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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现为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藏学研究中心主任。从1960年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藏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政治乃至人物等方面。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在西方藏学界，他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为国际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和同事辛西娅·比尔（Cynthia Beall）博士会成为首批获准进入西藏进行深入田野调察的西方人类学家和藏学家。
梦想成真
我对藏语和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60年。之后，我游历印度和尼泊尔的许多藏民生活居住的地方。随着我对相关领域的兴趣日增，这些地方能提供给我的研究素材也渐显匮乏。就像其他藏学家一样，我梦想着能有一天进入中国的藏区，但是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而缥缈无踪。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对获准进入西藏进行研究的渴望重新升腾起来。1982年，我向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国家对华高级研究项目）提出申请，希望进入西藏自治区进行考察研究。作为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双边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渠道是我获取许可进入西藏这个敏感地带的唯一一丝曙光。
因为这个双边协议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我当选为该院院士）负责的，美方申请者得到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协助，使馆每年都帮我继续提交申请。1985年春，我的申请终于得到了中方的批准。
那时，我真不知道在西藏等待我的是什么。在拉萨呆了两个月后，我的东道主——西藏社科院的同仁对我说：“你要不出去转上两个星期？给你派辆北京吉普，配个司机，随便想上哪都成。”这份慷慨的礼物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选择了神山冈仁波齐峰。为什么是它呢？早在1974年和1976年，我去了偏远的尼泊尔西北部做调研，那里和西藏仅一山之隔。有一次我爬上山顶远眺，冈仁波齐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却无法像尼泊尔村民那样下山去西藏朝拜这座神山，这让我很沮丧。所以当机会来临，我立即选择了冈仁波齐。
去冈仁波齐的路上有好几百英里都散布着游牧部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游牧藏民。每天我们都会去牧民的帐篷里喝茶吃饭，他们的口音不大好懂，但人都很友好，生活显然还保持了传统——很多女人甚至还是像几百年前一样涂着黑色的妆，就像是刚从《国家地理》杂志中走出来。
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几乎丝毫未受影响，这让我很是惊讶。这激发了我对游牧部落开展研究的热情。我觉得西藏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似乎允许我启动更具规模的项目，所以我一回到美国就和辛西娅探讨共同进行实地考察的可能性，她当时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体质人类学教授，已经在安第斯山脉和尼泊尔对高海拔地区人群做过大量研究。辛西娅可以说一些“简单但够用”的藏语，她热切地期盼有机会把研究人群从尼泊尔转向生活在更高海拔的地区。
我们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并将其藏文本提交给西藏社科院。他们对这个合作研究计划颇感兴趣。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尚未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像游牧民那样生活一年。社科院认为羌塘对于我们来讲条件太艰苦，但最终，社科院意识到我们的研究确实需要和游牧民一年四季生活在一起，我们也足够强壮去应付高海拔和其他困难，原则上也就同意了这个项目。
这是西藏社科院和西方学者的第一份正式研究合作协议。1986年6月，双方满意地达成一致并签署了正式协议。
抵达牧区
行装已经准备了好几周，协议一经签署，我们翌日就出发。花了两天时间从拉萨到日喀则，然后继续向西前往昂仁县，它下辖着我们要调研的牧区。
路上我们遇到当地的一些官员，除了一名官员，其他都是藏族。我们向他们请教了不少问题，他们也问了我们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是不是人人都有车。他们从未想到外国人会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能够和藏人自如沟通，这让他们不仅讶异，而且自豪。和他们相谈甚欢。次日，我们继续前往羌塘西北部，那里散落着成百的游牧部落。昂仁县有三个这样的游牧部落，我们要去的查孜乡是其中之一。
