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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不顾高价支持国内养殖业,还是唯利是图选择国外奶源?这是个问题
寒冬之下,中国乳业正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所撕裂:一方是生存艰难的奶农,一方是走出国门寻找奶源的乳企,曾经休戚与共的双方如今正如黯然分手的恋人般渐行渐远。
“奶农破产跟乳企没有关系,是国内奶业消费市场不景气所致”,王丁棉始终想不通,这些话为何会出自自称业内人士的专家口中,他认为,“这些人忽视了事实。”
作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他始终认为奶牛养殖这一上游产业是中国乳业的基础,而奶农群体也是因乳企的需求而生,“两者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
因此,王丁棉对中国奶农当前面临的生存困境有自己的看法。
“以前缺奶的时候求着奶农,现在为了成本就弃之不顾,放着国内充足的奶源不用却大老远地跑到国外去找奶源。”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乳企们正越来越重视奶源地建设,但在他看来,从目前风头正劲的国外找奶大军以及仍未降温的“万头牧场”来看,“乳企们在奶源地建设上存在一些误区,有点跑偏了。”
早在2010年11月,乳业四巨头之一的光明就以3.82亿元人民币收购了新西兰乳企新莱特51%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也成为国内最早布局海外奶源地的企业。
两年后的2012年9月,圣元宣布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婴儿奶粉工厂,这是中国首家在国外直接建厂的乳企。
此后,中国乳企出海建设奶源地渐成潮流。
2013年9月,蒙牛旗下雅士利投资2.2亿纽币(约合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传统奶源区怀卡托建设年产5万吨婴幼儿奶粉的加工厂。
2014年11月,伊利投资十多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建设的4.7万吨婴幼儿配方奶粉项目也正式投产。
“现在中国奶企寻找奶源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始向欧洲地区,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等地扩展。”王丁棉说,到国外建奶源地如今已成为奶企的必选项。
在他看来,奶企热衷到国外建奶源地并非完全因为国外奶源优于中国,而是摸准了国人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对于洋奶粉的信任,借此吸引消费者罢了,“仅仅是一个商业噱头。”
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承则认为,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内原奶收购价暴涨与国外原奶收购价偏低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国内乳企为降低成本而选择后者。
“新西兰的原奶收购价为每公斤1.7元左右,国内原奶收购价在2014年高峰时能达到每公斤4.75元,是新西兰的1.8倍。”谷继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乳企跑到国外建奶源地多是无奈之举。
不过,让王丁棉担忧的是,乳企大肆到国外建奶源地严重打击了国内的奶牛养殖产业,把奶农们逼上了绝路,“如果国内的奶牛养殖垮了,后果不堪设想。”
就连全国人大代表、完达山乳业董事长王景海也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表达了相似看法,指乳企为缓解经营压力转向国外进口奶源,造成国内奶源市场出现严重“过剩”现象,不利于中国养殖业和乳制品业的发展。
“即便不管国内的奶牛养殖产业,乳企过度依赖国外奶源也可能危及中国的奶业安全。”王丁棉说。
相比之下,谷继承则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外界过度夸大了乳企到国外建奶源地的负面影响。
他说,这虽然会在短期内对国内奶牛养殖业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是正确选择,“因为国外资源比较丰富,成本也比较低,可以提高乳企的竞争力。”
“其实,很多乳企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建奶源地还受到一种观点的影响,就是认为天然放牧的养殖方式比国内实行的圈养好,产出的牛奶质量也更高。”王丁棉说。
