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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兼士先生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1946年发表）一文中提出了“意符字”的设想，认为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应有一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这个过渡期的文字即为“初期意符字”。沈先生的这一理论打破了六书的旧框架和只从形体上着眼的肤浅之论，草拟了汉字发展的全貌，认为汉字产生前曾经历过文字画、意符字这两个阶段。对于文字起源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这个学说为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
关键词：初期意符字 文字画 六书文字 文字和图画
沈兼士先生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1946年发表）一文中提出了“意符字”的设想，他说：“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语言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应有一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其形音义或由游离变为固定，或由复合变为独立，今固命之为初期意符字。”这是沈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文字画”观点的一个重要补充，即从文字画到六书文字之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叫做初期意符字。
一、“初期意符字”与六书文字
既然“初期意符字”是文字画与六书文字之间的过渡期，首先就有必要把它和“文字画”和六书文字加以区别，沈先生说：“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意符字的主要特点是形音义不固定。同一个字形，字音字义不相同，也不能用异体字、引申、假借、音转等方法加以解释。
二、“初期意符字”与文字画
对于文字画，沈兼士先生是如此界定的，他说：“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现事物的状态、行动和数量的观念，就叫做文字画。”文字画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图画，而非图画形式的文字。这与学术界所提出的“图画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文字”是作为一种文字而为人使用的，它有固定的形音义。可是，“文字画”却没有固定的形音义，甚至“它的形义可知而声不可知者”（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本来或许就没有读音，它只是一时一地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或者记事而临时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构成文字画的图画形式的结构位置并不固定，而且画法也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进一步成熟，逐渐将一些具有图画形式的复杂结构进一步简单化、符号化。这样，“初期意符字”就随之出现并开始与语言发生联系，形音义却不固定。
六书文字一般都有固定的形音义，这是它与“初期意符字”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如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沈先生认为：“即由于古代文字画之作用，仅写事物之形态，而不为语言之符号，其后渐变为代表语言之文字，乃从而整齐划一之。迨及字书音义之学兴，往往数典忘祖，任意取舍。”
黄侃先生在“初文音义不定于一”中提到：“盖初期象形、象事诸文，只为事物之象征，而非语言之符识，故一文可表数义。如《说文》屮古文以为艸字；疋，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亦以为足字；又如亥之古文与豕为一，玄之古文与申实同。”黄侃所谓的“初文”，即相当于沈先生所说的“初期意符字”。因为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是为语言服务的，它一经产生就应该作为语言符号的身份而出现。而在它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极有可能是只“为事物之象征，而非语言之符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沈先生“意符字”的设想正符合这一客观规律。文字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裘锡圭先生说：“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之前，人们只可能直接用图画来代表事物，而不会想到用文字来记录事物的名称——语言里的词。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文字才有可能开始出现。”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地描绘出文字体系形成的详细过程。但是通过借鉴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研究资料，以及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我们可为汉字形成的过程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与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较曲折的手法来表意了。“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以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下逐渐与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那么，在此过渡期间，它们的形音义不固定，有的逼真地描绘出具体实物，有的只是画出大致线条，有的只画出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等等，这些标志性的符号便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意符字”。
对于沈先生“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提到的早期意符字“一形多用”现象，裘锡圭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同一个字形可以用来代表两个以上意义都跟这个字形有联系，但是彼此的语音并不相近的词。例如：在纳西文里，像杯中有茶叶形的‘ ’，既代表‘茶’这个词，又代表‘饮’这个词（二词完全不同音）。在古汉字里，像成年男子的‘’最初既是‘夫’字（‘夫’的本义就是成年男子），像月亮的‘’最初既是‘月’字又是‘夕’字。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类例子也很常见。”
从古至今，在文字学领域，对于一些字的形音义诸家仍有不少争议，究其根源，主要是许多学者迷信《说文》，不敢越雷池一步。相反，还有一些文字学家却完全抛开古人的研究，以致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说辞荒谬可笑。合理地运用沈兼士的这一理论，对于解决那些运用旧理论说解不通、模棱两可的字词，不失为一良策。
