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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博士和他的团队出现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是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首次在中国专门为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召开新闻发布会。璀璨的水晶灯下，换下农田里的泥鞋、草帽的研究者，在记者的连番提问“轰炸”下，俨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科学明星。
此次发布的，是吴孔明等研究人员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的一项成果。《科学》杂志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此文。
然而，真正调动记者们兴奋神经和想象力的，似乎并非研究本身，而是这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所传达出的信号意义。
“这是个中国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娃藏在最里面。”有人说，“一项高达200亿元人民币的转基因专项研究，才是‘最核心的那个娃娃’。”
尖峰会议
早在7月9日，一项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据悉，此项目的投入将高达200亿元人民币。
“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黄大日方研究员对记者说。他用“翘首以盼”、“很振奋”，形容他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
转基因专项和载人航天、第三代通信等项目一样，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它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单项投资最高的项目。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尽管确切的细节还没有确定，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大多语焉不详，逐利的资本永远是嗅觉最灵敏的。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丰乐种业遭遇两个“涨停板”。
飘红的个股传递着小股民对重大政策的“平民版解读”：尽管此专项只是“原则性”通过，但只要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就会得到惊人的发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转基因大米不用太久就会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黄大日方告诉记者，国家最后作出这个决定实属不易。事实上，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上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唯一一个农业内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据一位参与专项起草的专家称，“初稿修改次数之多无法统计”，“两年至少开了三十场论证会”。
黄大日方解释，据他了解，论证的时间这么长，不是国家在“要不要发展转基因技术”战略上有分歧，而是在“某个农作物要不要产业化，什么时候产业化”，“怎样建立严格的安全检测制度”等问题上讨论耗时很久，而且这些问题很多至今没有解决。
路线之争
正当欧洲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问题上停滞不前的时候，我国政府首次明确支持态度。消息一出，无异于一场“地震”。
事实证明，围绕转基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春天，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向市场，引发全国“转基因恐慌”。今年年初，法国总统宣布，暂停种植MON810型转基因玉米，这一决定引发了极大争议。
其实，转基因支持派和反对派的“口水战”，从这项技术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停止过。
3年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甚至有专家计算：“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过去的20年里，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单2004年一年，中国政府就花费了5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自那年起，就有三种转基因水稻一直在等待批准上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支持派批评一些环境专家：“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他们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反对转基因水稻，非常可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搅局者”。
反对派认为：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的历史，10年无害不能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稻米，等于拿生命做赌注。”
就连“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难免“参战”，领衔成立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他的转向对“转基因派”是一项重大利好，他们眼里，“袁隆平”这个金字招牌是扫除转基因稻米商业化障碍的有力武器之一。
对于转战转基因稻，袁隆平坦言：“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显然，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命题。但转基因专项的原则通过，实质上平息了数年的暗战，支持派悄然获胜。
不能求快要求稳
7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要求各方“抓紧组织实施”。显然，转基因项目问题早已脱离争论漩涡，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倒希望“不要急于求快”，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要“非常慎重”，前期工作是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他曾受邀请参加转基因专项的论证会，会上他这个“大炮”一点就燃，后来，这样的会议他都被“礼貌地撇开”了。
“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薛达元无奈地说。
天天吃转基因大豆油的薛达元，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他只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谨慎”，强调“不同的声音”。
薛达元认为，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利益关联是很多人呼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重要原因，“涉及200多亿元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也是滚滚财源。
他炮轰的还有安全评估问题。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一位转基因科学家嘲笑说。
“我就是那个‘愚蠢的人’！”薛达元教授笑着对记者说。
面对“如果转基因大米上市，你会吃吗？”这样的提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吃！当然吃！
他认为转基因大米本身是安全的，他担心的是那张“出生证”的颁发是否足够“安全”。
粮食就是武器
跟薛达元“步子不能太快”的观点不同，黄大日方认为，“转基因专项问题不能再等了，国际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动作晚了慢了，都会被动挨打、受制于人。”
“大豆就是深刻的教训。”黄大日方说，当时国家也想把转基因大豆挡在外面，设立“绿色壁垒”，但国外强大的生物公司用低价、高质量等手段冲垮了这些屏障，如今转基因大豆的技术、专利、定价权都在别人手上。
大豆的阴谋是可怕的。行业内都知道转基因大豆的“拉美化”陷阱。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开始收“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相反，由于中国转基因棉花起步较早，1997年至2006年，转基因棉花的推广使我国棉农累计增收约250亿元，纺织业和消费都获利120多亿元。2006年当年的回报就达60亿元，远远超过了过去国家对转基因棉花研发的所有投入。
而印度就很被动：美国一家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迫使当地农民以高出传统种子4倍的价钱，购买它的种子，农民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一些农民为此债台高筑，甚至自杀，这种恶性循环正摧毁着印度乡村。
所以，“转基因决不只是技术问题，它背后是国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伦理之争。”黄大日方说。
