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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4.08.004
【摘 要】作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对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有着独到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是国民对教育自觉的产物；主张广义的公民教育，即造就明达的公民，使其不仅具备政治生活常识，还应具备社会生活常识、经济生活常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提倡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知要启发独立思考，行则引导学生自主研究。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舒新城；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08-0014-04
【收稿日期】2014-04-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为13YJA710020
【作者简介】于玲玲（1986-），女，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辞书学者。迄今为止，学界对舒新城教育思想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有崔运武著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涉猎舒新城的教育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吕达、刘立德主编的《舒新城教育论著选》，较为全面地收录舒新城的教育论著，为读者了解舒新城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全貌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些论文专门研究了舒新城的儒家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留学教育思想、教育史观、教育权思想、道尔顿制教育、电化教育思想等。除此之外，舒新城对公民教育也具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认识，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析。
一、舒新城的公民教育思想
舒新城的公民教育思想颇为丰富，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公民教育的产生
在舒新城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中国的公民教育思想兴起于清末民初，在民国初期的十余年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究其原因，在舒新城看来，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紊乱与世界的民治主义混合激荡所引发的国民对教育的自觉。[1]
舒新城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封建时代的特征，认为在传统中国，国人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原因在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家族观念颇重，国民偏于保守，向来对政治持有“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态度，也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自民国成立起，“中华民国”约法已规定主权在民，国民对于国家政治事务应广泛参与，但由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国民对公民权利都不知如何行使，承担政治责任更是无从谈起。而时值中国于外面临列强的压迫，于内面临军阀混战，国家的前景堪忧。加之，一战结束致使民主主义兴盛。基于上述原因，舒新城指出，我国教育界对公民教育发出自觉呼吁，强烈意识到如不能增强公民意识、提高国民能力就不足以抵御外敌、救亡图强。1919年中国教育联合会以“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国家实非浅鲜”[2]的理由，决议编定公民教材，实施公民教育。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将之前的修身科取消而代之以公民科，公民科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正式开展。随后1925年，江苏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家庭日新会在举行运动时直呼公民教育：“我国之所以扰攘最大原因，实在国民对于公民应尽之责任，未能彻底明了，以致动为感情所驱使，酿成今日之现象。本此症结以施教，则舍公民教育，实无他法。”[3]直到1926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江苏教育会提倡公民教育，《新教育评论》也极力宣传公民教育，促使公民教育从学校推广到全国教育界。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局势、社会环境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教育界人士，对公民教育的广泛关注，他们希望通过公民教育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
（二）公民教育的内涵
自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极力发挥民治主义教育学说后，教育社会化的思潮在我国涌动。教育社会化强调教育与生活、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主张教育应当适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为社会服务。对杜威教育理论有着浓厚兴趣的舒新城受其影响，主张公民教育应为社会造就好公民，即明达的公民，不仅使其具备政治生活常识，还应具备社会生活常识、经济生活常识及良好的道德修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基于此，舒新城公民教育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政治生活常识
政治生活常识是公民教育构成的首要因素。在舒新城看来，应当教育公民掌握基本的政治常识，有助于公民了解国家组织构成和运作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公民应明确自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这是公民构成的核心要素。舒新城指出，公民依法享有自由、请求、参政、选举等政治权利，其中自由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内容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言论、著作、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在明确公民的政治权利后，舒新城进一步指出了公民依法履行的纳税、服兵、教育和守法等政治义务，且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密不可分的，公民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政治义务，只有懂得行使和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的人，才能称其为国家合格的公民。
2.掌握社会生活常识
公民自出生起，就不可避免地与家庭、学校、社会发生联系。在舒新城看来，公民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的一员，公民教育应当使其掌握社会生活常识，正确处理自身与集体的关系，承担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应彼此平等、相互扶持，共同维系家庭幸福；父母应尊重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等义务；子女应关心父母，承担赡养、扶助等义务。在学校生活中，公民应养成诚信律己、尊敬师长、爱护学校、服务社会的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公民除要在团体中尽职尽责，更应在地方事务上尽心尽力。舒新城认为，“参与地方自治团体的事务，就是公民生活的起点…… ”。[4]因此，公民不仅要在家庭、学校生活中履行好各自职责，更应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责任意识，公民教育应该包括掌握社会生活常识的内容。 3.熟知经济生活常识
公民不同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经济运行和秩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公民教育应该包括掌握经济生活常识。舒新城从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作为生产的主体，公民的物质需求是生产的原动力。为满足公民的物质需求，应合理利用资源，努力工作，提高生产力。第二，作为交易的主体，公民应明确价值、货币及信用的内涵。在交易中，物品的价值不等同于物品的实际价值，其交换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通晓交易中不同种类的货币及其各自价值；信用对于交易来说是利弊相间的。第三，作为分配的主体，公民应当了解分配不平均的现象，明确工资、利、息、租的各自含义及其分配。第四，作为消费的主体，公民应当学会合理消费、节省开支。总之，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公民教育应当积极引导个人充分发挥“第一要素”的作用，积极参与经济生活，充分享有和履行经济权利和义务。
4.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
道德行为的产生往往与内心的意志和动机紧密相关，因此，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除受社会环境影响外，也与个体的内在修养有关。舒新城认为，道德从实践领域层面上讲，可分为公民的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和国际道德。一是公民的个人道德。公民应养成诚实的品质、较强的自制能力、勤劳的生活习惯等。二是公民的社会道德。针对当时公民在社会活动中缺乏组织力、责任心、合作意识这一现实问题，舒新城指出，公民应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养成共同生活的精神，“无论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或在游戏团体活动中，都要牺牲个人性质上的异点，而认定若干可以共同遵守的规则。”[5]公民应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遇着团体事业，倘若被人推选为做什么事，固然不当推诿……应当尽个人的力量，切实谋团体的发展。”[6]此外，公民还应关注社会发展，养成互助合作精神。三是公民的国家道德。公民应善待自己的国家，善待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努力培育自身的爱国心，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四是公民的国际道德。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是世界的一分子，因此公民应维护国家名誉，保持和平的国际关系，坚决摒弃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公民教育的方法