这段旅途很艰苦。因为我们想在一个未受开发计划或者道路本身影响的牧民社区来研究游牧文化，所以专门挑选了“偏远的”远离交通干道的地方。由于没有路，我们浪费了不少时间，甚至还迷了路。而社科院的人和车都必须回拉萨，我们最后就决定落脚在帕拉，在这里开始调研。
帕拉只有57户人家263口人分别散落在十个营地，比我们理想的部落小了些。但这似乎就是天意，我们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帕拉的牧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配合。何况，我们最初设想的对更大的部落进行调研实际上也行不通。牧民的营地都散落各处，覆盖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多次往返本身就是不小的挑战。光是去帕拉的十个营地，我们就得爬越三道海拔在5300米的山梁；要走遍所有帐篷轻易就会用掉40天，其中大量时间浪费在找到足够的驮负行李的牦牛上。
在帕拉，我们有自己的帐篷，就搭在牧民的帐篷旁，可以无拘无束地按需四处调研，拜访或采访牧民。
在帕拉，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名牧民，但是我努力客观地去了解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人类学的方式如“参与观察”来研究牧民：牧民们每天去放牧，我们会跟着；他们换季迁徙我们也跟着；他们去割草、采盐或背着枪带着狗去狩猎时我们也会跟着。我们和牧民们一起放牧剪羊毛、挤奶宰羊，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和牧民们在一起。不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做研究的学者，我还采用更正式的方法如深度访谈以及家庭调查问卷等来进行我的调研。
游牧精神
与新奥尔良和开罗处于同样纬度的帕拉海拔为4800多米，属于地球上环境最极端最艰苦的地方。牧民的生活对于西方人来说或许极其艰苦。无论风霜雨雪，他们必须去挤奶或放牧，根据季节和草质迁徙到不同的草场——因为他们的牲畜依赖天然草场生存。我曾亲眼看到几位妇女弯着腰正在挤奶，一阵强风裹着雪呼啸而来将一层白雪堆在她们的背上。而牧民并不认同我们的看法，他们对天气的暴戾无常早已习以为常，所谓的辛苦与不适都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无论男女，牧民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农民要惬意得多。
我认识一位名叫彭措的牧民，给我解释说：“你看，我们的生活显然很如意。草自己生自己长，牛羊自己繁殖自己长大，它们给我们肉给我们奶，而我们坐享其成，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样的生活怎么能叫辛苦呢？我们不需要面朝土背朝天松土挖坑播种等等农民们必须干的苦力，而且时间一大把。夏天的时候，好多农民跑来给我们干活。我们需要给他们干活吗？不需要。我和你说过好多次了，苦的是农民，不是我们。”彭措的观点基本反映了牧民们的态度，他们以此维系着自己的传统，珍惜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农民和市民们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头脑简单、与世隔绝而且过于落后。
实际上，牧民们认为自己是羌塘高海拔地区的主人，不过他们对主人的定义却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甚至和农区藏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位朋友把牧民对羌塘自然环境的崇拜、敬畏和信赖恰如其分地总结说：“我们不挖水渠给草原浇水，也不划地为界来种草籽提高产量。文革期间有人要求过的，但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失败了。羌塘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忽而风轻云淡阳光和煦，忽而就电闪雷鸣冰雹来袭，谁都不可能控制或改变羌塘。我们不去尝试改变羌塘，我们学习了解她，然后去适应她。”
因此，牧民们的主人意识反映在对自然环境的顺应而不是改变。也许在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面前，他们确实显得渺小，但是他们坚信恒古以来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得以在任何自然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诀窍。他们也如此成功地在羌塘生活了几千年。
传统生活
我们在帕拉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帐篷里，喝着奶茶，听年纪大点的牧民们讲述1959年以前的老故事，按他们的说法，那叫“旧社会”。
程列是一位63岁的老牧民，他讲道：“在旧社会，帕拉的10个相邻的牧民部族都属于一个大的领地，所有的草地都归班禅喇嘛拥有，他会指派一些牧民代表在不同辖地内解决部落纷争或征收税赋。班禅是我们的领主，虽然他从没来视察过，我也从没见过他。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他的统领之下的。”
和农民一样，牧民和他们的牲畜同样世代属于某个领地，他们没有权利将牲畜赶到其他人的地盘上去。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这种封建性质的“领地”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宗教和贵族统治者可以将劳动力保留在自己的地盘上。另一方面，牧民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相对的自主权。他们与领主签署文件明确应承担的税额，只要完成纳税，班禅既不能将他们驱逐，也不可以禁止他们在领地内放牧。除了羊皮、绳子、羊毛、牲畜和盐等物品，牧民们最主要的义务是给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缴纳煮茶和点灯用的酥油。
