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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治理兼顾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特性和以秩序维持为核心的治理特性，本研究将这种治理样态称为发展型治理，并阐释其理论基础、现实背景、基本特征和潜在困境。结果表明，多维发展观而非发展主义是其理论基础；沿海发达村庄面临的快速、赶超型的区域发展背景是其现实基础；治理与发展的选择性亲和，兼顾知识、关系和行动的企业家型领导，亏钱式管理的治理策略，跑步前进式的资源获取方式是其基本特征。然而，发展型治理也面临着诸如阶层怨恨的累积、过度经营和公共性消解等潜在困境，建议塑造一个专业的职业村干部群体、构建“三位一体”协商性机制及理顺阶层流动和沟通的渠道。
关键词：发展；村庄治理；企业家型；东部沿海村
中图分类号： F320.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2-0294-05
1理论阐释：发展与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便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以经济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及“要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关于发展的词汇不断出现在政策文件、相关网站及媒体报道中。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实现了快速和超越式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发展单一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具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非经济特性。当发展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畅行于第三世界的时候，发展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决策。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摆脱欠发达态势的急切需求及现代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的蔓延、涓滴和渗透，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主要价值预设前提的发展主义思潮逐渐主导了我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其背后隐含着唯经济增长为上的主义思潮，这集中表现为唯发展为主要目标，超速、快速地发展；农村社区需要进行城市化改建，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GDP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等。发展被践行为单一化的经济指标竞赛，经济发展的道路被奉为圭臬，有学者指出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了神坛，作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最终的正当性依据，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疯狂，为之献身，一切人都要投身于发展，一切事都要让位于发展[1]。
发展主义断章取义，甚至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最强有力的表达声音，成为指导区域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此，诸多学者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主导下的发展，强调财富、效率、GDP、成功、进步，却无视发展本身的成本问题[2]。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3]。在发展主义霸权话语的一元支配下，从上到下的行政理念都秉承资本第一、见物不见人、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宗旨，这极大程度地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安全、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4]。发展主义把需要和增长变为一堆抽象的数字，脱离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把围绕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神圣化，变成单一的价值尺度[5]。学者的批评是犀利而到位的，在中央提出“又好又快”“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等宏大发展词语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将其表述为“一切为了发展”“以高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等极端化发展话语，即只要是为了提高GDP的增长，就可以忽视当地文化和传统习俗，就可以忽视发展质量的提升。这就完全抛弃了发展主义的正能量，而将发展推崇到极致，使其成为社会的最高目标。因此，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就像雾霾一样环绕四周，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成为一种极端的地方宗教。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快发展就是成功，低发展就是落后，不发展就是倒退[6]，似乎就赋予了发展主义最大的合法性。因此，一旦有了开发和致富的機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野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一切东西似乎都可以拿来算计和开发，以便快速和有效地实现增值效益。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而陷入到发展的迷狂和迷思中。而政府的增值逻辑掩盖在诸如“旅游脱贫致富”“旅游带动农村就业和乡村复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响亮的政治口号和“让乡村里的群众生活得更美好”“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城市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温柔的文化表达方面。地方政府将发展主义视为救命的稻草，将发展主义视为一种信仰，完全抛弃了发展的正能量而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一种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地方政府在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和经济的稍微增长的同时，却需要文化、传统及当地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展主义是对发展的偏离，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显然，这极大地压缩了发展的丰富内涵，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其展开批评的。然而，发展并不等同于发展主义，发展是一个褒义词或者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就发展的本意而言，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又包括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优化环境等。本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发展的，发展型治理中的“发展”正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多重意义的概念。
2实践基础：发展导向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样态和迥异的治理格局，我国中西部、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同样具有差异性。经深入调研，发现中西部村庄的乡村治理以税费改革为界，分为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2个时期。税费改革前，村庄中的基层治理主要围绕上级派下来的硬性发展指标展开，包括贯彻计划生育、实行农业税费等内容。税改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线下，这些村庄将求稳定作为目标，不出事的治理逻辑贯穿于村庄的发展中。