在古代文献中，“月”“夕”二字的字形并不固定，有时“月”可作“”，也可写为“ ”。同样，“夕”可写作“ ”，也可写为“”。其义既表月，也表月初之时（夕）。“朔”在《说文》中释为“月一日始苏也”，意思是月亮从初一开始由缺渐圆。这与“夕”义同，故“月”“夕”还可表“朔”义，此义不固定。
舟，人皆知其为舟车字，不知于古亦以表示履形，顾“履”“前”二字从之。许书“不行而进”之说殊不合理。古礼入则解履，出则纳履。“前”从止舟；殆为纳履之象。
亦可以表示器皿，故“般”“服”“受”“艁”诸字从之。“般”即古“盤”字。……
“受”，《说文》从舟省声。实即像以手受器之状。金文从舟不省。
“艁”，古文“造”字。从舟者，亦谓造器耳。
“服”之与“般”古可通用。《尔雅·释诂》：“服，事也。”《释文》又作“般”。《荀子·赋篇》：“忠臣危殆，谗臣服矣。”服本或作般。……（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10～211页）
刘又辛先生对此也作了一番中肯的评判。他说：“这一段文章解释“前、般、盘、服”等字都从“舟”，形音义大不相同，分析极精辟。‘前’字本作‘’，从止从舟，许慎解为‘不行而进’，意思是人在舟上，所以不行而进。近人杨树达释为履，因履像舟形，故以代履，较旧说为胜。沈先生从全面分析，认为舟即是履形，古人出则纳履，所以释前进义，较杨氏更为直截显豁。又释‘舟’为盘形，因而又有唇音，为器皿的盘，为服牛、服马的服，为佩带的佩——都可用形音义不固定的意符字说加以解释。这是继‘文字画’说以后又一精辟的见解。”
三、结语
对于汉字起源以及字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向来都是一个热点，又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古文字学研究，从清末开始，已有人开始对商周金文和甲骨文进行研究，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研究汉字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见。多数人谈到汉字发展时，只是着重从形体上研究。沈先生打破了六书的旧框架和只从形体上着眼的肤浅之论，概括了汉字发展的全貌，认为汉字产生前曾经历过文字画、意符字这两个阶段，越来越多的材料为这个学说提供了例证。
参考文献：
[1]沈兼士著，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
华书局，1986.
[2]葛信益.沈兼士传略[A].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3]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C].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
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4]蔡永贵.汉字字族谈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5）.
[5]沈光海.兼士治语言文字学之方法[J].湖州师专学报，1991，（2）.
[6]张隽.形声字假借声符之类型考辨[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
2004，（9）.
[7]许嘉璐.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之比较[A].兼士先生诞生一百
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8]张德新.论沈兼士的文字起源说对中国文字学的贡献[J].安康师
专学报，2006，（5）.
[9]陈伟.沈兼士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方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
（1）.
[10]周海霞，杨海蓉.浅析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J].安康学院学
报，2007，（3）.
[11]卢毅.章门第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J].史学月刊，2006，（10）.
[12]周文德.形声字声符的表音功能和示源功能[J].钦州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2003，（3）.
（屈王静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 037009）
关键词：初期意符字 文字画 六书文字 文字和图画
沈兼士先生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1946年发表）一文中提出了“意符字”的设想，他说：“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语言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应有一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其形音义或由游离变为固定，或由复合变为独立，今固命之为初期意符字。”这是沈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文字画”观点的一个重要补充，即从文字画到六书文字之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叫做初期意符字。
一、“初期意符字”与六书文字
既然“初期意符字”是文字画与六书文字之间的过渡期，首先就有必要把它和“文字画”和六书文字加以区别，沈先生说：“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意符字的主要特点是形音义不固定。同一个字形，字音字义不相同，也不能用异体字、引申、假借、音转等方法加以解释。
二、“初期意符字”与文字画
对于文字画，沈兼士先生是如此界定的，他说：“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现事物的状态、行动和数量的观念，就叫做文字画。”文字画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图画，而非图画形式的文字。这与学术界所提出的“图画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文字”是作为一种文字而为人使用的，它有固定的形音义。可是，“文字画”却没有固定的形音义，甚至“它的形义可知而声不可知者”（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本来或许就没有读音，它只是一时一地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或者记事而临时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构成文字画的图画形式的结构位置并不固定，而且画法也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进一步成熟，逐渐将一些具有图画形式的复杂结构进一步简单化、符号化。这样，“初期意符字”就随之出现并开始与语言发生联系，形音义却不固定。
六书文字一般都有固定的形音义，这是它与“初期意符字”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如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沈先生认为：“即由于古代文字画之作用，仅写事物之形态，而不为语言之符号，其后渐变为代表语言之文字，乃从而整齐划一之。迨及字书音义之学兴，往往数典忘祖，任意取舍。”