这些牧民也实行着一种复杂的轮牧制度，他们根据牲畜数目的变化，每三年调整一次草场归属，从而来实现草场载畜量和家庭牲畜数目的平衡。那些牲畜增加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草场，而那些牲畜减少的草场也会减少。这个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草地不被过度放牧，同时也能让牧民家庭增加财富。
当臣民不见得就是当穷人。班禅喇嘛下属的许多牧民都相当富有，不乏拥有成千头牛羊的人。富有的牧民可以雇佣贫穷的牧民做仆人或干力气活，虽然他们其实都属于班禅喇嘛的臣民。
领主之下的主要社会单元是家庭。在一顶帐篷下，一家人同吃同住一起放牧。遇到大事，决定由一家之长来拿，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长幼尊卑界限明确是西藏很重要的价值观，孩子一定要尊重感恩父母并听从父母的教诲，而家长一般也计划掌控一家人的所有活动，譬如在哪天去哪块草地放牧，售卖或宰杀哪只牛羊，甚至何时与谁嫁娶。
1988年我们在拉萨多停留了几个月，等4月份回到帕拉时去看望了一位老朋友诺桑。他是个鳏夫，家里只有一个31岁的女儿卓玛和两个分别为20岁和10岁的儿子。诺桑告诉我们说卓玛和其他部落的一位牧民的婚事解除了。
一般来说，牧民家里的孩子最后只留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女都会成家独立出去。所以标准家庭由父母、未婚的孩子、已婚儿子和他自己的家室们组成。如果家中无子，父母就会尽量让一个女儿招赘进门。
诺桑就决定让卓玛留在家里，因为她是孩子当中最乖的一个，所以，最初有人向卓玛求婚时，诺桑答应了，但条件就是男方得入赘。然而准新郎在查孜乡政府工作，骑马从那儿到帕拉一趟就得三天路程，他希望能在那里安家，并向诺桑建议说搬到离查孜乡骑马一天路程的营地，这样他可以更方便探家。诺桑考虑良久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牛羊已经习惯了这边的草，搬家对牲畜不好。这样，卓玛的准新郎就变成了其他姑娘的新郎。卓玛虽然内心很想嫁给那个在乡政府工作的人，但是她最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决定。其实，即使她一咬牙不随父命跟了人家走，谁也没办法也不会拦着她，但是她太尊重父亲，所以选择将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
一家之中，男女分工似乎“自然而然”。我们在帕拉的第一个夏天看到的景象似乎真的印证了城里人对牧民的普遍印象：所有的活儿都是女人在干，她们在挤奶、拌酥油、做饭、拾粪、取水，而男人都“闲坐”着。
我们有一天对同时照顾着七个孩子和一大群牛羊的尼玛暗示说这样的分工不公平，她想都没想地回答：“我根本不讨厌挤奶这些杂活。男人们有他们的活干，我才不想交换。我可以不离孩子和帐篷半步，而男人们去湖里背盐的时候得跋山涉水走老远，他们冬天出去做买卖的时候一趟就得走整整一个月。”
刚开始我和辛西娅都很难相信她会那么坦然，但当我们在牧区再多转下来，就逐渐理解了尼玛的想法。牧民们一旦上路就雨雪无阻：他们不会轻易停下脚步或者改变计划，他们会和他们的牲畜坚毅地前进直到抵达目的地。我们跟着他们在暴雪中整日埋头前行，他们得不断整理倔强的牦牛弄乱的货物，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手套也不戴并不停地结绳解绳。这时候我们明白了尼玛所代表的牧民妇女的感受：这样的分工是互补而不是利用，何况，女人们生病了或者是家里缺人手时，男人们也还是会帮忙做些“女人活”的，譬如拌酥油甚至挤奶。
从男人们的立场看，他们也很欣然自然地扮演着出门人买卖人的角色，即使再艰苦再危险也同样毫无怨言。这是同一群男人：当女人们在挤奶时他们坐在帐篷外晒太阳，丝毫想不到搭把手，但是即使风霜雨雪再大路途再遥远，还是会二话不说立即领着牦牛架起货物跨上马一走就好几天。
新政变化
我们在帕拉的日子里，那里正经历着一系列新政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因为从80年代初开始，中央政府重新评估西藏的情况，并开始进行一系列调整。
新政策也给当地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改善了整体生活水平。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西藏的主要经济改革是“责任制”。在帕拉始于1981年秋天，公社解体，所有公社的牲畜都平均分配给牧民，无论他们的年龄或性别。 一夜之间，每个家庭都完全对自己的生产和流通负责，就像1959年前一样。 牧民再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或交换牲畜。
在帕拉，每个牧民都从公社那里分到了39头牲畜，其中包括4.5头牦牛，27只绵羊，7.5只山羊。 此外，还允许各家各户保留在公社经济期间的自有牲畜。 这让人均拥有的牲畜量达到了42.4头。医疗保健也对所有居民免费，虽然药品的数量和服务的质量有限。
帕拉的牧业生产系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包括饲养牦牛、绵羊、山羊，收获畜产品后，自己用一些，留一些去交换其他如青稞和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 因为这些游牧民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卡路里来自于青稞和其他谷物，谷物贸易一直是他们这种自给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自从1981年经济状况改善以来，大多数富有的中等收入牧民都出于宗教的原因放弃了打猎，依然打猎的主要是贫穷的牧民。传统上，西藏的牧民是西藏和尼泊尔山区用盐的主要供应者。每年春天，帕拉的牧民都会赶着牲口花上30天去西北部的咸水湖，从那里的盐床上采盐。采的盐大部分都以“盐税”的形式上缴给他们的主人班禅喇嘛，剩余的就可以和农民做交换。一些牧民仍然进行盐的贸易，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通往这些咸水湖的路通车、内地来盐的竞争以及其他牧民产品的价格上涨都让盐的利润下降，也让所有的牧民放弃了每年往返两个月的采盐之旅。
