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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4日，飞机提前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用英文对我进行一番盘问之后，在我的护照上敲了章，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我坐上从机场开往莱顿的火车。
作为学校派出的唯一一名前往莱顿大学法学院的交换学生，我将在这个远离祖国七千多公里、
有七个小时时差的地方生活、学习七个月。
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流亡、一场相遇，但终究不过是一场生活。
一场流亡
拦路雨偏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陈奕迅《富士山下》
就在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的瞬间，北京飘起了2015年的第一场雪，烘托着这场终将于到来的告别——告别二十几年来从未离开过的祖国，告别早已熟悉和习惯的一切，也告别了一场本可以延续的爱恋。飞机航程过半，我打开遮光板，看到高空之下是荒漠无垠，眼泪夺眶而出，远离故土的怅然之感一时间如此真切。
莱顿城河道环绕交错，空气湿而不潮。一月份的温度游走在冰点附近，有点像上海的冬天。一周之内便可以经历冬天所有可能的天气类型：晴、阴、云、雾、风、雨、雹、雪。一座城市的性情，总是可以在天气上得到最直观最诚实的体现。在莱顿，晴天的太阳不能直视；阴时的云很近很近，天也不高；大雾把整座城市蒸腾成一个大浴室；夜里的狂风叫得瘆人，并且总是和暴雨一起袭来；雪下得非常克制，短短一霎让人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如果不按STOP钮，公交车司机就不会在目的地停车；超市里的购物车要用50欧分才能解开锁链；车站广播、路牌、商品名称都只有荷兰文标注上午十二点才开门的商店，下午五点就落锁；星期天和节日的放假范围包括所有商店和图书馆；天黑之后的城市只属于酒精和音乐，或者还有尼古丁和荷尔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向我袭来，奶酪涂面包配枸杞龙眼水；盖在杯子上的焦糖华夫被带着金骏眉茶香的蒸汽融软；用陈皮红豆煮德国黑麦，果腹驱寒；在莱茵河畔慢跑时，耳机里播放着的还是去年夏天在香港坚尼地城海旁夜跑时的歌单；10点以后的小酒馆里，与当地同学一起饮再多杯荷兰国民品牌Heineken啤酒，也无法把笑点与他们同步；一人独居着30平方米的公寓，在网上买了廉价的二手微波炉和电饭煲，徒步走了几个街区搬回家；无法接受单次收费0.5欧元的公共厕所，于是在外面尽量少喝水。
以上种种，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来倾诉：我不能告诉父母，那样他们只会无力地徒增担心；我不想告诉国内的同学，那样会显得自己很没用。那段时间唯一让我感到有温度和归属感的地方就是法学院的图书馆，每天我会花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图书馆读书、预习复习功课、写文章，晚上十点十五分图书馆关门，我徒步走回公寓，夜色里有高地教堂、铬黄色路灯下骑着自行车的行人。
于是，在我的预想里，这半年做交换生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如同一场流亡。我打开电脑，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档——《我的流亡美学》，打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坚持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也权且当作一个倾吐的通道），并且郑重其事地敲下一段自序：詹姆斯乔伊思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以为不必如此阔气，于是乎“美学就是我的流亡”。其实流亡和美学是可以阔气潇洒亦可以小器精致的。我并不很清楚他们之间究竟如何可以用“我的”联结，然后彼此定义。当我突然就到了欧罗巴，流亡美学开始变得有意义。
一场相遇
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望住窗外，飞过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土地、几千个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黄耀明《这么远，那么近》
