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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历史的发展早已证明凡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是在保持和发扬自身的本色之外，广泛吸收与接纳其它文化的长处，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染色体的文化体系，并兼具融合创新和韧性抗体的特性，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以适当的方式方能融入渗透到这一文化体系之内，达到真正的”和合”，也才可能实现在中国的本色化发展。
关键词：文化；基督教；本色；和合
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易言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不仅如此，文化还具有世界性，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种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并始终存在，除了保存自身本色外，还应具有兼容并蓄的和合胸怀。
一、中国文化的本色与和合概论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来源《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东汉荀悦（148—209）曾说：“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说：“文化内辑，武功解悠”，等等。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锤炼，中国文化具有不曾中绝的古老、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等基本精神，即本色。其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而其核心和精髓，主要在于“和合”二字。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是让五种伦理规则互补融合。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华文化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其概念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形成。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①。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②，墨子、管子、荀子等人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经过百家争鸣，中国的原创文化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在两汉之际“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此后，“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
钱穆先生有言：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宗教与人类及其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斯通说：“纵观历史，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参与宗教行为。”③而被誉为“当代第一流文化史大师”的克里斯托弗•道森则说：“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提供推动力。”④
基督教作为世界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仅广泛，而且微妙；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多有被遗忘之处。然而通过展示历史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对立、冲突、融汇等过程；通过观察其间宗教的、科技的、政治文化的种种现象，可以猜测新一轮中国文化的大致方向……从这一文化史的而不仅仅是宗教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在历史的深度上，理解基督教文化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公元1500年以前；二是明未清初；三是1840年迄今。
1．柔弱的传入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是聂斯托利派，它不是正统教派，其名称来自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80－451）。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中国传统文献称之为“景教”)传教士早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就来到中国传教。
唐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开端：“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授。”④745年，唐玄宗应景教徒的要求下令将“波斯寺”改名“大秦寺”，781年唐德宗时，树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的名称第一次在这块碑上出现。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受到株连，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后，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流行、发展。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采取对一切宗教的宽容政策，让•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说：“蒙古统治者基本上利用所有的宗教迷信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⑤1294年，孟高维诺来到大都(北京)，传教，这是天主教第一次进人中国。这初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保护，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之后，这一蒙古人新近皈依的宗教也就连同消失了，前后大约仅仅延续了六十年。
唐代和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的传播，从已知的历史文献上看，都较为单纯地集中在宗教目的上，而和中国的其他高级文化门类（如下面要论及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等）之间，几乎未见发生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多少深远的影响。
2．以科技为先导的传教
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明朝后期。
明朝开国二百年间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在西方，二百年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方面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中国文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明末清初基督教的传播较之唐代，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即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虽然利玛窦等人的主观意图是在传播宗教，但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此期的先进人土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在天文历法、舆图、水利和火器等方面，经过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
利玛窦等人传教的另一个特征，是努力把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这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采取的低姿态。他自己儒冠儒服，俨然一个温文尔雅的儒士。
但是，基督徒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因为他们自身的宗教目的和当时中国社会在接受、吸收方面的困难，而不可能根本影响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结构，只能作为摆设出现在“官人” 的书斋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科学著作中。合儒、补儒，并没有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此，借儒家思想以传播基督教文化的战略，在实际上却也孕育了基督教传播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在清初之际终于通过“礼仪之争”而爆发。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等待着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在中国传布上帝的福音。
3．政治掩护下的宗教入侵
以政治（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的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送进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炮火攻破了古老帝国紧闭但衰朽的国门，同时，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浪潮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这种以经济的罪恶为前驱的宗教高尚，从一开始出现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1949年以后，由于基督教势力与无神论的新意识形态不合，其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能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三、“和合”观下的本色发展
纵观上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千余年间，它一直未能形成像佛道两教与儒学这样的分寸恰当、火候合适的关系，也未能与包括佛道宗教文化在内的总体中国传统文化达到“和合”，从而未能处理好“门户独立”与“血缘亲合”的关系。