80年代改革政策给帕拉带来最让人侧目的巨变也许就是经济和社会分化的速度和广度。1981年，当所有的牧民或多或少从同一起点开始时，每个人都至少拥有39头牲畜，但后来就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家庭一头牲畜都没有，而有的家庭拥有多达154头牲畜。
这些“较穷的”牧民靠给富有牧民工作来生存，有一些人长时间固定地做一些挤奶和仆人的工作。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被剥削，而是能从劳动中获取一份体面的薪水，通常是每月一只羊（那时大约相当于25元），如果合同是一整年的话，还管穿衣吃饭。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剪羊毛、宰牲、剪草等零活可以做。
大多数牧民都用“贫穷文化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即：从前是穷人的人还会变穷，因为他们总想避开艰难的工作和计划，而从前富裕的阶层会成功是因为他们正好相反。总的来说，这与运气、技能、消费观和勤勉等因素有关。牧民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事物自然发展的一面，他们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所有的家庭已经有过（依然还有）平等的机会去成功或失败，只要他们的运气和技能允许。他们都觉得经济两极化不如从前旧社会那样明显，不过新贫家庭似乎将形成一个永久的劳力阶层。
尽管有经济分化，所有的牧民都说生活比公社时期好得太多了，那时人们常常挨饿。然而，客观地说，大多数牧民依然贫穷。从经济角度来说，他们要达到中国东部的大多数汉族农村的生活水平，依然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总而言之，80年代后的政策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复兴，让牧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复苏。而改革也让帕拉的牧民们重新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重建一种无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都很有意义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信仰的复合体系。 新的政策加深了牧民对游牧生活价值和藏族特质的信念。
游牧未来
在羌塘的16个月不仅改变了我和辛西娅的一生，也改变了与我们一同做调研的几名藏族同事的一生。后来的几年里，有八位西藏社科院的同事先后来我所在的大学进行深造。先来的五位英文不太好，所以我们先送他们上英语培训班然后再去读研究生。后来的三位先后拿到了学位，其中一位成了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另外两位也拿到硕士学位。他们现在还都在西藏社科院工作。在过去的24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同一群牧民，在2000年、2005年、2009年以及2011年都还去过帕拉做实地考察，虽然最后这次呆的时间较短。
最近的这10年里，西藏牧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水准也提高了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冬天的营地盖了房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定居下来。所有的牧民觉得自己还是游牧民，仍然是靠放牧挤奶生活。每到九月，他们就全体上路领着所有牲畜搬迁到新的草地去，牧区的房子或者上把锁或者只留个老人看家。
卡车、拖拉机和摩托车是他们生活的另一大变化。在2003年以后，牧民们大部分都有了摩托车，有的甚至买了拖拉机和卡车，还安了太阳能灯。从2009年开始，大伙都买了手机。他们的经济来源仍然是牧民的生活来源：更高的羊毛、肉和皮的产量，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得外出打工。查孜乡的地方干部都是藏族人，所以一直以来官方的沟通和地方志全部用藏文，只有到了县上或者日喀则时才会和汉族或回族有接触。各个乡都有寄宿学校，学龄儿童都要上学，老师会教他们读写藏文，而且也用藏语教课，上了三年级以后就要开始学汉语了。
整个中国都在迈进现代社会，西藏也不例外，和汉族地区一样，藏族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在改变。不过，牧民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改变会影响他们的牧民身份，他们觉得摩托车只不过是马的替代，卡车不过是牦牛的替代。这样的改变让生活更舒适一些，也让他们更富裕一些，但是他们仍然和几百年前的先辈一样依靠放牧牛羊生活，所以还是“卓巴”（藏语“牧民”）。