我始终相信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在莱顿交流期间，我在国内的一家时尚杂志开了自己的小专栏。学习之余游走于欧洲各国，探寻有趣的店铺，采访有故事的艺术家、设计师。一半时间研习法律与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一半时间行走于欧洲各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异国点滴。 有一天，我盯着这段文字发呆了好久：16岁从中原到上海读高中，19岁到北京念大学，21岁身在荷兰——感慨命运的神奇，亦更加期待下一站会是在哪里。专栏写作者的身份给了我这个普通学生一双看欧洲的“别眼”：一间经营旧物改造的家具店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让我明白所谓不朽，就是创造另一种可能，便可让一切换个方式得以存续。在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苏黎世，世界上第一间素食餐厅的老板Rolf Hiltl请我享用了一顿免费的午餐，与我分享他的家族历史和经营理念。荷兰独立设计师Suzan在她的工作室里，用一件件精心设计的华服讲述她与不同城市之间的故事。如今人已回国，看着一期期杂志刊出我彼时在欧洲行走记录的点滴，就像是在饮一杯陈酿，余味绵长。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到欧洲出差的阿Sam相约一起逛荷兰的皇宫、看摄影展。阿Sam是我从高中时就非常喜爱的旅行作家。我甚至试图学着他的方式去那些他留下过足迹的城市旅行。这次，不是我去追寻他的脚步，我和我最爱的旅行作家共同分享了一个城市，一起感受这城市，细数这城市，回味这城市。这感觉很妙。
相遇可能是一种神来的安排，也可能是人为的精致创造，因为一场场遇，这里对于我来说再也不是初到时的那个“别处”了。
一场生活
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无论于什么角落，不假设你或会在旁。我也可畅游异国，放心吃喝。
——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莱顿大学的课业并不轻松，我选修了三门与国际法相关的课程，每周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字的英文阅读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要在图书馆花上十个小时，午饭就是早上出门前自己做好的三明治，下午会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健身房，健身结束后继续去图书馆一直到十点半关门。从图书馆走回家的路上，月光下的莱茵河格外迷人，我不由得感叹这样一天天平静简单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美好。 当然，我的交换生活并不只是单一的节奏，节日和旅行让我体会着欧洲生活的细碎缤纷。
五旬节假日恰逢莱顿的夏日音乐节，教堂、植物园、小庭院都变成了音乐演奏场。我坐在太阳下听爵士乐队的“I wanna be happy”，发现和身旁的大叔用同样的手势打着节拍；家门口的高地教堂一如平日的高耸庄严，这画面的背景音乐不是管风琴，而是Flamenco女郎舞鞋的律动和观众的狂欢；音乐家们用小提琴、手风琴、单簧管演绎荷兰民歌，全场荷兰人随着音乐轻吟着，我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热泪盈眶，后来我知道它叫做“Jerusalem”。夏季的欧洲，有着长长的白昼，晚上十点天才开始慢慢转黑。公寓楼下的花园里有一间莱顿最著名的比利时酒馆，我喜欢坐在窗台上，看着花园里的男男女女们从傍晚畅聊到深夜，仿佛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快乐因子也能飘到我这里。
同样，我亦尝试着以一种生活的姿态进行游历，不赶行程、不靠攻略，我甚至避开了巴黎、佛罗伦萨这些著名旅游城市，我收获的是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忆：博洛尼亚在复活节假期里是一座古老而破败的空城，在回米兰的火车上发现周围尽是假期里的返乡青年；city tour巴士把我扔到了都灵的小山坡，躺在意外发现的公园草坪上，感叹都灵是藏在意大利的法国城市；那家叫Officine Panino的小餐馆像极了深夜食堂，老板说：we only offer something simple，于是下班的姐妹要一盘火腿奶酪配着红酒就可以回归生活中的私人领地；一个人循着地图找到卢塞恩垂死的狮子像，一如马克吐温所言“世界上最悲壮最感人的雕像”，我眼眶湿润着找不到更合适的修辞；还有在瑞士最后一日，清晨的日内瓦湖畔和我一起等待喷泉的比利时男人——这些都是旅行中，关于我和这世界曾经发生联系的证明。
在这些发现的过程中，我终于得以和自己面对面，从而自我发现。它不仅将这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更让我渐渐明白如何与眼前这世界相处。我亦时常自问，是我创造了这段生活，还是这段生活造就了我？
《我的流亡美学》写到接近两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流亡”二字实在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和很多交换生一样，我经历了刚刚抵达一个陌生国度时劈头盖脸的冲击，它们来自文化差异、日常生活、课业压力、人际关系，当然也来自于内心里前所未有的自我矛盾。我一度质疑自己当初做出独自出国交换的决定，我计算着我因此失去和得到的，以及可能因此失去和得到的，但这根本就是一笔算不清的账。记得林夕常常在他的歌词和文章中渲染“富士山理论”：你若爱富士山的美，走过、靠近过便已足够，你无法也不必将它占为私有。交换生的奇妙就在于，你明确知道这段经历的开篇尾声在何时，中间的滋味却全然未知。于是，如今回想起那203个日夜，飞快得像一道光闪过，却也像一块口味复杂浓郁的陈奶酪，薄薄的切片足够配一杯红酒仔细品味，细水流长、漫漫无际。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我坐上从机场开往莱顿的火车。