诸多乳企甚至在广告中,大肆宣传天然放牧的优势,将其与“纯天然、无污染”直接挂钩,甚至一些业内专家也公开表示,天然放养的形式要优于圈养,更利于产出高品质的牛奶。
“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错误的诱导。”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关于天然放养和圈养的争论并不多,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两种养殖方式产出的牛奶并无优劣之分。
这一点从全球奶牛饲养模式的分布区域也能看出。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主要采用天然放养方式;而美国、加拿大、欧洲则多为规模化圈养,但欧洲的养殖规模要小于美、加两国,一般不超过1000头。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天然放牧是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也是地广人稀但却都发展了规模化圈养。”完达山乳业奶源负责人肖洪亮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道。
“这就说明,采用天然放养还是圈养不取决于方式本身的优劣,而是当地实际情况。”他说,中国因草场资源匮乏,并不适合大范围发展天然放养,只能在内蒙古、新疆的个别地区实行。
“圈养仍然是中国奶牛养殖的主流方式。”肖洪亮认为,圈养较天然放养的优势在于,不仅能有效提高饲料的利用率,还能少占用奶牛养殖资源,且利于控制疫病发生。
“并且圈养的单产要比天然放养的高出一半左右。”蒙牛奶源技术总监程晓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他也承认,因圈养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天然放养则多以零成本的自然草场为主,养殖成本要比天然放养高出1倍左右。
“澳大利亚、新西兰每公斤牛奶的生长成本在1元左右,中国每公斤牛奶的生产成本基本在2?3元,甚至更高。”不过,在牛奶质量上,肖洪亮则直言,圈养要优于天然放养。
他给出的理由是,“圈养会根据奶牛的生长需要合理搭配多种饲料,而天然放养下奶牛多半只吃牧草,饲料比较单一,蛋白质等营养指标并不如圈养。”
这一点程晓飞表示赞同。“草原放牧中,奶牛吃的是粗饲料、粗纤维之类的植物,吃完后脂肪会比较高,而牛奶中的蛋白指标多来自精饲料,所以说圈养产出的牛奶质量反而更高。”
当然,圈养模式之所以在国内占据绝对主流,除了受制于自然条件外,还得益于长期的历史积累。
中国自1949年以来,无论是国营牧场时代还是散户养殖时代采用的都是圈养方式。完达山在53年前便在遥远的北大荒建成了存栏759头的奶牛养殖基地。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政策上放开奶牛养殖限制,个体养殖户蜂拥而出,但养殖规模却无法与国营牧场相比;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蒙牛、伊利等乳业巨头崛起,原奶需求大增,奶牛养殖除了小而散外,开始向超大规模化演进。
2005年,现代牧业推出超大集群式养殖模式,“万头牧场”的概念由此被提出。尤其是2012年后,蒙牛、伊利、三元、辉山、飞鹤等知名乳企都陆续投入重金打造“万头牧场”。一时间,这竟成了乳企实力的象征。
“到2014年,国内已建的、在建的万头牧场数量有52家之多,筹建中的还有大约24家。”谷继承说。
而王丁棉估计,已建、在建、筹建的“万头牧场”数量可能超过100个。
外界普遍认为,“万头牧场”源自美国的大规模养殖模式,但王丁棉认为,这是对美国奶牛养殖模式的误读,因为规模化养殖和万头牧场不能画等号。
“美国确实是全球规模牧场比例较高的国家,2009年1000头以上牧场比例达到46.9%,但其万头牧场数量也只有三五个而已。”他说。
此外,美国牧场规模是在过去50年内逐步扩大的,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而中国在规模化牧场建设上起步时间晚,尚且不具备这样的积淀。
“万头牧场的建设更多是政府和企业的自主行为,非市场需求。”上述匿名专家说。
事实上,业内也曾多次探讨超大牧场的建设问题,达成的共识是:在中国南方,1000至2000头奶牛的牧场可实现最佳规模效应;在北方,除了呼伦贝尔等少数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具备建设万头牧场的自然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万头牧场的投资巨大。伊利此前发布的公告显示,一个万头牧场的投资超过3亿元。
“这其中奶牛病疫情的防治,奶牛场的环境污染,饲料供应等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王丁棉说。
飞鹤就是个典型案例。这家位于东北的乳企曾对外宣称5年内投资建设10个“万头牧场”,其中已建成的一处位于黑龙江的牧场有3万头牛。然而,2011年,因投资成本巨大,飞鹤即以1.3亿元低价出售了两个“万头牧场”。
