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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聂隐娘》是唐传奇小说中的名作，聂隐娘身上体现的刺客属性与唐代“尚武”风气以及传统与时代的刺客情结有着密切联系。聂隐娘人生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侠客和刺客的命运，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和联系，为人们认识侠客与刺客提供了具体形象的判断尺度。同时，聂隐娘作为女刺客也丰富了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逐渐成为国人审美趣味中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聂隐娘》；刺客情结；侠客
《聂隐娘》是唐传奇小说中的名作，是裴铏《传奇》中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最具影响的一篇，鲁迅称其属于一书中一篇“事极煊赫”者（《唐宋传奇集·序言》）并云：“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即出此书，明人取以入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流传遂广，迄今犹为所谓文人者所乐道也。”随着侯孝贤导演凭借《刺客聂隐娘》折桂戛纳，这位唐人笔下的奇女子再次被集中关注，聂隐娘的刺客属性以及她所反映的“侠”文化再次被关注。
一、 聂隐娘的第一属性：刺客
在唐代文学所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中，聂隐娘似乎是一个“异类”。在《聂隐娘》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聂隐娘外形与外貌的信息。聂隐娘的舞台并非侯府的花园或平康的曲巷，而是魏傅节度使“以金帛署为左右吏”。聂隐娘早年为老尼携走、习练道法的经历；脑中藏剑、药水化尸的奇异本领，甚至与战国壮士聂政相同的姓氏，都使得聂隐娘的身份特殊地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刺客。
之所以用“刺客”而非“侠客”来界定聂隐娘的第一属性，“侠”本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复杂的存在，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代，聂隐娘的形象奇固奇矣，但未必属于正面形象，这与我们现代的侠客观念是迥然不同的。其实，聂隐娘身上并未表现出“侠”的某些最基本的特质：在某种意气、理念或价值观的驱使下特立独行、快意恩仇。聂隐娘少年时刺杀大官，内饰无条件执行女尼的意志，彼时其于身心都不自由。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悟，乃是受府主魏节度使之命，这种纯“鹰犬”的行为已明显与《史记》中豫让、专诸、聂政、荆轲之“士为知己者死”的恩义酬报完全异趋。后来聂隐娘之所以临阵改辙、弃田投刘，也并非因为后者是忠节义士，只是因为刘悟动用未卜先知的“异术”率先识破聂隐娘身份，这本质上是对强者的服膺。
二、 传统与时代的刺客情结
唐朝是一个开放而富有朝气的时代，各阶层的尚武精神十分浓厚，流风所及，女性亦有颇受影响者。唐人“尚武”精神一方面可在体制内予以发扬，如在后世一般被认为是最高文官的宰相，其实经常恭临战阵、带兵征伐，文人中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法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体制外仗剑而行也是一种不小的诱惑，在诸多“仗剑而行”者中，刺客显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唐后期，“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为三大痼疾。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藩镇节度使专权妄为，聂隐娘家族世代为官的魏博镇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各藩镇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纷纷豢养刺客，收罗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侠士作为爪牙，刺杀政敌。这些侠士，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取舍于藩镇势力的强弱，充当了藩镇争权夺利的工具。《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蓄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此例是当时豢养刺客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中唐以后，想改变自身命运，使才能得以发挥的途径不外乎有两种，一为正统的科举考试。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话道出了真正进士及第的人少之又少。而另一种途径就是依附于藩镇，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藩镇需要人才来帮助自己强大，人才需要得到施展才能的平台，而且在藩镇使府内，宾主关系一般比较融洽，对人才很是尊重，这样一来，人才流入藩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不论聂隐娘是效忠于魏博还是陈许，事实上都是依附于某一方阵的，这也是当时大背景的反映，是人才流向的抽象反映。