唐代的景教，处于那样柔弱的附庸地位，无法保持自己起码的特质，在中国文化的巨流面前，很难形成互促共进的双向融合，而基本上只是以强吞弱的单向湮灭。
元代的也里可温则基本上只是作为蒙古皇室权仗庇护下的“客家”，它的门户倒是独立了，但独立到了几乎与“土著”隔绝的地步，只是关门闭户地过“光棍”日子，蒙古人的权仗一倒，它也就在中原大地断了烟火，绝了根苗。
明末和清初的140年间，要算是基督教在中国最为风光的时候了。利玛窦从形式上迎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做法，从学理上采“中西调和”的策略，尽管主观上并不想损害基督教的特质，容教的中国人当中大多也并非出于对基督教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向往，但客观上毕竟为双方文化的”亲合”提供了一种起码的环境条件和发展契机。但这种情势却为“礼仪之争”所打断，明显暴露出了双方文化特质上的对立。
“和合”思想的核心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共处与互补，本文就借用“和合”一词描绘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发展问题。
“和合”是以承认差别、矛盾为其前提，没有差别、矛盾就没有和合。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应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和合”，且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合”呢？
1840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痛苦、犹豫而艰涩地学习西方，忍受着文化的失落和心灵的孤寂与茫然，为的是在此引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但为什么诸多努力而收效甚微呢？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学习之未得要领。如基督教，我们只学习了西方人的成果，而未能领悟其精神；只学习了西方的教义，而未能把握其态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只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外在的“和合”。同理，西方人也未能做到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本色“和合”。
综上所言，可见只要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还在继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必定是一个常新的课题。解答这个课题必须回顾传统，同时面向现实。
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我们应该抓住本色－处境－融入的线索，深入挖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和合”，用何光沪先生的话说：“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传统进入另一种传统后的互动关系，而一种传统中的人要吸纳另一种传统的某些因素。”⑥外在化是形式，是载体；内在化则是精神，是实质。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对于基督教自身来说，必须明白一点：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较为强大的认同力和适应力，而且还具有整合创新功能。历史上，中国文化曾面临危机和挑战，经历多次文化冲突，但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一再征服、融合异域文化，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吸纳了对方精华而渐趋消化、转化，这也使得中华文化洋溢着生生不已的活力，充满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韧性的抗体，基督教要想与中国文化达到”和合”必须认识到：是中国人选择了上帝，不是上帝选择了中国人。
因为宗教含有民族的特性，因此基督教想在中国生长，就必须放下其神圣的架子，和中国文化站在同一基点上，吸收中华的文化思想，像佛教那样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相调和，吸收中国文化思想的滋养，并且经过与中国文化长期的“和合”的过程，才可能使基督教真正完成在中国本色化的发展过程。
［注释］
①《老 子》第四十二章。
②《论语•学而》。
③R.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M］，第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C.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景教碑文，见《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第43页，［英)阿.克.穆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M］. 商务印书馆, 2007，商务印书馆，2007。
⑦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
［参考文献］
［1］孙尚扬 钟鸣旦一八四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M］，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2］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 992年版。
［3］陈钦庄基督教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6］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M］，辽宁人民出版社 ，l989 年 4 月第一版
关键词：文化；基督教；本色；和合
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易言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不仅如此，文化还具有世界性，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种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并始终存在，除了保存自身本色外，还应具有兼容并蓄的和合胸怀。
一、中国文化的本色与和合概论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来源《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东汉荀悦（148—209）曾说：“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说：“文化内辑，武功解悠”，等等。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锤炼，中国文化具有不曾中绝的古老、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等基本精神，即本色。其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而其核心和精髓，主要在于“和合”二字。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是让五种伦理规则互补融合。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华文化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其概念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形成。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①。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②，墨子、管子、荀子等人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经过百家争鸣，中国的原创文化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在两汉之际“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此后，“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
钱穆先生有言：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宗教与人类及其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斯通说：“纵观历史，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参与宗教行为。”③而被誉为“当代第一流文化史大师”的克里斯托弗•道森则说：“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提供推动力。”④
基督教作为世界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仅广泛，而且微妙；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多有被遗忘之处。然而通过展示历史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对立、冲突、融汇等过程；通过观察其间宗教的、科技的、政治文化的种种现象，可以猜测新一轮中国文化的大致方向……从这一文化史的而不仅仅是宗教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在历史的深度上，理解基督教文化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公元1500年以前；二是明未清初；三是1840年迄今。
1．柔弱的传入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是聂斯托利派，它不是正统教派，其名称来自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80－451）。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中国传统文献称之为“景教”)传教士早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就来到中国传教。
唐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开端：“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授。”④745年，唐玄宗应景教徒的要求下令将“波斯寺”改名“大秦寺”，781年唐德宗时，树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的名称第一次在这块碑上出现。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受到株连，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后，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流行、发展。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采取对一切宗教的宽容政策，让•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说：“蒙古统治者基本上利用所有的宗教迷信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⑤1294年，孟高维诺来到大都(北京)，传教，这是天主教第一次进人中国。这初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保护，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之后，这一蒙古人新近皈依的宗教也就连同消失了，前后大约仅仅延续了六十年。