黄侃先生在“初文音义不定于一”中提到：“盖初期象形、象事诸文，只为事物之象征，而非语言之符识，故一文可表数义。如《说文》屮古文以为艸字；疋，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亦以为足字；又如亥之古文与豕为一，玄之古文与申实同。”黄侃所谓的“初文”，即相当于沈先生所说的“初期意符字”。因为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是为语言服务的，它一经产生就应该作为语言符号的身份而出现。而在它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极有可能是只“为事物之象征，而非语言之符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沈先生“意符字”的设想正符合这一客观规律。文字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裘锡圭先生说：“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之前，人们只可能直接用图画来代表事物，而不会想到用文字来记录事物的名称——语言里的词。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文字才有可能开始出现。”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地描绘出文字体系形成的详细过程。但是通过借鉴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研究资料，以及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我们可为汉字形成的过程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与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较曲折的手法来表意了。“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以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下逐渐与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那么，在此过渡期间，它们的形音义不固定，有的逼真地描绘出具体实物，有的只是画出大致线条，有的只画出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等等，这些标志性的符号便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意符字”。
对于沈先生“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提到的早期意符字“一形多用”现象，裘锡圭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同一个字形可以用来代表两个以上意义都跟这个字形有联系，但是彼此的语音并不相近的词。例如：在纳西文里，像杯中有茶叶形的‘ ’，既代表‘茶’这个词，又代表‘饮’这个词（二词完全不同音）。在古汉字里，像成年男子的‘’最初既是‘夫’字（‘夫’的本义就是成年男子），像月亮的‘’最初既是‘月’字又是‘夕’字。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类例子也很常见。”
从古至今，在文字学领域，对于一些字的形音义诸家仍有不少争议，究其根源，主要是许多学者迷信《说文》，不敢越雷池一步。相反，还有一些文字学家却完全抛开古人的研究，以致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说辞荒谬可笑。合理地运用沈兼士的这一理论，对于解决那些运用旧理论说解不通、模棱两可的字词，不失为一良策。
在古代文献中，“月”“夕”二字的字形并不固定，有时“月”可作“”，也可写为“ ”。同样，“夕”可写作“ ”，也可写为“”。其义既表月，也表月初之时（夕）。“朔”在《说文》中释为“月一日始苏也”，意思是月亮从初一开始由缺渐圆。这与“夕”义同，故“月”“夕”还可表“朔”义，此义不固定。
舟，人皆知其为舟车字，不知于古亦以表示履形，顾“履”“前”二字从之。许书“不行而进”之说殊不合理。古礼入则解履，出则纳履。“前”从止舟；殆为纳履之象。
亦可以表示器皿，故“般”“服”“受”“艁”诸字从之。“般”即古“盤”字。……
“受”，《说文》从舟省声。实即像以手受器之状。金文从舟不省。
“艁”，古文“造”字。从舟者，亦谓造器耳。
“服”之与“般”古可通用。《尔雅·释诂》：“服，事也。”《释文》又作“般”。《荀子·赋篇》：“忠臣危殆，谗臣服矣。”服本或作般。……（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10～211页）
刘又辛先生对此也作了一番中肯的评判。他说：“这一段文章解释“前、般、盘、服”等字都从“舟”，形音义大不相同，分析极精辟。‘前’字本作‘’，从止从舟，许慎解为‘不行而进’，意思是人在舟上，所以不行而进。近人杨树达释为履，因履像舟形，故以代履，较旧说为胜。沈先生从全面分析，认为舟即是履形，古人出则纳履，所以释前进义，较杨氏更为直截显豁。又释‘舟’为盘形，因而又有唇音，为器皿的盘，为服牛、服马的服，为佩带的佩——都可用形音义不固定的意符字说加以解释。这是继‘文字画’说以后又一精辟的见解。”
三、结语
对于汉字起源以及字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向来都是一个热点，又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古文字学研究，从清末开始，已有人开始对商周金文和甲骨文进行研究，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研究汉字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见。多数人谈到汉字发展时，只是着重从形体上研究。沈先生打破了六书的旧框架和只从形体上着眼的肤浅之论，概括了汉字发展的全貌，认为汉字产生前曾经历过文字画、意符字这两个阶段，越来越多的材料为这个学说提供了例证。
参考文献：
[1]沈兼士著，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
华书局，1986.
[2]葛信益.沈兼士传略[A].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3]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C].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
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4]蔡永贵.汉字字族谈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5）.
[5]沈光海.兼士治语言文字学之方法[J].湖州师专学报，1991，（2）.
[6]张隽.形声字假借声符之类型考辨[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
2004，（9）.
[7]许嘉璐.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之比较[A].兼士先生诞生一百
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8]张德新.论沈兼士的文字起源说对中国文字学的贡献[J].安康师
专学报，2006，（5）.
[9]陈伟.沈兼士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方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
（1）.
[10]周海霞，杨海蓉.浅析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J].安康学院学
报，2007，（3）.
[11]卢毅.章门第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J].史学月刊，2006，（10）.
[12]周文德.形声字声符的表音功能和示源功能[J].钦州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2003，（3）.
（屈王静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 03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