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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国难当头之际，他们入伍参军，抗击侵略者。抗战胜利后，他们散落在云南各处，湮没于各种宏大叙事中。如今，他们中在世的人，差不多都已经90岁以上了，回忆缠绕着难以明了的细节。他们是云南的抗战老兵。今天，有一个“老兵家书”拍摄团队正在“抢救”老兵记忆，希望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以家书的形式留给他们的家人。
2015年8月28日，覃忠武驾驶他的“海马”来到大理宾川，在力角镇小海良村转悠，找一个路人问路，意外地发现这个路人恰好是他要找的抗战老兵冯学海的孙子。
1953年，流落在云南的国军士兵、四川渠县万寿乡冯家村人冯学海，是怎么在这个村子里落脚的故事，已经没人能够说清楚了。那个时候，哪个家庭会让一个国军老兵当上门女婿呢？没有疑问的是冯学海17岁当兵，随部队开赴贵州、云南。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西，冯学海被编入滇康缅游击队，在片马地区打游击，因“打摆子”（疟疾）脱离部队。
现年94岁的冯学海也许认为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他当时并不知道，身边比比皆是的“打摆子”病情已经严重到宋子文需要亲自向蒋委员长汇报，而最高当局觉得几万粒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还是得等到紧急情况时再下拨为好。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仔细记录了这段历史，1988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书里描述了当时的境况：
“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受训之后还活着的壮丁到达前线军中，其境遇比被征时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中国军队是在战场上慢慢饿死的。”
“夏尽秋来的时候，士兵们在广西带着疟菌而死去，烂掉。”“受疟疾之害最深的部队，是驻在怒江山峡间的部队。”
“阻挡日军从缅甸入华的七千人部队，三星期后能够站起来的只有四千人。而治疗奎宁的药品在仓库中以备紧急时使用。”
患病的冯学海出人意料地存活下来，70多年后在自己的院子里大声喊着口令，打一套可能是长拳与猴拳结合的拳术。他后背挺得笔直，与日常生活中佝偻的身躯完全不像。他已经不介意当年患病时军队不提供药物，并最终抛弃了他。
他记得自己就是在怒江边阻止日军的部队，惠通桥被炸掉后把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否则昆明以及大西南将危在旦夕。
老兵大多晚景凄凉，腾冲的女兵张炳芝在“文革”中甚至被公路养护段职工张奎达等人吊打。冯学海则安然无事地活在善良的小海良村里，一直活到现在。他愤愤不平的是划阶级成分时，当地人不相信他，居然到他老家去调查他的底细。
现年94岁的冯学海1942年被编入滇康缅游击队，在片马地区打游击。
覃忠武是“老兵家书”拍摄计划的负责人。在漫长的云南山区公路中，谈到目前涌现的假老兵，覃忠武觉得不值一提。“我2005年就采访过30个老兵，大部分在云南跟缅甸。”作为一个有“老兵情结”的人，面对假老兵的子女从网上拼凑出来的低质量信息，分辨出来不是件难事。更何况这个团队里还有历史顾问段国庆。
“最难的是接近老兵的内心。”覃忠武说，“我的办法是抓住老兵的手，感受他的体温，需要的时候，我尽量去握手。”
加上摄影师邓伯超，这个团队基本上能听懂云贵川方言与海南话，但老兵衰弱听力、含糊口音与特别的口头禅，交流起来并不通畅。
握手在冯学海那里是有效的，但对清晰有效的畅通交流覃忠武并不抱太大希望。老兵思路跨越七八十年与大半个中国，回忆缠绕着难以明了的细节，不过覃忠武适应过来了，他的想法变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口述抗战史就不需要我们这种民间机构来凑热闹了。”老兵的年龄大多已经90岁以上，现在让在躲躲藏藏中隐埋了70多年的老兵再去回忆很多历史细节已经不现实，况且他们的讲述很多已经无法考证。