牧民们依然珍惜自己的传统，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分辨新事物的精华糟粕进行取舍，但是不希望在未来舍弃自己的传统。他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可以像先辈一样，跟随佛祖和命运的旨意成败浮沉。至少目前，而且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羌塘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和传统仍将生机勃勃。而只要这样的传统存在一天，人类文化就依然丰富一日。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和同事辛西娅·比尔（Cynthia Beall）博士会成为首批获准进入西藏进行深入田野调察的西方人类学家和藏学家。
梦想成真
我对藏语和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60年。之后，我游历印度和尼泊尔的许多藏民生活居住的地方。随着我对相关领域的兴趣日增，这些地方能提供给我的研究素材也渐显匮乏。就像其他藏学家一样，我梦想着能有一天进入中国的藏区，但是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而缥缈无踪。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对获准进入西藏进行研究的渴望重新升腾起来。1982年，我向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国家对华高级研究项目）提出申请，希望进入西藏自治区进行考察研究。作为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双边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渠道是我获取许可进入西藏这个敏感地带的唯一一丝曙光。
因为这个双边协议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2009年我当选为该院院士）负责的，美方申请者得到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协助，使馆每年都帮我继续提交申请。1985年春，我的申请终于得到了中方的批准。
那时，我真不知道在西藏等待我的是什么。在拉萨呆了两个月后，我的东道主——西藏社科院的同仁对我说：“你要不出去转上两个星期？给你派辆北京吉普，配个司机，随便想上哪都成。”这份慷慨的礼物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选择了神山冈仁波齐峰。为什么是它呢？早在1974年和1976年，我去了偏远的尼泊尔西北部做调研，那里和西藏仅一山之隔。有一次我爬上山顶远眺，冈仁波齐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却无法像尼泊尔村民那样下山去西藏朝拜这座神山，这让我很沮丧。所以当机会来临，我立即选择了冈仁波齐。
去冈仁波齐的路上有好几百英里都散布着游牧部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游牧藏民。每天我们都会去牧民的帐篷里喝茶吃饭，他们的口音不大好懂，但人都很友好，生活显然还保持了传统——很多女人甚至还是像几百年前一样涂着黑色的妆，就像是刚从《国家地理》杂志中走出来。
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几乎丝毫未受影响，这让我很是惊讶。这激发了我对游牧部落开展研究的热情。我觉得西藏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似乎允许我启动更具规模的项目，所以我一回到美国就和辛西娅探讨共同进行实地考察的可能性，她当时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体质人类学教授，已经在安第斯山脉和尼泊尔对高海拔地区人群做过大量研究。辛西娅可以说一些“简单但够用”的藏语，她热切地期盼有机会把研究人群从尼泊尔转向生活在更高海拔的地区。
我们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并将其藏文本提交给西藏社科院。他们对这个合作研究计划颇感兴趣。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尚未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像游牧民那样生活一年。社科院认为羌塘对于我们来讲条件太艰苦，但最终，社科院意识到我们的研究确实需要和游牧民一年四季生活在一起，我们也足够强壮去应付高海拔和其他困难，原则上也就同意了这个项目。
这是西藏社科院和西方学者的第一份正式研究合作协议。1986年6月，双方满意地达成一致并签署了正式协议。
抵达牧区
行装已经准备了好几周，协议一经签署，我们翌日就出发。花了两天时间从拉萨到日喀则，然后继续向西前往昂仁县，它下辖着我们要调研的牧区。
路上我们遇到当地的一些官员，除了一名官员，其他都是藏族。我们向他们请教了不少问题，他们也问了我们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是不是人人都有车。他们从未想到外国人会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能够和藏人自如沟通，这让他们不仅讶异，而且自豪。和他们相谈甚欢。次日，我们继续前往羌塘西北部，那里散落着成百的游牧部落。昂仁县有三个这样的游牧部落，我们要去的查孜乡是其中之一。
这段旅途很艰苦。因为我们想在一个未受开发计划或者道路本身影响的牧民社区来研究游牧文化，所以专门挑选了“偏远的”远离交通干道的地方。由于没有路，我们浪费了不少时间，甚至还迷了路。而社科院的人和车都必须回拉萨，我们最后就决定落脚在帕拉，在这里开始调研。