“近两年,国内万头牧场的建设虽没2012年那么火爆,但仍旧没有冷却。”谷继承建议,乳企在建设“万头牧场”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切忌盲目扩张。
不过,让谷继承欣慰的是,乳企如今已经意识到奶源地建设的重要性,正逐渐放弃以往过度依靠个体奶农的运营模式,“将关注重点从中游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上游的养殖环节。”
当然,这与6年前那场震惊世人的三聚氰胺事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奶牛养殖环节的问题也是造成该事件的重要原因。
“奶农养殖环节缺少监督,且没有统一标准规范,随意性很大。”上述要求匿名的专家说,一些奶农为降低养殖成本,会故意购买廉价饲料喂养奶牛,影响原奶质量。
并且奶企和农户之间的购销合同往往无法规避养殖环节的风险,“企业也不知道奶农到底给奶农喂的什么,往往都是出事后才知道,处于被动地位。”上述专家说。
三鹿事件后,在国家政策驱动下,乳企开始在一些奶牛养殖集中区发展与奶农合作共建的规模化养殖小区。“通过投入资金、技术的方式,帮助奶牛养殖者提高养殖水平,提升奶源品质。”蒙牛奶源管理系统负责人郭小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在经历过奶价大起大落、三聚氰胺事件等一系列波折后,乳企们已不再满足于半自有化的奶源地,开始着手建立自有奶源地,构建更安全的奶源供应体系。
蒙牛在2012年初投资成立了富源牧业公司,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引进优质母牛,目前奶牛存栏数达5万多头,年生产鲜奶达到20多万吨;此外,蒙牛还参股了现代牧业、原生态牧业等多家奶牛养殖企业。
“蒙牛的策略是通过投资、参股的方式建设自有奶源地,目前像富源这种控股牧场的奶源能占到总需求奶源的30%,现代牧业这些参股企业供应的奶源也能占到30%,剩余的奶源就都来自合作模式下的牧场。”程晓飞说。
伊利在奶源建设上的模式与蒙牛相似。公开报道显示:伊利在2007?2011年累计投资了74亿元用于奶源体系升级,2012年更是投资了89亿元用于奶源地建设。
郭小岑说,奶源如今已被乳企视作核心战略资源,建设一个优质安全的奶源系统对于乳企至关重要,“得奶源者得天下,只有企业自己掌握奶源才能适应整个市场的变化。”
但在谷继承看来,这仍然不够,“无论是乳企还是政府还需加大奶源基地建设步伐,以符合现代奶业发展的要求,因为未来奶源会成为整个行业竞争的关键。”
寒冬之下,中国乳业正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所撕裂:一方是生存艰难的奶农,一方是走出国门寻找奶源的乳企,曾经休戚与共的双方如今正如黯然分手的恋人般渐行渐远。
“奶农破产跟乳企没有关系,是国内奶业消费市场不景气所致”,王丁棉始终想不通,这些话为何会出自自称业内人士的专家口中,他认为,“这些人忽视了事实。”
作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他始终认为奶牛养殖这一上游产业是中国乳业的基础,而奶农群体也是因乳企的需求而生,“两者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
因此,王丁棉对中国奶农当前面临的生存困境有自己的看法。
“以前缺奶的时候求着奶农,现在为了成本就弃之不顾,放着国内充足的奶源不用却大老远地跑到国外去找奶源。”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乳企们正越来越重视奶源地建设,但在他看来,从目前风头正劲的国外找奶大军以及仍未降温的“万头牧场”来看,“乳企们在奶源地建设上存在一些误区,有点跑偏了。”
“如果国内的奶牛养殖垮了,后果不堪设想”
早在2010年11月,乳业四巨头之一的光明就以3.82亿元人民币收购了新西兰乳企新莱特51%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也成为国内最早布局海外奶源地的企业。
两年后的2012年9月,圣元宣布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婴儿奶粉工厂,这是中国首家在国外直接建厂的乳企。
此后,中国乳企出海建设奶源地渐成潮流。
2013年9月,蒙牛旗下雅士利投资2.2亿纽币(约合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传统奶源区怀卡托建设年产5万吨婴幼儿奶粉的加工厂。
2014年11月,伊利投资十多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建设的4.7万吨婴幼儿配方奶粉项目也正式投产。
“现在中国奶企寻找奶源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始向欧洲地区,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等地扩展。”王丁棉说,到国外建奶源地如今已成为奶企的必选项。