“老兵家书”称为“家书”而不是“口述史”，是想把老兵的故事留给他们的家人。摄制组的拍摄、采访、寄送DVD，一般都会改变老兵在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乡下。
双机位，高清摄像机，纪录片获过奖的摄影师邓伯超，出来的片子的确要比一些电视台色彩浑浊、人物呆滞的专题片效果要好。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埋藏的一颗种子在这个时候突然发芽了。我看到周鸿祎在招募志愿者来写老兵，我就给他发封邮件说，光写不好，还是要拍。他没有给我回复。但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就众筹嘛。”覃忠武说。
在“腾讯公益”立项之后，经过朋友圈的转发，陌生人与熟人捐的钱各占一半，总的数目在127500元，计划拍摄36个老兵。
开始的想法是还原老兵的真实生活，“吃什么、每年发几套军装、发几双鞋、胶鞋还是布鞋还是草鞋、草鞋用什么材料编、是不是要自己动手编;为什么参军、用什么武器、发几颗子弹、回族士兵在部队里有没有自己的食堂;在部队里唱什么歌、国军的政工工作如何;国军的纪律、如何处治逃兵、如何救护伤员……”
但还原这些细节非常困难。
无论问什么，冯学海都会再次说回自己兄弟姐妹的姓名。谈到战役，他也会时不时再次提到自己的长官姓名：“我的部队叫滇康缅游击队，我的长官叫谢晋生，是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直属部队，总司令是宋希濂……”
三个多小时里，这些片段会重复五遍以上。也许，在某些无法记录的时代里，老人就是熟念这些名词熬过来的。 最激烈的战斗？“用刺刀挑起军帽举起，就会遭到日军的扫射。”
抓壮丁、新兵训练、“打摆子”……更多的事情无法记清了，每每一个细节经过覃忠武大声核实多次后，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老人又记错了。覃忠武慢慢摇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现年94岁的黄泽行在1938年自愿参军，随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1942年撤退到云南。
在云南祥云县，原籍广东惠阳县的黄泽行老人已经94岁了。在他面对摄像机讲述往事的时候，老伴俞朝英慢慢递给他纸巾、巧克力和茶，当黄老回忆往事潸然泪下，老伴陪在一旁哽咽。
1938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攻占家乡后，黄老流浪到韶关，自愿参军，被编入国军第六军55师补充团3营任文书。随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1942年撤退到云南。在楚雄州当守仓库兵时被怀疑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被抓去坐牢。保释出狱后请假脱离了部队，跑到祥云做小百货生意，1949年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牵连。
黄老的回忆和其他人不一样，虽然也谈到那些战役，谈部队不断的改编，谈到炸惠通桥，但没有详细和生动的细节。
黄老记得自己的家庭地址在惠阳市北门横街牌坊下，几十年来他不停写信回去，没有任何回音。等到“政策变好”，他们全家四口人“在1979年坐飞机回到惠阳”，才和家人团聚。覃忠武经过反复核对细节，发现时间应该是1997年。1979年他们家是买不起四张飞机票的。
回到家，才得知老母亲已经去世几年了。回忆至此，老泪纵横。苦难串成的记忆里，他读过私塾，会木工，卖百货……
“黄老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员？”覃忠武问。
“要真是地下党就好啦！”俞朝英长叹一声。
家里有一个佛堂，老人每天上两次香。记者发现老兵家里往往有佛教印记，也许他们的人生需要一种更超脱的解释。
80后的邓伯超说：“你很难进入老兵心里。其实我把我们这种拍摄方法叫做观光式记录，一直是路过，记下来。虽然拍了，但不是他内心里面的东西。取得信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你一旦进入他的心里过程之后，当他真正把他内心的东西给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摄像机就像变成一把枪一样，你在掠夺别人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残忍。”
