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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新书《第七天》上市之前,宣传噱头似乎比其他当代小说来得更猛,
“余华沉寂七年之作”、“在只有一个书名的情况下订购70万册”、
“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
可能因为他是余华,当代作家里有普遍市场号召力的不多,余华算得上个中翘楚。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原文如此,疑为“孑孑”笔误)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这是《第七天》的开头,那片浓雾为此后叙述奠定了基调,“我”死了,在死后七日,曾经与“我”有着各种关系的人,养父、前妻、常去的面馆的一家、出租屋里的邻居也都各个故去,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见。这另一个世界堪称美好,有河流、树木与草丛,人们在树荫下唱歌,在河流边相聚,没有穿着制服的人行使管理大权,那里的人们虽然不能安息,却每个人都平和、友善。这是余华笔下的乌托邦,他称它为“死无葬身之地”。
书出了之后,收获的反馈大部分是差评,最普遍的反映,是余华无非攒了一篇“新闻串烧”。小说中的诸多情节,比如火车上诞下婴儿、河流里的死婴、砍死警察的社会闲散者等等,都在近年来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中找得到出处。也许这可以印证那句话,“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但其间的边界,又该如何确定呢?
余华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在《第七天》里,人们只能在“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再荒诞不过的地方,过着本该理直气壮的生活。反过来说,想要过一种合理的、正常的生活,只能在死后吗?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越良善、愉悦、美好,就越映衬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残忍与荒谬,越令人感到绝望。但文学的功能,似乎不应该只是描述残忍、抒发绝望,小说家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复述现实。而这个时刻,余华以及他所代表的60后一代作家似乎对时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它太过复杂、善变,以至于他找不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描摹方式了,然而太荒谬的现实刺激着他,让他继续写下去。他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写得那么多那么快了,作品里出现一种钝重的气质,同时与切实的生活有所距离。他们依然具有重大的能量,包括社会影响力、获取财富的能力以及在文字中贯穿的幻觉,只是他们不再能够提供答案,甚至连描摹问题都有点辞不达意。
文学评论家眼里的《第七天》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
“我对于这本小说,有所质疑的,是它处理现实的方式。它汇集了太多阴暗面,并且主要从阴暗面中堆积出一种悲剧性情感和对现实的批判性,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否有些简单化?余华呈现出的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受到了强烈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支配,譬如贫富和道德的挂钩,官民对立,善恶二元论等等。对于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一种简单二元对立,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复杂的,对它的叙述也不应该这么简单,以余华的思想之深邃,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程永新(《收获》杂志副主编)
“假如说把现实比作精子,把幻想比作卵子,余华的《第七天》是极少数存活的婴儿。一部作品对批评来说就像一栋建筑,外行人站在路边指手画脚说:东方主义,古典主义,有意义吗?你要真是内行,进入建筑内部你才知道才懂小说是什么。你要理解作品的奇思异想,你要听得到作家的心跳!我对批评真的很失望!”
余华回应
“等《第七天》冷下来,我会认真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冷静的批评会多起来。《兄弟》七年换了几个版本,现在买《兄弟》的人对当时的争议不了解,我现在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有过很多争议,只是那时仅局限在文学界。”
“余华沉寂七年之作”、“在只有一个书名的情况下订购70万册”、
“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
可能因为他是余华,当代作家里有普遍市场号召力的不多,余华算得上个中翘楚。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原文如此,疑为“孑孑”笔误)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这是《第七天》的开头,那片浓雾为此后叙述奠定了基调,“我”死了,在死后七日,曾经与“我”有着各种关系的人,养父、前妻、常去的面馆的一家、出租屋里的邻居也都各个故去,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见。这另一个世界堪称美好,有河流、树木与草丛,人们在树荫下唱歌,在河流边相聚,没有穿着制服的人行使管理大权,那里的人们虽然不能安息,却每个人都平和、友善。这是余华笔下的乌托邦,他称它为“死无葬身之地”。
书出了之后,收获的反馈大部分是差评,最普遍的反映,是余华无非攒了一篇“新闻串烧”。小说中的诸多情节,比如火车上诞下婴儿、河流里的死婴、砍死警察的社会闲散者等等,都在近年来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中找得到出处。也许这可以印证那句话,“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但其间的边界,又该如何确定呢?
余华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在《第七天》里,人们只能在“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再荒诞不过的地方,过着本该理直气壮的生活。反过来说,想要过一种合理的、正常的生活,只能在死后吗?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越良善、愉悦、美好,就越映衬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残忍与荒谬,越令人感到绝望。但文学的功能,似乎不应该只是描述残忍、抒发绝望,小说家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复述现实。而这个时刻,余华以及他所代表的60后一代作家似乎对时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它太过复杂、善变,以至于他找不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描摹方式了,然而太荒谬的现实刺激着他,让他继续写下去。他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写得那么多那么快了,作品里出现一种钝重的气质,同时与切实的生活有所距离。他们依然具有重大的能量,包括社会影响力、获取财富的能力以及在文字中贯穿的幻觉,只是他们不再能够提供答案,甚至连描摹问题都有点辞不达意。
文学评论家眼里的《第七天》
陈晓明(北大中文系教授)
“我对于这本小说,有所质疑的,是它处理现实的方式。它汇集了太多阴暗面,并且主要从阴暗面中堆积出一种悲剧性情感和对现实的批判性,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否有些简单化?余华呈现出的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受到了强烈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支配,譬如贫富和道德的挂钩,官民对立,善恶二元论等等。对于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一种简单二元对立,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复杂的,对它的叙述也不应该这么简单,以余华的思想之深邃,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程永新(《收获》杂志副主编)
“假如说把现实比作精子,把幻想比作卵子,余华的《第七天》是极少数存活的婴儿。一部作品对批评来说就像一栋建筑,外行人站在路边指手画脚说:东方主义,古典主义,有意义吗?你要真是内行,进入建筑内部你才知道才懂小说是什么。你要理解作品的奇思异想,你要听得到作家的心跳!我对批评真的很失望!”
余华回应
“等《第七天》冷下来,我会认真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冷静的批评会多起来。《兄弟》七年换了几个版本,现在买《兄弟》的人对当时的争议不了解,我现在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有过很多争议,只是那时仅局限在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