帕拉只有57户人家263口人分别散落在十个营地，比我们理想的部落小了些。但这似乎就是天意，我们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帕拉的牧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配合。何况，我们最初设想的对更大的部落进行调研实际上也行不通。牧民的营地都散落各处，覆盖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多次往返本身就是不小的挑战。光是去帕拉的十个营地，我们就得爬越三道海拔在5300米的山梁；要走遍所有帐篷轻易就会用掉40天，其中大量时间浪费在找到足够的驮负行李的牦牛上。
在帕拉，我们有自己的帐篷，就搭在牧民的帐篷旁，可以无拘无束地按需四处调研，拜访或采访牧民。
在帕拉，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名牧民，但是我努力客观地去了解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人类学的方式如“参与观察”来研究牧民：牧民们每天去放牧，我们会跟着；他们换季迁徙我们也跟着；他们去割草、采盐或背着枪带着狗去狩猎时我们也会跟着。我们和牧民们一起放牧剪羊毛、挤奶宰羊，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和牧民们在一起。不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做研究的学者，我还采用更正式的方法如深度访谈以及家庭调查问卷等来进行我的调研。
游牧精神
与新奥尔良和开罗处于同样纬度的帕拉海拔为4800多米，属于地球上环境最极端最艰苦的地方。牧民的生活对于西方人来说或许极其艰苦。无论风霜雨雪，他们必须去挤奶或放牧，根据季节和草质迁徙到不同的草场——因为他们的牲畜依赖天然草场生存。我曾亲眼看到几位妇女弯着腰正在挤奶，一阵强风裹着雪呼啸而来将一层白雪堆在她们的背上。而牧民并不认同我们的看法，他们对天气的暴戾无常早已习以为常，所谓的辛苦与不适都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无论男女，牧民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农民要惬意得多。
我认识一位名叫彭措的牧民，给我解释说：“你看，我们的生活显然很如意。草自己生自己长，牛羊自己繁殖自己长大，它们给我们肉给我们奶，而我们坐享其成，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样的生活怎么能叫辛苦呢？我们不需要面朝土背朝天松土挖坑播种等等农民们必须干的苦力，而且时间一大把。夏天的时候，好多农民跑来给我们干活。我们需要给他们干活吗？不需要。我和你说过好多次了，苦的是农民，不是我们。”彭措的观点基本反映了牧民们的态度，他们以此维系着自己的传统，珍惜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农民和市民们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头脑简单、与世隔绝而且过于落后。
实际上，牧民们认为自己是羌塘高海拔地区的主人，不过他们对主人的定义却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甚至和农区藏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位朋友把牧民对羌塘自然环境的崇拜、敬畏和信赖恰如其分地总结说：“我们不挖水渠给草原浇水，也不划地为界来种草籽提高产量。文革期间有人要求过的，但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失败了。羌塘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忽而风轻云淡阳光和煦，忽而就电闪雷鸣冰雹来袭，谁都不可能控制或改变羌塘。我们不去尝试改变羌塘，我们学习了解她，然后去适应她。”
因此，牧民们的主人意识反映在对自然环境的顺应而不是改变。也许在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面前，他们确实显得渺小，但是他们坚信恒古以来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得以在任何自然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诀窍。他们也如此成功地在羌塘生活了几千年。
传统生活
我们在帕拉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帐篷里，喝着奶茶，听年纪大点的牧民们讲述1959年以前的老故事，按他们的说法，那叫“旧社会”。
程列是一位63岁的老牧民，他讲道：“在旧社会，帕拉的10个相邻的牧民部族都属于一个大的领地，所有的草地都归班禅喇嘛拥有，他会指派一些牧民代表在不同辖地内解决部落纷争或征收税赋。班禅是我们的领主，虽然他从没来视察过，我也从没见过他。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他的统领之下的。”
和农民一样，牧民和他们的牲畜同样世代属于某个领地，他们没有权利将牲畜赶到其他人的地盘上去。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这种封建性质的“领地”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宗教和贵族统治者可以将劳动力保留在自己的地盘上。另一方面，牧民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相对的自主权。他们与领主签署文件明确应承担的税额，只要完成纳税，班禅既不能将他们驱逐，也不可以禁止他们在领地内放牧。除了羊皮、绳子、羊毛、牲畜和盐等物品，牧民们最主要的义务是给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缴纳煮茶和点灯用的酥油。
这些牧民也实行着一种复杂的轮牧制度，他们根据牲畜数目的变化，每三年调整一次草场归属，从而来实现草场载畜量和家庭牲畜数目的平衡。那些牲畜增加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草场，而那些牲畜减少的草场也会减少。这个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草地不被过度放牧，同时也能让牧民家庭增加财富。