覃忠武意识到历史以前亏欠过老兵，现在我们也许还在索取老兵的记忆，他想尽量为老兵做一点事情。摄制团队加上记者一共四人，吃饭100元左右，住宿尽量不住城里，一般住镇上或公路边，都是每间房一百元以下。“有WIFI有热水，条件非常好。”覃忠武说。除了给每位老兵发三百元钱，他还想为老兵实现一个“心愿”。
“有的老兵的心愿是国家强大，这个我帮不了多大忙。”
老兵的人生千差万别，但对墓地的关心是一样的。云南人段国庆关注老兵10年多了，在和老兵沟通的过程中熟悉老兵的词汇，比如他们口里的“老屋”指的就是墓地。
“为什么一直做这些事？一万个人问过我。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段国庆说。老兵走得很快，最快的，是段国庆寻访到一个老兵之后三天就听到老兵去世的消息。
“每当告别老兵的时候，感受很难说出来。就是希望下次去还能见到他。”
一个老兵的房屋垮了，刚好一个著名的老兵公益组织在募集资金，他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公益组织说钱要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我就不明白了，还能有什么比为老兵修房子更重要的事？”段国庆说。
俞朝英送摄制组出来，再三要求摄制组留下来吃饭。夜色中的祥云县步行街人流如织，老两口留给儿子的钟表铺子就在街上，生意不错。俞朝英细细诉说她和老伴的晚年，“儿子说他受了苦，现在让他享福。牛奶、核桃粉随便喝。”
七个儿女个个好，“有出息，听话。”有的在昆明任局长。惠阳来的亲戚住在别墅里，一家人坐了三桌。上世纪80年代初买下的铺子现在都值100万了。
记者问，黄泽行七十多年来，反复入狱，为什么没有想过离开他。
“他人很好的，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
俞家的老房子、铺子相距一百多米，应该是祥云有根有底的大家庭。七十年来俞家过得不太安稳，但现在这个大家庭重新焕发了活力。
1944年12月8日，中国驻印军独立兵第一团的士兵，从美国野战医院经过。
89岁人类学者杨毓骧，在昆明的书房里将新书的大样拿给我们看。他讲自己的先祖是契丹人，随蒙古大军来到云南。据相关文献记载，云南保山的契丹后裔有不少。
杨毓骧出身富裕家庭，抗战爆发时在保山中学读书。“1939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物质到昆明，1941年我初三，亲眼见到远征军出征。”
1942年5月4日，保山青年庆祝五四运动，日机飞临保山，老百姓还以为是美国飞机，直到炸弹下来才知道是日机。日军两次轰炸造成万余人伤亡。“早上九点飞来，历历在目。三百学生的保山华侨中学被炸死一百多人。当时保山城一片焦土，尸横遍野。”
“我亲眼看到，我们远征军失利的时候，很多士兵和海外归侨，沿途被炸死炸伤，整个城市一片火海，被摧毁了。牺牲了一万多人。”
目睹惨况的杨毓骧自愿参军，成为中国驻印军总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的下士驾驶兵。杨毓骧以学者的严谨，缓缓讲述，细节精确得仿佛是历史巨片的解说词： “我与其他五百多人，在黑夜中的巫家坝等待着。我们明白自己将飞越驼峰航线，去缅甸接受盟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训练。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整个昆明城静悄悄的，锁紧的民房中也有几盏灯火。天色慢慢发白，巫家坝机场上的美军运输机很清楚了。”
500人登上10架飞机，运输机绕着昆明飞了三圈，向西飞去。经过太子雪山的时候，杨毓骧看到地上闪闪发光的飞机残片。
落地后烧掉中国服装，经过沐浴，换上英军的咔叽布军服，还领了内衣内裤、毛袜、胶鞋、毛绑腿、军帽。从那一刻起，杨毓骧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是的清一色的“盟军”了。
“老团长简立毕业于金陵大学，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戴眼镜，讲一口流利英语，非常文雅，非常民主。很好。”
“500人非常讲究，我们自己组织MP（military police，宪兵），维持军纪。”这支部队在去印度途中军纪严明，当时国际新闻界有报道。
