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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