当臣民不见得就是当穷人。班禅喇嘛下属的许多牧民都相当富有，不乏拥有成千头牛羊的人。富有的牧民可以雇佣贫穷的牧民做仆人或干力气活，虽然他们其实都属于班禅喇嘛的臣民。
领主之下的主要社会单元是家庭。在一顶帐篷下，一家人同吃同住一起放牧。遇到大事，决定由一家之长来拿，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长幼尊卑界限明确是西藏很重要的价值观，孩子一定要尊重感恩父母并听从父母的教诲，而家长一般也计划掌控一家人的所有活动，譬如在哪天去哪块草地放牧，售卖或宰杀哪只牛羊，甚至何时与谁嫁娶。
1988年我们在拉萨多停留了几个月，等4月份回到帕拉时去看望了一位老朋友诺桑。他是个鳏夫，家里只有一个31岁的女儿卓玛和两个分别为20岁和10岁的儿子。诺桑告诉我们说卓玛和其他部落的一位牧民的婚事解除了。
一般来说，牧民家里的孩子最后只留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女都会成家独立出去。所以标准家庭由父母、未婚的孩子、已婚儿子和他自己的家室们组成。如果家中无子，父母就会尽量让一个女儿招赘进门。
诺桑就决定让卓玛留在家里，因为她是孩子当中最乖的一个，所以，最初有人向卓玛求婚时，诺桑答应了，但条件就是男方得入赘。然而准新郎在查孜乡政府工作，骑马从那儿到帕拉一趟就得三天路程，他希望能在那里安家，并向诺桑建议说搬到离查孜乡骑马一天路程的营地，这样他可以更方便探家。诺桑考虑良久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牛羊已经习惯了这边的草，搬家对牲畜不好。这样，卓玛的准新郎就变成了其他姑娘的新郎。卓玛虽然内心很想嫁给那个在乡政府工作的人，但是她最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决定。其实，即使她一咬牙不随父命跟了人家走，谁也没办法也不会拦着她，但是她太尊重父亲，所以选择将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
一家之中，男女分工似乎“自然而然”。我们在帕拉的第一个夏天看到的景象似乎真的印证了城里人对牧民的普遍印象：所有的活儿都是女人在干，她们在挤奶、拌酥油、做饭、拾粪、取水，而男人都“闲坐”着。
我们有一天对同时照顾着七个孩子和一大群牛羊的尼玛暗示说这样的分工不公平，她想都没想地回答：“我根本不讨厌挤奶这些杂活。男人们有他们的活干，我才不想交换。我可以不离孩子和帐篷半步，而男人们去湖里背盐的时候得跋山涉水走老远，他们冬天出去做买卖的时候一趟就得走整整一个月。”
刚开始我和辛西娅都很难相信她会那么坦然，但当我们在牧区再多转下来，就逐渐理解了尼玛的想法。牧民们一旦上路就雨雪无阻：他们不会轻易停下脚步或者改变计划，他们会和他们的牲畜坚毅地前进直到抵达目的地。我们跟着他们在暴雪中整日埋头前行，他们得不断整理倔强的牦牛弄乱的货物，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手套也不戴并不停地结绳解绳。这时候我们明白了尼玛所代表的牧民妇女的感受：这样的分工是互补而不是利用，何况，女人们生病了或者是家里缺人手时，男人们也还是会帮忙做些“女人活”的，譬如拌酥油甚至挤奶。
从男人们的立场看，他们也很欣然自然地扮演着出门人买卖人的角色，即使再艰苦再危险也同样毫无怨言。这是同一群男人：当女人们在挤奶时他们坐在帐篷外晒太阳，丝毫想不到搭把手，但是即使风霜雨雪再大路途再遥远，还是会二话不说立即领着牦牛架起货物跨上马一走就好几天。
新政变化
我们在帕拉的日子里，那里正经历着一系列新政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因为从80年代初开始，中央政府重新评估西藏的情况，并开始进行一系列调整。
新政策也给当地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改善了整体生活水平。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西藏的主要经济改革是“责任制”。在帕拉始于1981年秋天，公社解体，所有公社的牲畜都平均分配给牧民，无论他们的年龄或性别。 一夜之间，每个家庭都完全对自己的生产和流通负责，就像1959年前一样。 牧民再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或交换牲畜。
在帕拉，每个牧民都从公社那里分到了39头牲畜，其中包括4.5头牦牛，27只绵羊，7.5只山羊。 此外，还允许各家各户保留在公社经济期间的自有牲畜。 这让人均拥有的牲畜量达到了42.4头。医疗保健也对所有居民免费，虽然药品的数量和服务的质量有限。
帕拉的牧业生产系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包括饲养牦牛、绵羊、山羊，收获畜产品后，自己用一些，留一些去交换其他如青稞和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 因为这些游牧民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卡路里来自于青稞和其他谷物，谷物贸易一直是他们这种自给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自从1981年经济状况改善以来，大多数富有的中等收入牧民都出于宗教的原因放弃了打猎，依然打猎的主要是贫穷的牧民。传统上，西藏的牧民是西藏和尼泊尔山区用盐的主要供应者。每年春天，帕拉的牧民都会赶着牲口花上30天去西北部的咸水湖，从那里的盐床上采盐。采的盐大部分都以“盐税”的形式上缴给他们的主人班禅喇嘛，剩余的就可以和农民做交换。一些牧民仍然进行盐的贸易，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通往这些咸水湖的路通车、内地来盐的竞争以及其他牧民产品的价格上涨都让盐的利润下降，也让所有的牧民放弃了每年往返两个月的采盐之旅。