驻印军仗打得非常好。号称“常胜师团”的日军18师团（这支部队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在与驻印军作战中，人员几乎被换过一遍。
在湖南衡阳驻扎时，一身英军装备的杨毓骧引起一位已投降、准备回国、名叫清水镰男的日军士兵的注意，“清水的汉语很流利，人也长得很帅。”两人攀谈起来，当他得知杨毓骧是驻印军后，肃然起敬，承认尖锐的18师团“被你们全部歼灭。远征军啊，国际上最好、最狠、最厉害的。”清水接着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后我还会回来。”
杨毓骧当时一愣，很快就回答：“我会欢迎你们回来。”
“我们两个人讲的都是双关语，”年迈的人类学者杨毓骧说，“如果他和平地来，我就和平地欢迎;如果他来侵略，我会用老办法欢迎他。”
“我永远都记得，他的名字和他的话。”
杨毓骧双手捏着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是他身着英军军服与战友倪寅、张嘉龙的合影。这张原先他也有，后来在特殊年代被销毁了。张嘉龙的弟弟把照片藏到老家的墙缝内，60年后才取出。张嘉龙去世后，老伴将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杨毓骧，如获至宝的杨老让儿子将照片翻拍后存在资料袋里，上面仔细写下“生死战友情”几个字。
覃忠武介绍，老兵的差异很大，有文化的往往是自愿参军，没有文化的往往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抓壮丁。他觉得20世纪初的中国，征兵状况与杜甫笔下的唐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现年89岁人类学者杨毓骧1942年自愿参军，成为中国驻印军总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的下士驾驶兵。
电影《抓壮丁》其实涉及的仅是部分区域的情况，在白修德的笔下，征兵有更全面的描述，“中国有征兵制，征兵的方法是最简单和最无情的。中国的征兵毫无编号、体格检查或合法免役等办法。重庆政府决定要多少人之后，就指令每省应出人数，各省再指令各县各乡，于是就开始征召。在某些区域内，征兵比较诚实点，但整个而言，办理征兵之贪污腐化，不可以言语形容……最后被抓住当兵的人，往往是最无法离家的人。一区内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或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里购买壮丁以充数。”
覃忠武最为关注的是少数民族老兵，他们中的有些人要从偏僻的大山里走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路，才能到目的地。所以他和段国庆尽量选择更多的少数民族老兵。采访过程中，他们寻访的傈僳族老兵李万春刚刚通过了认证。另一个傈僳族老兵李三宝住在云南迪庆自治州维西县，那里快接近西藏了，70多年前他参军的时候还不知道蒋介石，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云南主席是龙云。
留在云南的老兵很多是脱离部队，因为没钱，或不认识路，终生留在了这里。覃忠武回忆，广东鹤山老兵周德黎23岁被抓壮丁到云南打仗，在光复腾冲的战斗中被炮弹削掉了几个手指，受伤后养好伤就在这边脱离部队了。部队撤走后他就到处打零工，想赚笔费用回广东。走了100多公里后，人家告诉他广东还很远，他就死了这条心在这边落户。
报道发表后，“深圳的有家公司就赞助他回去，我们帮他找到了老家。60多年没联系。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嚎啕大哭……”
“我做了这件事后，感觉自己也发生了变化。”覃忠武说。
段国庆郑重地说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传播仇恨，在他看来战争没有胜败，即使是胜利的一方，牺牲士兵家庭的苦难也不是光荣可以弥补的。
在“老兵家书”的微信公号上，覃忠武逐步更新工作进展，准备向“腾讯公益”报账。
“我们这个公益项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会赚钱的东西。别人对公益的理解是公益不赚钱。但我觉得这想法不对，哈耶克说过，商业是最大的公益。你这个东西能产生效益就说明它受社会欢迎，它有生命力。我们不会从这个项目中克扣、贪污，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通过其他项目能挣到钱你就能持续发展。”
