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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弟是一个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很懂得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然后通过经济资本增加社会资本，再反过来提高经济资本。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浪潮中，一度被称为“浦东之子”的上海地产富豪、原上海新世纪懿德房产公司董事长周小弟的发迹以及最终走向审判席的人生归宿，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章友德看来，有着太多值得剖析的地方。
他觉得这个案例很有意思，首先就是涉案的2536亩土地的所有权权属关系在不断转变，也就是谁是这批土地原先的主人，这2536亩土地原来是属于上海县三林乡的，但是上海县后来撤并成闵行区了，这批土地后来又变为浦东新区的。
问题复杂首先就在于土地权属关系。再一个，浦东开发不断深入，地价也在不断提升，周小弟2001年以25万元一亩拿到这批土地，但是现在地价是多少？起码200万元一亩，可能还不止，章友德认为，矛盾其实就是在土地价值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产生的。
商人唯利，于是我们不断看到周小弟在这片土地上玩转“一女多嫁”，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是暗箱操作，他认为相关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清楚。
周小弟的合作伙伴西子、阳光、欣荣、环境这四家公司，先后都是以合作转让股权的方式加入的。虽然是合作转让股权，但是又没有拿到土地。章友德提醒，这批土地最初是耕地性质，后来怎样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而周小弟又是怎样拿到的？但这个过程，现在语焉不详。
还有周小弟，这期间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并且做了那么多的公益事業，章友德说，实际都是拿倒卖土地的利益去做的公益事业。这些动作更把他强化成一个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名人，也更有利于他去牟取经济利益。
周小弟在浦东新区是名人，投资办民办大学，搞基金会，甚至涉身宗教。章友德认为，很多细节需要去仔细梳理，现在披露周小弟在1980年代曾经获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小弟是一个很活络的人，时代有利于他成长，他也能够抓住机遇，确实也能够做一些好事，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
现在大家注意到他与合作伙伴遇到纠纷的解决方式是暴力，导致对方重伤，丧失记忆，但解读多面周小弟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呢？
章友德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案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浦东开发过程中，“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企业逐利性体现得较为明显，政府怎样管理国有土地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个案例现在能够公开审判，媒体讨论，后面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说明以前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现在要通过剖析这个案例，分析城市开发应该走规范化的道路。”章友德说。
“这个案子肯定涉及到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周小弟抓住了不规范的漏洞，比如，最初土地25万元一亩，为什么就给了他，怎样给他的？我们都知道，2536亩是巨大的，一次性转让超过1000亩以上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章友德提醒，地方政府是不是把这些土地化整为零采取分批多次审批的方式转让出去的？
在章友德看来，周小弟是一个多面性的人，但是又属于市场经济能人，热衷社会公益，“我理解他热衷公益的目的，就是给自己添加光环，这是一个需要能人，也产生能人的时代，周小弟是一个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很懂得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然后通过经济资本增加社会资本，再反过来提高经济资本。”
章友德说，周小弟这个人实际非常复杂，周小弟是一个浦东本地的人，种种社会关系是非常有利于他当初获得这个土地的，他的总经理徐建刚原本是浦东新区公安局基建办副主任，为何辞掉公职到他这里？周小弟很懂得最大限度利用政府资源，比如把徐建刚聘请过来，但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
“很多细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还有，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所谓这些社会知名人士，怎样的方式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关爱，很多地方都出现一个老板拖了很多人下水的情况。”章友德说。各个方面严格要求恐怕才是对名人真正的爱护。
周小弟这样的人物，在章友德看来其实很有普遍性，这批人没有接受过规范教育，周小弟自己办了一个大学，但是他自己受过多少教育，现在没有具体讲，只是说文化不高，不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我们现在对一个人的判断容易出现经济上一旦成功，就一好百好的情况，对这些名人、能人的一些问题尽量维护。这在很多地区具有普遍性。”
章友德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出现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现在还没有道德、法律规范的环境。
他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新上海应该变为什么？周小弟们没有法律意识，往往遇到问题用打打杀杀的方法。我们要知道，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形式的经济纠纷将会常态出现，这些经济纠纷，用什么来解决？
上海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示范模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首先是道德，社会经济主体要有道德意识。以暴力形式解决经济纠纷的现象近年来呈现抬头趋势，正说明现在市场经济主体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市场经济的利益矛盾。
章友德经常给政府官员讲课，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功能。他说：“当政府总能及时公正裁判，市场主体就会认同、尊重法律的权威，通过法律解决纠纷，最终把社会价值导向引向正常。”
他说上海曾对2000多个投资上海的老总进行调查，问及为何投资上海，理由多是“因为上海最讲规矩”，“这就是上海的价值。”