唐代和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的传播，从已知的历史文献上看，都较为单纯地集中在宗教目的上，而和中国的其他高级文化门类（如下面要论及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等）之间，几乎未见发生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多少深远的影响。
2．以科技为先导的传教
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明朝后期。
明朝开国二百年间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在西方，二百年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技术与社会发展方面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中国文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明末清初基督教的传播较之唐代，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即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虽然利玛窦等人的主观意图是在传播宗教，但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此期的先进人土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在天文历法、舆图、水利和火器等方面，经过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
利玛窦等人传教的另一个特征，是努力把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这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采取的低姿态。他自己儒冠儒服，俨然一个温文尔雅的儒士。
但是，基督徒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因为他们自身的宗教目的和当时中国社会在接受、吸收方面的困难，而不可能根本影响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结构，只能作为摆设出现在“官人” 的书斋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科学著作中。合儒、补儒，并没有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此，借儒家思想以传播基督教文化的战略，在实际上却也孕育了基督教传播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在清初之际终于通过“礼仪之争”而爆发。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等待着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在中国传布上帝的福音。
3．政治掩护下的宗教入侵
以政治（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的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送进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炮火攻破了古老帝国紧闭但衰朽的国门，同时，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浪潮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这种以经济的罪恶为前驱的宗教高尚，从一开始出现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1949年以后，由于基督教势力与无神论的新意识形态不合，其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能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三、“和合”观下的本色发展
纵观上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千余年间，它一直未能形成像佛道两教与儒学这样的分寸恰当、火候合适的关系，也未能与包括佛道宗教文化在内的总体中国传统文化达到“和合”，从而未能处理好“门户独立”与“血缘亲合”的关系。
唐代的景教，处于那样柔弱的附庸地位，无法保持自己起码的特质，在中国文化的巨流面前，很难形成互促共进的双向融合，而基本上只是以强吞弱的单向湮灭。
元代的也里可温则基本上只是作为蒙古皇室权仗庇护下的“客家”，它的门户倒是独立了，但独立到了几乎与“土著”隔绝的地步，只是关门闭户地过“光棍”日子，蒙古人的权仗一倒，它也就在中原大地断了烟火，绝了根苗。
明末和清初的140年间，要算是基督教在中国最为风光的时候了。利玛窦从形式上迎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做法，从学理上采“中西调和”的策略，尽管主观上并不想损害基督教的特质，容教的中国人当中大多也并非出于对基督教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向往，但客观上毕竟为双方文化的”亲合”提供了一种起码的环境条件和发展契机。但这种情势却为“礼仪之争”所打断，明显暴露出了双方文化特质上的对立。
“和合”思想的核心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共处与互补，本文就借用“和合”一词描绘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发展问题。
“和合”是以承认差别、矛盾为其前提，没有差别、矛盾就没有和合。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应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达到“和合”，且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合”呢？
1840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痛苦、犹豫而艰涩地学习西方，忍受着文化的失落和心灵的孤寂与茫然，为的是在此引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但为什么诸多努力而收效甚微呢？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学习之未得要领。如基督教，我们只学习了西方人的成果，而未能领悟其精神；只学习了西方的教义，而未能把握其态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只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外在的“和合”。同理，西方人也未能做到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本色“和合”。
综上所言，可见只要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还在继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必定是一个常新的课题。解答这个课题必须回顾传统，同时面向现实。
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我们应该抓住本色－处境－融入的线索，深入挖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和合”，用何光沪先生的话说：“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传统进入另一种传统后的互动关系，而一种传统中的人要吸纳另一种传统的某些因素。”⑥外在化是形式，是载体；内在化则是精神，是实质。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对于基督教自身来说，必须明白一点：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较为强大的认同力和适应力，而且还具有整合创新功能。历史上，中国文化曾面临危机和挑战，经历多次文化冲突，但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一再征服、融合异域文化，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吸纳了对方精华而渐趋消化、转化，这也使得中华文化洋溢着生生不已的活力，充满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韧性的抗体，基督教要想与中国文化达到”和合”必须认识到：是中国人选择了上帝，不是上帝选择了中国人。
因为宗教含有民族的特性，因此基督教想在中国生长，就必须放下其神圣的架子，和中国文化站在同一基点上，吸收中华的文化思想，像佛教那样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相调和，吸收中国文化思想的滋养，并且经过与中国文化长期的“和合”的过程，才可能使基督教真正完成在中国本色化的发展过程。
［注释］
①《老 子》第四十二章。
②《论语•学而》。
③R.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M］，第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C.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景教碑文，见《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第43页，［英)阿.克.穆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M］. 商务印书馆, 2007，商务印书馆，2007。
⑦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
［参考文献］
［1］孙尚扬 钟鸣旦一八四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M］，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2］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 992年版。
［3］陈钦庄基督教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6］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M］，辽宁人民出版社 ，l989 年 4 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