覃忠武将这个项目看做是他事业的第一步，视频录完之后看能否通过电视台播放、举办展览，扩大团队的影响，接到更多的商业视频项目，盈利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做公益。
2015年8月28日，覃忠武驾驶他的“海马”来到大理宾川，在力角镇小海良村转悠，找一个路人问路，意外地发现这个路人恰好是他要找的抗战老兵冯学海的孙子。
1953年，流落在云南的国军士兵、四川渠县万寿乡冯家村人冯学海，是怎么在这个村子里落脚的故事，已经没人能够说清楚了。那个时候，哪个家庭会让一个国军老兵当上门女婿呢？没有疑问的是冯学海17岁当兵，随部队开赴贵州、云南。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西，冯学海被编入滇康缅游击队，在片马地区打游击，因“打摆子”（疟疾）脱离部队。
现年94岁的冯学海也许认为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他当时并不知道，身边比比皆是的“打摆子”病情已经严重到宋子文需要亲自向蒋委员长汇报，而最高当局觉得几万粒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还是得等到紧急情况时再下拨为好。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仔细记录了这段历史，1988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书里描述了当时的境况：
“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受训之后还活着的壮丁到达前线军中，其境遇比被征时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中国军队是在战场上慢慢饿死的。”
“夏尽秋来的时候，士兵们在广西带着疟菌而死去，烂掉。”“受疟疾之害最深的部队，是驻在怒江山峡间的部队。”
“阻挡日军从缅甸入华的七千人部队，三星期后能够站起来的只有四千人。而治疗奎宁的药品在仓库中以备紧急时使用。”
患病的冯学海出人意料地存活下来，70多年后在自己的院子里大声喊着口令，打一套可能是长拳与猴拳结合的拳术。他后背挺得笔直，与日常生活中佝偻的身躯完全不像。他已经不介意当年患病时军队不提供药物，并最终抛弃了他。
他记得自己就是在怒江边阻止日军的部队，惠通桥被炸掉后把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否则昆明以及大西南将危在旦夕。
老兵大多晚景凄凉，腾冲的女兵张炳芝在“文革”中甚至被公路养护段职工张奎达等人吊打。冯学海则安然无事地活在善良的小海良村里，一直活到现在。他愤愤不平的是划阶级成分时，当地人不相信他，居然到他老家去调查他的底细。
“最难的是接近老兵的内心”
覃忠武是“老兵家书”拍摄计划的负责人。在漫长的云南山区公路中，谈到目前涌现的假老兵，覃忠武觉得不值一提。“我2005年就采访过30个老兵，大部分在云南跟缅甸。”作为一个有“老兵情结”的人，面对假老兵的子女从网上拼凑出来的低质量信息，分辨出来不是件难事。更何况这个团队里还有历史顾问段国庆。
“最难的是接近老兵的内心。”覃忠武说，“我的办法是抓住老兵的手，感受他的体温，需要的时候，我尽量去握手。”
加上摄影师邓伯超，这个团队基本上能听懂云贵川方言与海南话，但老兵衰弱听力、含糊口音与特别的口头禅，交流起来并不通畅。
握手在冯学海那里是有效的，但对清晰有效的畅通交流覃忠武并不抱太大希望。老兵思路跨越七八十年与大半个中国，回忆缠绕着难以明了的细节，不过覃忠武适应过来了，他的想法变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口述抗战史就不需要我们这种民间机构来凑热闹了。”老兵的年龄大多已经90岁以上，现在让在躲躲藏藏中隐埋了70多年的老兵再去回忆很多历史细节已经不现实，况且他们的讲述很多已经无法考证。
“老兵家书”称为“家书”而不是“口述史”，是想把老兵的故事留给他们的家人。摄制组的拍摄、采访、寄送DVD，一般都会改变老兵在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乡下。