在他看来,奶企热衷到国外建奶源地并非完全因为国外奶源优于中国,而是摸准了国人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对于洋奶粉的信任,借此吸引消费者罢了,“仅仅是一个商业噱头。”
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承则认为,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内原奶收购价暴涨与国外原奶收购价偏低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国内乳企为降低成本而选择后者。
“新西兰的原奶收购价为每公斤1.7元左右,国内原奶收购价在2014年高峰时能达到每公斤4.75元,是新西兰的1.8倍。”谷继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乳企跑到国外建奶源地多是无奈之举。
不过,让王丁棉担忧的是,乳企大肆到国外建奶源地严重打击了国内的奶牛养殖产业,把奶农们逼上了绝路,“如果国内的奶牛养殖垮了,后果不堪设想。”
就连全国人大代表、完达山乳业董事长王景海也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表达了相似看法,指乳企为缓解经营压力转向国外进口奶源,造成国内奶源市场出现严重“过剩”现象,不利于中国养殖业和乳制品业的发展。
“即便不管国内的奶牛养殖产业,乳企过度依赖国外奶源也可能危及中国的奶业安全。”王丁棉说。
相比之下,谷继承则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外界过度夸大了乳企到国外建奶源地的负面影响。
他说,这虽然会在短期内对国内奶牛养殖业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是正确选择,“因为国外资源比较丰富,成本也比较低,可以提高乳企的竞争力。”
放养、圈养之争
“其实,很多乳企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建奶源地还受到一种观点的影响,就是认为天然放牧的养殖方式比国内实行的圈养好,产出的牛奶质量也更高。”王丁棉说。
诸多乳企甚至在广告中,大肆宣传天然放牧的优势,将其与“纯天然、无污染”直接挂钩,甚至一些业内专家也公开表示,天然放养的形式要优于圈养,更利于产出高品质的牛奶。
“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错误的诱导。”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关于天然放养和圈养的争论并不多,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两种养殖方式产出的牛奶并无优劣之分。
这一点从全球奶牛饲养模式的分布区域也能看出。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主要采用天然放养方式;而美国、加拿大、欧洲则多为规模化圈养,但欧洲的养殖规模要小于美、加两国,一般不超过1000头。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天然放牧是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也是地广人稀但却都发展了规模化圈养。”完达山乳业奶源负责人肖洪亮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道。
“这就说明,采用天然放养还是圈养不取决于方式本身的优劣,而是当地实际情况。”他说,中国因草场资源匮乏,并不适合大范围发展天然放养,只能在内蒙古、新疆的个别地区实行。
“圈养仍然是中国奶牛养殖的主流方式。”肖洪亮认为,圈养较天然放养的优势在于,不仅能有效提高饲料的利用率,还能少占用奶牛养殖资源,且利于控制疫病发生。
“并且圈养的单产要比天然放养的高出一半左右。”蒙牛奶源技术总监程晓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他也承认,因圈养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天然放养则多以零成本的自然草场为主,养殖成本要比天然放养高出1倍左右。
“澳大利亚、新西兰每公斤牛奶的生长成本在1元左右,中国每公斤牛奶的生产成本基本在2?3元,甚至更高。”不过,在牛奶质量上,肖洪亮则直言,圈养要优于天然放养。
他给出的理由是,“圈养会根据奶牛的生长需要合理搭配多种饲料,而天然放养下奶牛多半只吃牧草,饲料比较单一,蛋白质等营养指标并不如圈养。”
这一点程晓飞表示赞同。“草原放牧中,奶牛吃的是粗饲料、粗纤维之类的植物,吃完后脂肪会比较高,而牛奶中的蛋白指标多来自精饲料,所以说圈养产出的牛奶质量反而更高。”
万“牛”冲动
当然,圈养模式之所以在国内占据绝对主流,除了受制于自然条件外,还得益于长期的历史积累。