三、 侠客与刺客
唐传奇《聂隐娘》将聂隐娘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年学侠和数年行侠，隐娘从师学攀援、学剑术、学绝杀，养成侠客的思想观念和行事准则。第二阶段是两地为刺客，写聂隐娘由侠客变身为刺客，成为魏帅“左右吏”，揭示了此刻作为封建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而任人驱使的命运。第三阶段是世外修仙，写隐娘决定“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修得道术，不仅可以驻颜，还可预知未来。聂隐娘经历了自由——不自由——自由这三个阶段。小说完整地反映了侠士的人生经历，也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和联系。
聂隐娘的故事不仅回答了侠客从何而来以及刺客从何而来的问题，更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联系和区别，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侠客与刺客问题的认识深度，这也是《聂隐娘》体现的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侠客与刺客行事的宗旨是不同的，侠客追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刺客追求“为知己者死”；两者的行事方式不同，侠客不依附任何势力，只为道義行事；刺客大多为集团势力所豢养，行动多受命而为。古来多有称刺客为侠客者，刺客的活跃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侠客和刺客的同时关注，于是也促成了唐人小说中侠客与刺客同时登台的现象。
传奇《聂隐娘》意识到了侠客与刺客的区别，通过聂隐娘的前后变化，将侠客与刺客做了深刻比照，让人们认识到何为刺客，何为侠客。侠客与刺客虽泾渭分明，但却又非水火不容，侠士刺客之源，刺客乃侠客之嬗变，此时的侠客可能就是彼时的刺客。就聂隐娘而言，侠客与刺客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所处的环境与个人的选择而已。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丰富，但大多于先秦两汉就已奠基，女刺客，恐怕是唐代文学在女性形象方面的两大原创之一。这些“聂隐娘们”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刺客与剑侠传统不再囿于男性。后世，这类形象逐渐向我们熟悉的“女侠”形象靠拢，并逐渐借助新的艺术形式成为国人审美趣味中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1]刘娜.《聂隐娘》的文化意蕴——兼谈聂隐娘形象[J].保山学院学报，2005，24（3）：42-45.
[2]夏哲尧.《聂隐娘》出《传奇》辨析[J].台州学院学报；2000，（02）.
[3]司马迁.《史记》卷86《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1982.
[4]陶欣茹.简析唐传奇小说《聂隐娘》[J].青年文学家，2016，（36）：56-57.
[5]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57.
关键词：《聂隐娘》；刺客情结；侠客
《聂隐娘》是唐传奇小说中的名作，是裴铏《传奇》中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最具影响的一篇，鲁迅称其属于一书中一篇“事极煊赫”者（《唐宋传奇集·序言》）并云：“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即出此书，明人取以入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流传遂广，迄今犹为所谓文人者所乐道也。”随着侯孝贤导演凭借《刺客聂隐娘》折桂戛纳，这位唐人笔下的奇女子再次被集中关注，聂隐娘的刺客属性以及她所反映的“侠”文化再次被关注。
一、 聂隐娘的第一属性：刺客
在唐代文学所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中，聂隐娘似乎是一个“异类”。在《聂隐娘》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聂隐娘外形与外貌的信息。聂隐娘的舞台并非侯府的花园或平康的曲巷，而是魏傅节度使“以金帛署为左右吏”。聂隐娘早年为老尼携走、习练道法的经历；脑中藏剑、药水化尸的奇异本领，甚至与战国壮士聂政相同的姓氏，都使得聂隐娘的身份特殊地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刺客。
之所以用“刺客”而非“侠客”来界定聂隐娘的第一属性，“侠”本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复杂的存在，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代，聂隐娘的形象奇固奇矣，但未必属于正面形象，这与我们现代的侠客观念是迥然不同的。其实，聂隐娘身上并未表现出“侠”的某些最基本的特质：在某种意气、理念或价值观的驱使下特立独行、快意恩仇。聂隐娘少年时刺杀大官，内饰无条件执行女尼的意志，彼时其于身心都不自由。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悟，乃是受府主魏节度使之命，这种纯“鹰犬”的行为已明显与《史记》中豫让、专诸、聂政、荆轲之“士为知己者死”的恩义酬报完全异趋。后来聂隐娘之所以临阵改辙、弃田投刘，也并非因为后者是忠节义士，只是因为刘悟动用未卜先知的“异术”率先识破聂隐娘身份，这本质上是对强者的服膺。
二、 传统与时代的刺客情结