双机位，高清摄像机，纪录片获过奖的摄影师邓伯超，出来的片子的确要比一些电视台色彩浑浊、人物呆滞的专题片效果要好。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埋藏的一颗种子在这个时候突然发芽了。我看到周鸿祎在招募志愿者来写老兵，我就给他发封邮件说，光写不好，还是要拍。他没有给我回复。但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就众筹嘛。”覃忠武说。
在“腾讯公益”立项之后，经过朋友圈的转发，陌生人与熟人捐的钱各占一半，总的数目在127500元，计划拍摄36个老兵。
开始的想法是还原老兵的真实生活，“吃什么、每年发几套军装、发几双鞋、胶鞋还是布鞋还是草鞋、草鞋用什么材料编、是不是要自己动手编;为什么参军、用什么武器、发几颗子弹、回族士兵在部队里有没有自己的食堂;在部队里唱什么歌、国军的政工工作如何;国军的纪律、如何处治逃兵、如何救护伤员……”
但还原这些细节非常困难。
无论问什么，冯学海都会再次说回自己兄弟姐妹的姓名。谈到战役，他也会时不时再次提到自己的长官姓名：“我的部队叫滇康缅游击队，我的长官叫谢晋生，是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直属部队，总司令是宋希濂……”
三个多小时里，这些片段会重复五遍以上。也许，在某些无法记录的时代里，老人就是熟念这些名词熬过来的。 最激烈的战斗？“用刺刀挑起军帽举起，就会遭到日军的扫射。”
抓壮丁、新兵训练、“打摆子”……更多的事情无法记清了，每每一个细节经过覃忠武大声核实多次后，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老人又记错了。覃忠武慢慢摇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给每位老兵发三百元钱
在云南祥云县，原籍广东惠阳县的黄泽行老人已经94岁了。在他面对摄像机讲述往事的时候，老伴俞朝英慢慢递给他纸巾、巧克力和茶，当黄老回忆往事潸然泪下，老伴陪在一旁哽咽。
1938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攻占家乡后，黄老流浪到韶关，自愿参军，被编入国军第六军55师补充团3营任文书。随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1942年撤退到云南。在楚雄州当守仓库兵时被怀疑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被抓去坐牢。保释出狱后请假脱离了部队，跑到祥云做小百货生意，1949年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牵连。
黄老的回忆和其他人不一样，虽然也谈到那些战役，谈部队不断的改编，谈到炸惠通桥，但没有详细和生动的细节。
黄老记得自己的家庭地址在惠阳市北门横街牌坊下，几十年来他不停写信回去，没有任何回音。等到“政策变好”，他们全家四口人“在1979年坐飞机回到惠阳”，才和家人团聚。覃忠武经过反复核对细节，发现时间应该是1997年。1979年他们家是买不起四张飞机票的。
回到家，才得知老母亲已经去世几年了。回忆至此，老泪纵横。苦难串成的记忆里，他读过私塾，会木工，卖百货……
“黄老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员？”覃忠武问。
“要真是地下党就好啦！”俞朝英长叹一声。
家里有一个佛堂，老人每天上两次香。记者发现老兵家里往往有佛教印记，也许他们的人生需要一种更超脱的解释。
80后的邓伯超说：“你很难进入老兵心里。其实我把我们这种拍摄方法叫做观光式记录，一直是路过，记下来。虽然拍了，但不是他内心里面的东西。取得信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你一旦进入他的心里过程之后，当他真正把他内心的东西给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摄像机就像变成一把枪一样，你在掠夺别人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残忍。”
覃忠武意识到历史以前亏欠过老兵，现在我们也许还在索取老兵的记忆，他想尽量为老兵做一点事情。摄制团队加上记者一共四人，吃饭100元左右，住宿尽量不住城里，一般住镇上或公路边，都是每间房一百元以下。“有WIFI有热水，条件非常好。”覃忠武说。除了给每位老兵发三百元钱，他还想为老兵实现一个“心愿”。