“走规范化道路是周小弟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章友德说。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浪潮中，一度被称为“浦东之子”的上海地产富豪、原上海新世纪懿德房产公司董事长周小弟的发迹以及最终走向审判席的人生归宿，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章友德看来，有着太多值得剖析的地方。
他觉得这个案例很有意思，首先就是涉案的2536亩土地的所有权权属关系在不断转变，也就是谁是这批土地原先的主人，这2536亩土地原来是属于上海县三林乡的，但是上海县后来撤并成闵行区了，这批土地后来又变为浦东新区的。
问题复杂首先就在于土地权属关系。再一个，浦东开发不断深入，地价也在不断提升，周小弟2001年以25万元一亩拿到这批土地，但是现在地价是多少？起码200万元一亩，可能还不止，章友德认为，矛盾其实就是在土地价值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产生的。
商人唯利，于是我们不断看到周小弟在这片土地上玩转“一女多嫁”，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是暗箱操作，他认为相关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清楚。
周小弟的合作伙伴西子、阳光、欣荣、环境这四家公司，先后都是以合作转让股权的方式加入的。虽然是合作转让股权，但是又没有拿到土地。章友德提醒，这批土地最初是耕地性质，后来怎样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而周小弟又是怎样拿到的？但这个过程，现在语焉不详。
还有周小弟，这期间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并且做了那么多的公益事業，章友德说，实际都是拿倒卖土地的利益去做的公益事业。这些动作更把他强化成一个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名人，也更有利于他去牟取经济利益。
周小弟在浦东新区是名人，投资办民办大学，搞基金会，甚至涉身宗教。章友德认为，很多细节需要去仔细梳理，现在披露周小弟在1980年代曾经获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小弟是一个很活络的人，时代有利于他成长，他也能够抓住机遇，确实也能够做一些好事，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
现在大家注意到他与合作伙伴遇到纠纷的解决方式是暴力，导致对方重伤，丧失记忆，但解读多面周小弟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呢？
章友德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案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浦东开发过程中，“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企业逐利性体现得较为明显，政府怎样管理国有土地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个案例现在能够公开审判，媒体讨论，后面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说明以前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现在要通过剖析这个案例，分析城市开发应该走规范化的道路。”章友德说。
“这个案子肯定涉及到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周小弟抓住了不规范的漏洞，比如，最初土地25万元一亩，为什么就给了他，怎样给他的？我们都知道，2536亩是巨大的，一次性转让超过1000亩以上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章友德提醒，地方政府是不是把这些土地化整为零采取分批多次审批的方式转让出去的？
在章友德看来，周小弟是一个多面性的人，但是又属于市场经济能人，热衷社会公益，“我理解他热衷公益的目的，就是给自己添加光环，这是一个需要能人，也产生能人的时代，周小弟是一个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很懂得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然后通过经济资本增加社会资本，再反过来提高经济资本。”
章友德说，周小弟这个人实际非常复杂，周小弟是一个浦东本地的人，种种社会关系是非常有利于他当初获得这个土地的，他的总经理徐建刚原本是浦东新区公安局基建办副主任，为何辞掉公职到他这里？周小弟很懂得最大限度利用政府资源，比如把徐建刚聘请过来，但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
“很多细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还有，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所谓这些社会知名人士，怎样的方式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关爱，很多地方都出现一个老板拖了很多人下水的情况。”章友德说。各个方面严格要求恐怕才是对名人真正的爱护。
周小弟这样的人物，在章友德看来其实很有普遍性，这批人没有接受过规范教育，周小弟自己办了一个大学，但是他自己受过多少教育，现在没有具体讲，只是说文化不高，不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我们现在对一个人的判断容易出现经济上一旦成功，就一好百好的情况，对这些名人、能人的一些问题尽量维护。这在很多地区具有普遍性。”
章友德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出现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现在还没有道德、法律规范的环境。
他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新上海应该变为什么？周小弟们没有法律意识，往往遇到问题用打打杀杀的方法。我们要知道，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形式的经济纠纷将会常态出现，这些经济纠纷，用什么来解决？
上海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示范模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首先是道德，社会经济主体要有道德意识。以暴力形式解决经济纠纷的现象近年来呈现抬头趋势，正说明现在市场经济主体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市场经济的利益矛盾。
章友德经常给政府官员讲课，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功能。他说：“当政府总能及时公正裁判，市场主体就会认同、尊重法律的权威，通过法律解决纠纷，最终把社会价值导向引向正常。”
他说上海曾对2000多个投资上海的老总进行调查，问及为何投资上海，理由多是“因为上海最讲规矩”，“这就是上海的价值。”
“走规范化道路是周小弟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章友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