“反对的声音以前没有停止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停止。”他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已习惯了在反对声中平静地工作。”
此次发布的，是吴孔明等研究人员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的一项成果。《科学》杂志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此文。
然而，真正调动记者们兴奋神经和想象力的，似乎并非研究本身，而是这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所传达出的信号意义。
“这是个中国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娃藏在最里面。”有人说，“一项高达200亿元人民币的转基因专项研究，才是‘最核心的那个娃娃’。”
尖峰会议
早在7月9日，一项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据悉，此项目的投入将高达200亿元人民币。
“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黄大日方研究员对记者说。他用“翘首以盼”、“很振奋”，形容他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
转基因专项和载人航天、第三代通信等项目一样，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它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单项投资最高的项目。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尽管确切的细节还没有确定，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大多语焉不详，逐利的资本永远是嗅觉最灵敏的。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丰乐种业遭遇两个“涨停板”。
飘红的个股传递着小股民对重大政策的“平民版解读”：尽管此专项只是“原则性”通过，但只要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就会得到惊人的发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转基因大米不用太久就会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黄大日方告诉记者，国家最后作出这个决定实属不易。事实上，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上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唯一一个农业内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据一位参与专项起草的专家称，“初稿修改次数之多无法统计”，“两年至少开了三十场论证会”。
黄大日方解释，据他了解，论证的时间这么长，不是国家在“要不要发展转基因技术”战略上有分歧，而是在“某个农作物要不要产业化，什么时候产业化”，“怎样建立严格的安全检测制度”等问题上讨论耗时很久，而且这些问题很多至今没有解决。
路线之争
正当欧洲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问题上停滞不前的时候，我国政府首次明确支持态度。消息一出，无异于一场“地震”。
事实证明，围绕转基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春天，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向市场，引发全国“转基因恐慌”。今年年初，法国总统宣布，暂停种植MON810型转基因玉米，这一决定引发了极大争议。
其实，转基因支持派和反对派的“口水战”，从这项技术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停止过。
3年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甚至有专家计算：“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过去的20年里，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单2004年一年，中国政府就花费了5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自那年起，就有三种转基因水稻一直在等待批准上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支持派批评一些环境专家：“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他们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反对转基因水稻，非常可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搅局者”。
反对派认为：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的历史，10年无害不能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稻米，等于拿生命做赌注。”
就连“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难免“参战”，领衔成立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他的转向对“转基因派”是一项重大利好，他们眼里，“袁隆平”这个金字招牌是扫除转基因稻米商业化障碍的有力武器之一。
对于转战转基因稻，袁隆平坦言：“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显然，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命题。但转基因专项的原则通过，实质上平息了数年的暗战，支持派悄然获胜。
不能求快要求稳
7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要求各方“抓紧组织实施”。显然，转基因项目问题早已脱离争论漩涡，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倒希望“不要急于求快”，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要“非常慎重”，前期工作是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他曾受邀请参加转基因专项的论证会，会上他这个“大炮”一点就燃，后来，这样的会议他都被“礼貌地撇开”了。
“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薛达元无奈地说。
天天吃转基因大豆油的薛达元，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他只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谨慎”，强调“不同的声音”。
薛达元认为，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利益关联是很多人呼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重要原因，“涉及200多亿元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也是滚滚财源。
他炮轰的还有安全评估问题。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一位转基因科学家嘲笑说。
“我就是那个‘愚蠢的人’！”薛达元教授笑着对记者说。
面对“如果转基因大米上市，你会吃吗？”这样的提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吃！当然吃！
他认为转基因大米本身是安全的，他担心的是那张“出生证”的颁发是否足够“安全”。
粮食就是武器
跟薛达元“步子不能太快”的观点不同，黄大日方认为，“转基因专项问题不能再等了，国际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动作晚了慢了，都会被动挨打、受制于人。”
“大豆就是深刻的教训。”黄大日方说，当时国家也想把转基因大豆挡在外面，设立“绿色壁垒”，但国外强大的生物公司用低价、高质量等手段冲垮了这些屏障，如今转基因大豆的技术、专利、定价权都在别人手上。
大豆的阴谋是可怕的。行业内都知道转基因大豆的“拉美化”陷阱。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开始收“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相反，由于中国转基因棉花起步较早，1997年至2006年，转基因棉花的推广使我国棉农累计增收约250亿元，纺织业和消费都获利120多亿元。2006年当年的回报就达60亿元，远远超过了过去国家对转基因棉花研发的所有投入。
而印度就很被动：美国一家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迫使当地农民以高出传统种子4倍的价钱，购买它的种子，农民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一些农民为此债台高筑，甚至自杀，这种恶性循环正摧毁着印度乡村。
所以，“转基因决不只是技术问题，它背后是国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伦理之争。”黄大日方说。
“反对的声音以前没有停止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停止。”他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已习惯了在反对声中平静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