“有的老兵的心愿是国家强大，这个我帮不了多大忙。”
老兵的人生千差万别，但对墓地的关心是一样的。云南人段国庆关注老兵10年多了，在和老兵沟通的过程中熟悉老兵的词汇，比如他们口里的“老屋”指的就是墓地。
“为什么一直做这些事？一万个人问过我。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段国庆说。老兵走得很快，最快的，是段国庆寻访到一个老兵之后三天就听到老兵去世的消息。
“每当告别老兵的时候，感受很难说出来。就是希望下次去还能见到他。”
一个老兵的房屋垮了，刚好一个著名的老兵公益组织在募集资金，他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公益组织说钱要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我就不明白了，还能有什么比为老兵修房子更重要的事？”段国庆说。
俞朝英送摄制组出来，再三要求摄制组留下来吃饭。夜色中的祥云县步行街人流如织，老两口留给儿子的钟表铺子就在街上，生意不错。俞朝英细细诉说她和老伴的晚年，“儿子说他受了苦，现在让他享福。牛奶、核桃粉随便喝。”
七个儿女个个好，“有出息，听话。”有的在昆明任局长。惠阳来的亲戚住在别墅里，一家人坐了三桌。上世纪80年代初买下的铺子现在都值100万了。
记者问，黄泽行七十多年来，反复入狱，为什么没有想过离开他。
“他人很好的，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
俞家的老房子、铺子相距一百多米，应该是祥云有根有底的大家庭。七十年来俞家过得不太安稳，但现在这个大家庭重新焕发了活力。
藏在墙里六十年的老照片
89岁人类学者杨毓骧，在昆明的书房里将新书的大样拿给我们看。他讲自己的先祖是契丹人，随蒙古大军来到云南。据相关文献记载，云南保山的契丹后裔有不少。
杨毓骧出身富裕家庭，抗战爆发时在保山中学读书。“1939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物质到昆明，1941年我初三，亲眼见到远征军出征。”
1942年5月4日，保山青年庆祝五四运动，日机飞临保山，老百姓还以为是美国飞机，直到炸弹下来才知道是日机。日军两次轰炸造成万余人伤亡。“早上九点飞来，历历在目。三百学生的保山华侨中学被炸死一百多人。当时保山城一片焦土，尸横遍野。”
“我亲眼看到，我们远征军失利的时候，很多士兵和海外归侨，沿途被炸死炸伤，整个城市一片火海，被摧毁了。牺牲了一万多人。”
目睹惨况的杨毓骧自愿参军，成为中国驻印军总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的下士驾驶兵。杨毓骧以学者的严谨，缓缓讲述，细节精确得仿佛是历史巨片的解说词： “我与其他五百多人，在黑夜中的巫家坝等待着。我们明白自己将飞越驼峰航线，去缅甸接受盟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训练。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整个昆明城静悄悄的，锁紧的民房中也有几盏灯火。天色慢慢发白，巫家坝机场上的美军运输机很清楚了。”
500人登上10架飞机，运输机绕着昆明飞了三圈，向西飞去。经过太子雪山的时候，杨毓骧看到地上闪闪发光的飞机残片。
落地后烧掉中国服装，经过沐浴，换上英军的咔叽布军服，还领了内衣内裤、毛袜、胶鞋、毛绑腿、军帽。从那一刻起，杨毓骧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是的清一色的“盟军”了。
“老团长简立毕业于金陵大学，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戴眼镜，讲一口流利英语，非常文雅，非常民主。很好。”
“500人非常讲究，我们自己组织MP（military police，宪兵），维持军纪。”这支部队在去印度途中军纪严明，当时国际新闻界有报道。
驻印军仗打得非常好。号称“常胜师团”的日军18师团（这支部队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在与驻印军作战中，人员几乎被换过一遍。
在湖南衡阳驻扎时，一身英军装备的杨毓骧引起一位已投降、准备回国、名叫清水镰男的日军士兵的注意，“清水的汉语很流利，人也长得很帅。”两人攀谈起来，当他得知杨毓骧是驻印军后，肃然起敬，承认尖锐的18师团“被你们全部歼灭。远征军啊，国际上最好、最狠、最厉害的。”清水接着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后我还会回来。”