知行并进是舒新城推崇的公民教育方法。知即为独立思考，行则为自主研究。如在校期间，鼓励学生积极阅读、组织读书会、参与讨论等，启发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舒新城主张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与以自学为主的传统教育方法及道尔顿制有着密切联系。从1898-1908年间，舒新城在私塾求学，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在求学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以自由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该教学方式无明确的教学计划、无确定的学习时间，学生幼时讲求对经书的记诵，年龄渐长后，便要求在记诵中自我反省、自我体悟。在书院求学中，除了课诗文与讲述经史而外，全听凭个人自由努力。十年私塾、书院的传统教育方式对舒新城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以自学为主的学习习惯，成为舒新城推崇知行并进教育方法的原因之一。
（四）公民教育的影响
舒新城指出，发展二十余年的公民教育在教育界具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22年新学制的中小学修身课程，一律改用公民科；二是1925年、1926年基督教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公民教育运动。壬戌新学制公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课程内容由原来的卫生、道德、法律、经济扩充有社会问题、人生哲学、国际问题等，标志着学校公民教育的正式开展。1925-1926年，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家庭日新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联合举行全国公民教育运动。江苏省教育会为了切实推进公民教育，组织了公民讲习会，制定“公民信条”，其内容包括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胜、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该学会议定，每年的5月3-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开启了全社会重视公民教育的阶段。舒新城又进一步指出其研究的公民教育虽在教育上的影响颇深，但在提高民德方面，效果并不乐观。究其原因，舒新城分析有三点：一是由于当时的国家内乱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产业不发达，人民生活日渐贫困，这便导致人们无暇顾及道德水平的提高。二是不重视公德的历史传统阻碍民德提高，如“与生计无关的旅馆通宵达旦不顾他人安宁的吵闹” 。三是政治环境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些原因分析，舒新城认为，上述三方面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公民教育得以再次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舒新城在分析公民教育对提高民德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了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从我国当前社会来看，这三方面的状况已今非昔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议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随后，民主和法制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发展，政治生活正逐步有序化，这也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社会政治条件；自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后，[7]我国逐步重视道德在整合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又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由此可见，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上述因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此外，从教育培养目标看，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舒新城所研究的公民教育是由民族危机所引发的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从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出现在中国产生的，其目标仅局限于培养具有权利意识、公德意识的资产阶级新人，培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当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时代和认知的局限并不能掩盖其蕴含的现代意义，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现实国情、时代特征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因素
舒新城在分析民国二十多年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指出了现实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的重要影响。基于此，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也应充分关注上述两个因素。现实国情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8]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根据不同的对象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实际，讲究道德的层次性和工作的渐进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这些时代特征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运行轨迹和历史方位，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规避的客观现实。
（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舒新城在揭示公民教育内涵时，从全人教育理念出发，主张广义的公民教育，认为塑造公民应使其具备政治常识、经济常识、社会常识和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这一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也有启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具体表现在个人劳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的充分自由发展，个人才能与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观念、思想观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心理健康知识传授给个体，转化为个体内在较为稳定的信念和品质，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律观念和心理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挖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舒新城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启发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采用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知行统一。启发式教学，即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为核心，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从教育者角度看，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从受教育者角度看，学生应独立思考，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完善知识结构，培养自主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基于启发式教学理念，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而教师充当组织者、激发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努力营造平等民主、自由讨论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首先，教师应多结合教学内容提出一些具有现实性、针对性的思考题，鼓励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在无疑处设疑，在引导中扩思，设置拓展性问题，启发学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对于学生的答案不要简单地用“对与不对”来总结，而是多用“是否完整”、“是否还有其他答案”的回答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其次，教师要组织学生讨论。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可成立学习小组，各组选取与课程相关的、感兴趣的话题组织讨论，讨论形式可以丰富多样，在讨论和交流中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能力。
【参考文献】
[1][2][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249，252，249.