80年代改革政策给帕拉带来最让人侧目的巨变也许就是经济和社会分化的速度和广度。1981年，当所有的牧民或多或少从同一起点开始时，每个人都至少拥有39头牲畜，但后来就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家庭一头牲畜都没有，而有的家庭拥有多达154头牲畜。
这些“较穷的”牧民靠给富有牧民工作来生存，有一些人长时间固定地做一些挤奶和仆人的工作。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被剥削，而是能从劳动中获取一份体面的薪水，通常是每月一只羊（那时大约相当于25元），如果合同是一整年的话，还管穿衣吃饭。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剪羊毛、宰牲、剪草等零活可以做。
大多数牧民都用“贫穷文化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即：从前是穷人的人还会变穷，因为他们总想避开艰难的工作和计划，而从前富裕的阶层会成功是因为他们正好相反。总的来说，这与运气、技能、消费观和勤勉等因素有关。牧民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事物自然发展的一面，他们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所有的家庭已经有过（依然还有）平等的机会去成功或失败，只要他们的运气和技能允许。他们都觉得经济两极化不如从前旧社会那样明显，不过新贫家庭似乎将形成一个永久的劳力阶层。
尽管有经济分化，所有的牧民都说生活比公社时期好得太多了，那时人们常常挨饿。然而，客观地说，大多数牧民依然贫穷。从经济角度来说，他们要达到中国东部的大多数汉族农村的生活水平，依然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总而言之，80年代后的政策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复兴，让牧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复苏。而改革也让帕拉的牧民们重新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重建一种无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都很有意义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信仰的复合体系。 新的政策加深了牧民对游牧生活价值和藏族特质的信念。
游牧未来
在羌塘的16个月不仅改变了我和辛西娅的一生，也改变了与我们一同做调研的几名藏族同事的一生。后来的几年里，有八位西藏社科院的同事先后来我所在的大学进行深造。先来的五位英文不太好，所以我们先送他们上英语培训班然后再去读研究生。后来的三位先后拿到了学位，其中一位成了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另外两位也拿到硕士学位。他们现在还都在西藏社科院工作。在过去的24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同一群牧民，在2000年、2005年、2009年以及2011年都还去过帕拉做实地考察，虽然最后这次呆的时间较短。
最近的这10年里，西藏牧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水准也提高了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冬天的营地盖了房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定居下来。所有的牧民觉得自己还是游牧民，仍然是靠放牧挤奶生活。每到九月，他们就全体上路领着所有牲畜搬迁到新的草地去，牧区的房子或者上把锁或者只留个老人看家。
卡车、拖拉机和摩托车是他们生活的另一大变化。在2003年以后，牧民们大部分都有了摩托车，有的甚至买了拖拉机和卡车，还安了太阳能灯。从2009年开始，大伙都买了手机。他们的经济来源仍然是牧民的生活来源：更高的羊毛、肉和皮的产量，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得外出打工。查孜乡的地方干部都是藏族人，所以一直以来官方的沟通和地方志全部用藏文，只有到了县上或者日喀则时才会和汉族或回族有接触。各个乡都有寄宿学校，学龄儿童都要上学，老师会教他们读写藏文，而且也用藏语教课，上了三年级以后就要开始学汉语了。
整个中国都在迈进现代社会，西藏也不例外，和汉族地区一样，藏族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在改变。不过，牧民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改变会影响他们的牧民身份，他们觉得摩托车只不过是马的替代，卡车不过是牦牛的替代。这样的改变让生活更舒适一些，也让他们更富裕一些，但是他们仍然和几百年前的先辈一样依靠放牧牛羊生活，所以还是“卓巴”（藏语“牧民”）。
牧民们依然珍惜自己的传统，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分辨新事物的精华糟粕进行取舍，但是不希望在未来舍弃自己的传统。他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可以像先辈一样，跟随佛祖和命运的旨意成败浮沉。至少目前，而且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羌塘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和传统仍将生机勃勃。而只要这样的传统存在一天，人类文化就依然丰富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