作为学校派出的唯一一名前往莱顿大学法学院的交换学生，我将在这个远离祖国七千多公里、
有七个小时时差的地方生活、学习七个月。
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流亡、一场相遇，但终究不过是一场生活。
一场流亡
拦路雨偏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陈奕迅《富士山下》
就在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的瞬间，北京飘起了2015年的第一场雪，烘托着这场终将于到来的告别——告别二十几年来从未离开过的祖国，告别早已熟悉和习惯的一切，也告别了一场本可以延续的爱恋。飞机航程过半，我打开遮光板，看到高空之下是荒漠无垠，眼泪夺眶而出，远离故土的怅然之感一时间如此真切。
莱顿城河道环绕交错，空气湿而不潮。一月份的温度游走在冰点附近，有点像上海的冬天。一周之内便可以经历冬天所有可能的天气类型：晴、阴、云、雾、风、雨、雹、雪。一座城市的性情，总是可以在天气上得到最直观最诚实的体现。在莱顿，晴天的太阳不能直视；阴时的云很近很近，天也不高；大雾把整座城市蒸腾成一个大浴室；夜里的狂风叫得瘆人，并且总是和暴雨一起袭来；雪下得非常克制，短短一霎让人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如果不按STOP钮，公交车司机就不会在目的地停车；超市里的购物车要用50欧分才能解开锁链；车站广播、路牌、商品名称都只有荷兰文标注上午十二点才开门的商店，下午五点就落锁；星期天和节日的放假范围包括所有商店和图书馆；天黑之后的城市只属于酒精和音乐，或者还有尼古丁和荷尔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向我袭来，奶酪涂面包配枸杞龙眼水；盖在杯子上的焦糖华夫被带着金骏眉茶香的蒸汽融软；用陈皮红豆煮德国黑麦，果腹驱寒；在莱茵河畔慢跑时，耳机里播放着的还是去年夏天在香港坚尼地城海旁夜跑时的歌单；10点以后的小酒馆里，与当地同学一起饮再多杯荷兰国民品牌Heineken啤酒，也无法把笑点与他们同步；一人独居着30平方米的公寓，在网上买了廉价的二手微波炉和电饭煲，徒步走了几个街区搬回家；无法接受单次收费0.5欧元的公共厕所，于是在外面尽量少喝水。
以上种种，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来倾诉：我不能告诉父母，那样他们只会无力地徒增担心；我不想告诉国内的同学，那样会显得自己很没用。那段时间唯一让我感到有温度和归属感的地方就是法学院的图书馆，每天我会花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图书馆读书、预习复习功课、写文章，晚上十点十五分图书馆关门，我徒步走回公寓，夜色里有高地教堂、铬黄色路灯下骑着自行车的行人。
于是，在我的预想里，这半年做交换生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如同一场流亡。我打开电脑，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档——《我的流亡美学》，打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坚持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也权且当作一个倾吐的通道），并且郑重其事地敲下一段自序：詹姆斯乔伊思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以为不必如此阔气，于是乎“美学就是我的流亡”。其实流亡和美学是可以阔气潇洒亦可以小器精致的。我并不很清楚他们之间究竟如何可以用“我的”联结，然后彼此定义。当我突然就到了欧罗巴，流亡美学开始变得有意义。
一场相遇
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望住窗外，飞过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土地、几千个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黄耀明《这么远，那么近》
我始终相信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在莱顿交流期间，我在国内的一家时尚杂志开了自己的小专栏。学习之余游走于欧洲各国，探寻有趣的店铺，采访有故事的艺术家、设计师。一半时间研习法律与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一半时间行走于欧洲各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异国点滴。 有一天，我盯着这段文字发呆了好久：16岁从中原到上海读高中，19岁到北京念大学，21岁身在荷兰——感慨命运的神奇，亦更加期待下一站会是在哪里。专栏写作者的身份给了我这个普通学生一双看欧洲的“别眼”：一间经营旧物改造的家具店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让我明白所谓不朽，就是创造另一种可能，便可让一切换个方式得以存续。