唐朝是一个开放而富有朝气的时代，各阶层的尚武精神十分浓厚，流风所及，女性亦有颇受影响者。唐人“尚武”精神一方面可在体制内予以发扬，如在后世一般被认为是最高文官的宰相，其实经常恭临战阵、带兵征伐，文人中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法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体制外仗剑而行也是一种不小的诱惑，在诸多“仗剑而行”者中，刺客显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唐后期，“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为三大痼疾。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藩镇节度使专权妄为，聂隐娘家族世代为官的魏博镇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各藩镇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纷纷豢养刺客，收罗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侠士作为爪牙，刺杀政敌。这些侠士，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取舍于藩镇势力的强弱，充当了藩镇争权夺利的工具。《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蓄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此例是当时豢养刺客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中唐以后，想改变自身命运，使才能得以发挥的途径不外乎有两种，一为正统的科举考试。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句话道出了真正进士及第的人少之又少。而另一种途径就是依附于藩镇，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藩镇需要人才来帮助自己强大，人才需要得到施展才能的平台，而且在藩镇使府内，宾主关系一般比较融洽，对人才很是尊重，这样一来，人才流入藩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不论聂隐娘是效忠于魏博还是陈许，事实上都是依附于某一方阵的，这也是当时大背景的反映，是人才流向的抽象反映。
三、 侠客与刺客
唐传奇《聂隐娘》将聂隐娘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年学侠和数年行侠，隐娘从师学攀援、学剑术、学绝杀，养成侠客的思想观念和行事准则。第二阶段是两地为刺客，写聂隐娘由侠客变身为刺客，成为魏帅“左右吏”，揭示了此刻作为封建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而任人驱使的命运。第三阶段是世外修仙，写隐娘决定“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修得道术，不仅可以驻颜，还可预知未来。聂隐娘经历了自由——不自由——自由这三个阶段。小说完整地反映了侠士的人生经历，也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和联系。
聂隐娘的故事不仅回答了侠客从何而来以及刺客从何而来的问题，更揭示了侠客与刺客的联系和区别，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侠客与刺客问题的认识深度，这也是《聂隐娘》体现的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侠客与刺客行事的宗旨是不同的，侠客追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刺客追求“为知己者死”；两者的行事方式不同，侠客不依附任何势力，只为道義行事；刺客大多为集团势力所豢养，行动多受命而为。古来多有称刺客为侠客者，刺客的活跃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侠客和刺客的同时关注，于是也促成了唐人小说中侠客与刺客同时登台的现象。
传奇《聂隐娘》意识到了侠客与刺客的区别，通过聂隐娘的前后变化，将侠客与刺客做了深刻比照，让人们认识到何为刺客，何为侠客。侠客与刺客虽泾渭分明，但却又非水火不容，侠士刺客之源，刺客乃侠客之嬗变，此时的侠客可能就是彼时的刺客。就聂隐娘而言，侠客与刺客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所处的环境与个人的选择而已。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虽然丰富，但大多于先秦两汉就已奠基，女刺客，恐怕是唐代文学在女性形象方面的两大原创之一。这些“聂隐娘们”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刺客与剑侠传统不再囿于男性。后世，这类形象逐渐向我们熟悉的“女侠”形象靠拢，并逐渐借助新的艺术形式成为国人审美趣味中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1]刘娜.《聂隐娘》的文化意蕴——兼谈聂隐娘形象[J].保山学院学报，2005，24（3）：42-45.
[2]夏哲尧.《聂隐娘》出《传奇》辨析[J].台州学院学报；2000，（02）.
[3]司马迁.《史记》卷86《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1982.
[4]陶欣茹.简析唐传奇小说《聂隐娘》[J].青年文学家，2016，（36）：56-57.
[5]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