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现代风险不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所引致的灾难也导致了民众生命和财产越来越大的损失。两个主要原因造成了风险的高爆发率和高危害性,第一个原因集中于风险的自然属性:风险的爆发并不是孤立的,不同种风险的诱发因素、驱动因子以及造成的影响都可能相互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关系使得我们整个世界在面对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更加脆弱。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性框架来进行风险管理,将风险相互影响、相互传染的路径纳入损失评估、风险计算等研究中,代替对单个风险的集中管理,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另一个原因则聚焦于风险的社会属性,主要指国家和政府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一个可信赖的风险管理机制能够在包括风险预警、风险应对、风险救助等多个阶段有效地降低灾难发生的概率和其造成的损失。如何构建一个能有效抵御风险且满足民众期望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抵御系统性全球风险的冲击,提高各国在面对风险时的风险治理能力,本文从全球风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角度出发,分别研究了全球主要风险因素间的关联性,以及如何提升政府风险管理能力的相应对策。本文首先根据1000多位专家在2007到2016年间,对24种全球主要风险未来10年内的爆发等级的评价数据,得到了不同风险之间的Kendall’s tau相关系数并以此构建了全球风险网络。根据对风险网络拓扑结构及风险聚类分析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大部分全球风险之间紧密关联并且相互影响,网络内流通程度较高: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般的系统性风险有可能在网络内爆发。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趋向于相互紧密连接并且组成网络中两个最大的聚类。而经济风险和科技风险与其他风险的连接关系较为稀疏。风险网络中最重要的关键节点是“人为环境灾难”与“国家间冲突”。基于本文提出的新的风险聚类方法,对同组内的风险进行联合管理,密切关注同组风险的传导关系,控制风险传染效应,比起传统的单一风险管理及应对机制,可能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接下来本文研究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的四个宏观制度性维度对于政府风险管理能力的显著差异影响,每一个维度代表了一个制度特征:包括经济开发程度,民主程度,政府效率及贪污程度。多元线性方程回归及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效率是影响风险治理能力最强有力的指标,同时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在提升风险治理能力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能够提高经济增长水平,这能够保证足够的经济资源进行灾前预警和灾后救援。虽然民主程度变量与风险治理能力成负相关,但是集权的中央政府和民主的地方政府对于成功的风险治理都是必要条件,一个整合的、具有不同的风险应对机制的风险管理系统也许是最优选择。反贪污对风险治理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严重的贪污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指令传达效率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也能间接损害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最后,结合前文分析结论,本文对我国未来风险管理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我们认为环境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问题,为更好地管控风险,当前我国应该对“人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和防控,首当其冲的就是日益严峻的雾霾危机问题。此外,由2013年我国的风险管理水平评分及四个制度性维度指标可知,我国未来风险管理的改进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更加开放的市场有利于健康完善的巨灾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形成,从而能确保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2)我国政府应着重在风险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提高执行效率。(3)在地方政府层面,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民的沟通与协调。(4)继续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