在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苏黎世，世界上第一间素食餐厅的老板Rolf Hiltl请我享用了一顿免费的午餐，与我分享他的家族历史和经营理念。荷兰独立设计师Suzan在她的工作室里，用一件件精心设计的华服讲述她与不同城市之间的故事。如今人已回国，看着一期期杂志刊出我彼时在欧洲行走记录的点滴，就像是在饮一杯陈酿，余味绵长。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到欧洲出差的阿Sam相约一起逛荷兰的皇宫、看摄影展。阿Sam是我从高中时就非常喜爱的旅行作家。我甚至试图学着他的方式去那些他留下过足迹的城市旅行。这次，不是我去追寻他的脚步，我和我最爱的旅行作家共同分享了一个城市，一起感受这城市，细数这城市，回味这城市。这感觉很妙。
相遇可能是一种神来的安排，也可能是人为的精致创造，因为一场场遇，这里对于我来说再也不是初到时的那个“别处”了。
一场生活
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无论于什么角落，不假设你或会在旁。我也可畅游异国，放心吃喝。
——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莱顿大学的课业并不轻松，我选修了三门与国际法相关的课程，每周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字的英文阅读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要在图书馆花上十个小时，午饭就是早上出门前自己做好的三明治，下午会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健身房，健身结束后继续去图书馆一直到十点半关门。从图书馆走回家的路上，月光下的莱茵河格外迷人，我不由得感叹这样一天天平静简单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美好。 当然，我的交换生活并不只是单一的节奏，节日和旅行让我体会着欧洲生活的细碎缤纷。
五旬节假日恰逢莱顿的夏日音乐节，教堂、植物园、小庭院都变成了音乐演奏场。我坐在太阳下听爵士乐队的“I wanna be happy”，发现和身旁的大叔用同样的手势打着节拍；家门口的高地教堂一如平日的高耸庄严，这画面的背景音乐不是管风琴，而是Flamenco女郎舞鞋的律动和观众的狂欢；音乐家们用小提琴、手风琴、单簧管演绎荷兰民歌，全场荷兰人随着音乐轻吟着，我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热泪盈眶，后来我知道它叫做“Jerusalem”。夏季的欧洲，有着长长的白昼，晚上十点天才开始慢慢转黑。公寓楼下的花园里有一间莱顿最著名的比利时酒馆，我喜欢坐在窗台上，看着花园里的男男女女们从傍晚畅聊到深夜，仿佛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快乐因子也能飘到我这里。
同样，我亦尝试着以一种生活的姿态进行游历，不赶行程、不靠攻略，我甚至避开了巴黎、佛罗伦萨这些著名旅游城市，我收获的是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忆：博洛尼亚在复活节假期里是一座古老而破败的空城，在回米兰的火车上发现周围尽是假期里的返乡青年；city tour巴士把我扔到了都灵的小山坡，躺在意外发现的公园草坪上，感叹都灵是藏在意大利的法国城市；那家叫Officine Panino的小餐馆像极了深夜食堂，老板说：we only offer something simple，于是下班的姐妹要一盘火腿奶酪配着红酒就可以回归生活中的私人领地；一个人循着地图找到卢塞恩垂死的狮子像，一如马克吐温所言“世界上最悲壮最感人的雕像”，我眼眶湿润着找不到更合适的修辞；还有在瑞士最后一日，清晨的日内瓦湖畔和我一起等待喷泉的比利时男人——这些都是旅行中，关于我和这世界曾经发生联系的证明。
在这些发现的过程中，我终于得以和自己面对面，从而自我发现。它不仅将这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更让我渐渐明白如何与眼前这世界相处。我亦时常自问，是我创造了这段生活，还是这段生活造就了我？
《我的流亡美学》写到接近两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流亡”二字实在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和很多交换生一样，我经历了刚刚抵达一个陌生国度时劈头盖脸的冲击，它们来自文化差异、日常生活、课业压力、人际关系，当然也来自于内心里前所未有的自我矛盾。我一度质疑自己当初做出独自出国交换的决定，我计算着我因此失去和得到的，以及可能因此失去和得到的，但这根本就是一笔算不清的账。记得林夕常常在他的歌词和文章中渲染“富士山理论”：你若爱富士山的美，走过、靠近过便已足够，你无法也不必将它占为私有。交换生的奇妙就在于，你明确知道这段经历的开篇尾声在何时，中间的滋味却全然未知。于是，如今回想起那203个日夜，飞快得像一道光闪过，却也像一块口味复杂浓郁的陈奶酪，薄薄的切片足够配一杯红酒仔细品味，细水流长、漫漫无际。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