比较而言，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却有所不同，这源于其地理位置、时空、发展资源及发展机遇等。在发展的意识作用下，村庄治理呈现出笔者总结的发展型治理特征，这主要源于3架马车的推动，即区域市场的驱动、政府的推动和基层社会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发展；村庄治理；企业家型；东部沿海村
中图分类号： F320.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2-0294-05
1理论阐释：发展与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便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以经济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及“要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关于发展的词汇不断出现在政策文件、相关网站及媒体报道中。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实现了快速和超越式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发展单一化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具有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非经济特性。当发展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畅行于第三世界的时候，发展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决策。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摆脱欠发达态势的急切需求及现代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的蔓延、涓滴和渗透，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主要价值预设前提的发展主义思潮逐渐主导了我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其背后隐含着唯经济增长为上的主义思潮，这集中表现为唯发展为主要目标，超速、快速地发展；农村社区需要进行城市化改建，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GDP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等。发展被践行为单一化的经济指标竞赛，经济发展的道路被奉为圭臬，有学者指出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了神坛，作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最终的正当性依据，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疯狂，为之献身，一切人都要投身于发展，一切事都要让位于发展[1]。
发展主义断章取义，甚至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最强有力的表达声音，成为指导区域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此，诸多学者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主导下的发展，强调财富、效率、GDP、成功、进步，却无视发展本身的成本问题[2]。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3]。在发展主义霸权话语的一元支配下，从上到下的行政理念都秉承资本第一、见物不见人、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宗旨，这极大程度地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安全、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4]。发展主义把需要和增长变为一堆抽象的数字，脱离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把围绕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神圣化，变成单一的价值尺度[5]。学者的批评是犀利而到位的，在中央提出“又好又快”“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等宏大发展词语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将其表述为“一切为了发展”“以高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等极端化发展话语，即只要是为了提高GDP的增长，就可以忽视当地文化和传统习俗，就可以忽视发展质量的提升。这就完全抛弃了发展主义的正能量，而将发展推崇到极致，使其成为社会的最高目标。因此，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就像雾霾一样环绕四周，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成为一种极端的地方宗教。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快发展就是成功，低发展就是落后，不发展就是倒退[6]，似乎就赋予了发展主义最大的合法性。因此，一旦有了开发和致富的機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野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一切东西似乎都可以拿来算计和开发，以便快速和有效地实现增值效益。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而陷入到发展的迷狂和迷思中。而政府的增值逻辑掩盖在诸如“旅游脱贫致富”“旅游带动农村就业和乡村复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响亮的政治口号和“让乡村里的群众生活得更美好”“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城市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温柔的文化表达方面。地方政府将发展主义视为救命的稻草，将发展主义视为一种信仰，完全抛弃了发展的正能量而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一种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地方政府在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和经济的稍微增长的同时，却需要文化、传统及当地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展主义是对发展的偏离，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显然，这极大地压缩了发展的丰富内涵，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其展开批评的。然而，发展并不等同于发展主义，发展是一个褒义词或者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就发展的本意而言，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又包括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优化环境等。本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发展的，发展型治理中的“发展”正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多重意义的概念。
2实践基础：发展导向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样态和迥异的治理格局，我国中西部、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同样具有差异性。经深入调研，发现中西部村庄的乡村治理以税费改革为界，分为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2个时期。税费改革前，村庄中的基层治理主要围绕上级派下来的硬性发展指标展开，包括贯彻计划生育、实行农业税费等内容。税改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线下，这些村庄将求稳定作为目标，不出事的治理逻辑贯穿于村庄的发展中。
比较而言，东部村庄治理形态却有所不同，这源于其地理位置、时空、发展资源及发展机遇等。在发展的意识作用下，村庄治理呈现出笔者总结的发展型治理特征，这主要源于3架马车的推动，即区域市场的驱动、政府的推动和基层社会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