杨毓骧当时一愣，很快就回答：“我会欢迎你们回来。”
“我们两个人讲的都是双关语，”年迈的人类学者杨毓骧说，“如果他和平地来，我就和平地欢迎;如果他来侵略，我会用老办法欢迎他。”
“我永远都记得，他的名字和他的话。”
杨毓骧双手捏着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是他身着英军军服与战友倪寅、张嘉龙的合影。这张原先他也有，后来在特殊年代被销毁了。张嘉龙的弟弟把照片藏到老家的墙缝内，60年后才取出。张嘉龙去世后，老伴将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杨毓骧，如获至宝的杨老让儿子将照片翻拍后存在资料袋里，上面仔细写下“生死战友情”几个字。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覃忠武介绍，老兵的差异很大，有文化的往往是自愿参军，没有文化的往往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抓壮丁。他觉得20世纪初的中国，征兵状况与杜甫笔下的唐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电影《抓壮丁》其实涉及的仅是部分区域的情况，在白修德的笔下，征兵有更全面的描述，“中国有征兵制，征兵的方法是最简单和最无情的。中国的征兵毫无编号、体格检查或合法免役等办法。重庆政府决定要多少人之后，就指令每省应出人数，各省再指令各县各乡，于是就开始征召。在某些区域内，征兵比较诚实点，但整个而言，办理征兵之贪污腐化，不可以言语形容……最后被抓住当兵的人，往往是最无法离家的人。一区内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或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里购买壮丁以充数。”
覃忠武最为关注的是少数民族老兵，他们中的有些人要从偏僻的大山里走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路，才能到目的地。所以他和段国庆尽量选择更多的少数民族老兵。采访过程中，他们寻访的傈僳族老兵李万春刚刚通过了认证。另一个傈僳族老兵李三宝住在云南迪庆自治州维西县，那里快接近西藏了，70多年前他参军的时候还不知道蒋介石，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云南主席是龙云。
留在云南的老兵很多是脱离部队，因为没钱，或不认识路，终生留在了这里。覃忠武回忆，广东鹤山老兵周德黎23岁被抓壮丁到云南打仗，在光复腾冲的战斗中被炮弹削掉了几个手指，受伤后养好伤就在这边脱离部队了。部队撤走后他就到处打零工，想赚笔费用回广东。走了100多公里后，人家告诉他广东还很远，他就死了这条心在这边落户。
报道发表后，“深圳的有家公司就赞助他回去，我们帮他找到了老家。60多年没联系。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嚎啕大哭……”
“我做了这件事后，感觉自己也发生了变化。”覃忠武说。
段国庆郑重地说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传播仇恨，在他看来战争没有胜败，即使是胜利的一方，牺牲士兵家庭的苦难也不是光荣可以弥补的。
在“老兵家书”的微信公号上，覃忠武逐步更新工作进展，准备向“腾讯公益”报账。
“我们这个公益项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会赚钱的东西。别人对公益的理解是公益不赚钱。但我觉得这想法不对，哈耶克说过，商业是最大的公益。你这个东西能产生效益就说明它受社会欢迎，它有生命力。我们不会从这个项目中克扣、贪污，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通过其他项目能挣到钱你就能持续发展。”
覃忠武将这个项目看做是他事业的第一步，视频录完之后看能否通过电视台播放、举办展览，扩大团队的影响，接到更多的商业视频项目，盈利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做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