“吐”出来，往廉政账户里一塞了事；有的腐败分子收受了多笔款项，却只上缴部分款项，一旦哪方面问题暴露，就拿部分上缴款项的事实及凭证做“挡箭牌”，企图蒙混过关。
实际上，廉政账户自设立之日起就有“存废之争”。前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正式撤销了使用15年的“539”廉政专用账户。
除了上述弊病，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收受了礼金的党员干部即使把钱打入了廉政账户，却依旧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办了不该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廉政账户也就没有充分发挥防止以权谋私、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的作用。
这样的案例还能找到很多。
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就是如此。被调查时，洪金洲家中藏有赃款2000多万元，而已经交纳的“廉政金”则多达5500余万元，堪称边退边收装清廉的典型。
再看深圳的一件案子。2016年8月11日，深圳市规土委龙岗管理局原副局长张中新受贿案在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中新及其辩护人指出，部分贿赂款张中新并未使用，而是暂存在办公室，想找机会退还给当事人，到张中新案发后，其妻将数十万元从其办公室拿出，存入纪委廉政账户，试图以廉政账户作为减刑的砝码。
就是在这样的利弊纠结之中，一些地方选择了撤销廉政账户，一些地方建了撤、撤了建。比如甘肃，2001年6月，甘肃就曾设立廉政账户，2003年8月撤销。2004年7月，甘肃再次设立廉政账户，2005年11月再次撤销。
撤销廉政账户之后
如何堵住廉政账户的漏洞？
内蒙古自治区撤销廉政账户，改设“实名制上缴违规收受资金专户”，不失为一条思路。在自治区纪委负责人看来，实行“实名登记上缴”有利于迅速准确地查明干部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提高案件的查办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可以打消少数人把廉政账户作为“掩体”实施违纪违法行为的侥幸心理，促使其提高廉洁意识，更有利于鼓励和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作风。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廉政账户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与反腐败的初衷背道而驰。
正如广东省纪委在《关于注销廉政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如果继续保留廉政账户，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误解为收“红包”后上缴廉政账户就没事，也为有的党员干部欺骗组织、对抗审查提供理由和借口。广东省纪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注销廉政账户的必要性，按照中纪委的要求和省纪委常委会的决定，立即做好廉政账户的注销及相关工作。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增强廉洁自律、主动拒收“红包”的自觉性。
实际上，2016年1月1日最新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84条明确规定，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金礼品，都是违纪行为，都要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在撤销廉政账户后，广东明确，今后，党员干部凡遇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应当场拒收；确实无法拒收的，应立即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告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并书面注明送“红包”的人员、时间、地点和缘由。纪检监察机关接受报告后必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可免予处理，所收“红包”按违纪款物收缴；对于不及时报告或没有全额上交的，应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的规定按顶风违纪处理。
四川的做法有细微的差别。除要求坚决当面拒收，还提到，“对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当面拒收的，事后要尽可能退还；对因各种原因未能当面拒收和事后退还的礼金，要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一个月内实名登记上交”。
（摘自《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