中国自1949年以来,无论是国营牧场时代还是散户养殖时代采用的都是圈养方式。完达山在53年前便在遥远的北大荒建成了存栏759头的奶牛养殖基地。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政策上放开奶牛养殖限制,个体养殖户蜂拥而出,但养殖规模却无法与国营牧场相比;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蒙牛、伊利等乳业巨头崛起,原奶需求大增,奶牛养殖除了小而散外,开始向超大规模化演进。
2005年,现代牧业推出超大集群式养殖模式,“万头牧场”的概念由此被提出。尤其是2012年后,蒙牛、伊利、三元、辉山、飞鹤等知名乳企都陆续投入重金打造“万头牧场”。一时间,这竟成了乳企实力的象征。
“到2014年,国内已建的、在建的万头牧场数量有52家之多,筹建中的还有大约24家。”谷继承说。
而王丁棉估计,已建、在建、筹建的“万头牧场”数量可能超过100个。
外界普遍认为,“万头牧场”源自美国的大规模养殖模式,但王丁棉认为,这是对美国奶牛养殖模式的误读,因为规模化养殖和万头牧场不能画等号。
“美国确实是全球规模牧场比例较高的国家,2009年1000头以上牧场比例达到46.9%,但其万头牧场数量也只有三五个而已。”他说。
此外,美国牧场规模是在过去50年内逐步扩大的,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而中国在规模化牧场建设上起步时间晚,尚且不具备这样的积淀。
“万头牧场的建设更多是政府和企业的自主行为,非市场需求。”上述匿名专家说。
事实上,业内也曾多次探讨超大牧场的建设问题,达成的共识是:在中国南方,1000至2000头奶牛的牧场可实现最佳规模效应;在北方,除了呼伦贝尔等少数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具备建设万头牧场的自然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万头牧场的投资巨大。伊利此前发布的公告显示,一个万头牧场的投资超过3亿元。
“这其中奶牛病疫情的防治,奶牛场的环境污染,饲料供应等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王丁棉说。
飞鹤就是个典型案例。这家位于东北的乳企曾对外宣称5年内投资建设10个“万头牧场”,其中已建成的一处位于黑龙江的牧场有3万头牛。然而,2011年,因投资成本巨大,飞鹤即以1.3亿元低价出售了两个“万头牧场”。
“近两年,国内万头牧场的建设虽没2012年那么火爆,但仍旧没有冷却。”谷继承建议,乳企在建设“万头牧场”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切忌盲目扩张。
得奶源者得天下
不过,让谷继承欣慰的是,乳企如今已经意识到奶源地建设的重要性,正逐渐放弃以往过度依靠个体奶农的运营模式,“将关注重点从中游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上游的养殖环节。”
当然,这与6年前那场震惊世人的三聚氰胺事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奶牛养殖环节的问题也是造成该事件的重要原因。
“奶农养殖环节缺少监督,且没有统一标准规范,随意性很大。”上述要求匿名的专家说,一些奶农为降低养殖成本,会故意购买廉价饲料喂养奶牛,影响原奶质量。
并且奶企和农户之间的购销合同往往无法规避养殖环节的风险,“企业也不知道奶农到底给奶农喂的什么,往往都是出事后才知道,处于被动地位。”上述专家说。
三鹿事件后,在国家政策驱动下,乳企开始在一些奶牛养殖集中区发展与奶农合作共建的规模化养殖小区。“通过投入资金、技术的方式,帮助奶牛养殖者提高养殖水平,提升奶源品质。”蒙牛奶源管理系统负责人郭小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在经历过奶价大起大落、三聚氰胺事件等一系列波折后,乳企们已不再满足于半自有化的奶源地,开始着手建立自有奶源地,构建更安全的奶源供应体系。
蒙牛在2012年初投资成立了富源牧业公司,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引进优质母牛,目前奶牛存栏数达5万多头,年生产鲜奶达到20多万吨;此外,蒙牛还参股了现代牧业、原生态牧业等多家奶牛养殖企业。
“蒙牛的策略是通过投资、参股的方式建设自有奶源地,目前像富源这种控股牧场的奶源能占到总需求奶源的30%,现代牧业这些参股企业供应的奶源也能占到30%,剩余的奶源就都来自合作模式下的牧场。”程晓飞说。
伊利在奶源建设上的模式与蒙牛相似。公开报道显示:伊利在2007?2011年累计投资了74亿元用于奶源体系升级,2012年更是投资了89亿元用于奶源地建设。
郭小岑说,奶源如今已被乳企视作核心战略资源,建设一个优质安全的奶源系统对于乳企至关重要,“得奶源者得天下,只有企业自己掌握奶源才能适应整个市场的变化。”
但在谷继承看来,这仍然不够,“无论是乳企还是政府还需加大奶源基地建设步伐,以符合现代奶业发展的要求,因为未来奶源会成为整个行业竞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