[4]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卷一）[M].上海：中华书局，1926：29.
[5][6]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卷三）[M].上海：中华书局，1926：74，76.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月http：//www.zs-hospital.sh.cn/dyxx/xxcs/bxk/word/lsgdb/10.htm.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23.
Exploration of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SHU Xincheng
YU Lingling
（Marxism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modern educator of China， SHU Xincheng had uniqu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c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presented that civic cducation is the national selfconscious produ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advocated generalized civic education， which means that cultivating good citizens who do not only have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but also have the knowledge of economy， society and good moral qualities. He proposed practice together with thinking of civic education methods to inspir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research. The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SHU Xincheng remain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SHU Xincheng； Republic of China；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编辑/徐 枫）
【摘 要】作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对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有着独到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是国民对教育自觉的产物；主张广义的公民教育，即造就明达的公民，使其不仅具备政治生活常识，还应具备社会生活常识、经济生活常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提倡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知要启发独立思考，行则引导学生自主研究。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舒新城；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08-0014-04
【收稿日期】2014-04-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为13YJA710020
【作者简介】于玲玲（1986-），女，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辞书学者。迄今为止，学界对舒新城教育思想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有崔运武著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涉猎舒新城的教育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吕达、刘立德主编的《舒新城教育论著选》，较为全面地收录舒新城的教育论著，为读者了解舒新城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全貌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些论文专门研究了舒新城的儒家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留学教育思想、教育史观、教育权思想、道尔顿制教育、电化教育思想等。除此之外，舒新城对公民教育也具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认识，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析。
一、舒新城的公民教育思想
舒新城的公民教育思想颇为丰富，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公民教育的产生
在舒新城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中国的公民教育思想兴起于清末民初，在民国初期的十余年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究其原因，在舒新城看来，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紊乱与世界的民治主义混合激荡所引发的国民对教育的自觉。[1]
舒新城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封建时代的特征，认为在传统中国，国人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原因在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家族观念颇重，国民偏于保守，向来对政治持有“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态度，也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自民国成立起，“中华民国”约法已规定主权在民，国民对于国家政治事务应广泛参与，但由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国民对公民权利都不知如何行使，承担政治责任更是无从谈起。而时值中国于外面临列强的压迫，于内面临军阀混战，国家的前景堪忧。加之，一战结束致使民主主义兴盛。基于上述原因，舒新城指出，我国教育界对公民教育发出自觉呼吁，强烈意识到如不能增强公民意识、提高国民能力就不足以抵御外敌、救亡图强。1919年中国教育联合会以“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国家实非浅鲜”[2]的理由，决议编定公民教材，实施公民教育。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将之前的修身科取消而代之以公民科，公民科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正式开展。随后1925年，江苏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家庭日新会在举行运动时直呼公民教育：“我国之所以扰攘最大原因，实在国民对于公民应尽之责任，未能彻底明了，以致动为感情所驱使，酿成今日之现象。本此症结以施教，则舍公民教育，实无他法。”[3]直到1926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江苏教育会提倡公民教育，《新教育评论》也极力宣传公民教育，促使公民教育从学校推广到全国教育界。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局势、社会环境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教育界人士，对公民教育的广泛关注，他们希望通过公民教育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
（二）公民教育的内涵
自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极力发挥民治主义教育学说后，教育社会化的思潮在我国涌动。教育社会化强调教育与生活、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主张教育应当适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为社会服务。对杜威教育理论有着浓厚兴趣的舒新城受其影响，主张公民教育应为社会造就好公民，即明达的公民，不仅使其具备政治生活常识，还应具备社会生活常识、经济生活常识及良好的道德修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基于此，舒新城公民教育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政治生活常识
政治生活常识是公民教育构成的首要因素。在舒新城看来，应当教育公民掌握基本的政治常识，有助于公民了解国家组织构成和运作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公民应明确自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这是公民构成的核心要素。舒新城指出，公民依法享有自由、请求、参政、选举等政治权利，其中自由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内容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言论、著作、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在明确公民的政治权利后，舒新城进一步指出了公民依法履行的纳税、服兵、教育和守法等政治义务，且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密不可分的，公民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政治义务，只有懂得行使和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的人，才能称其为国家合格的公民。
2.掌握社会生活常识
公民自出生起，就不可避免地与家庭、学校、社会发生联系。在舒新城看来，公民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的一员，公民教育应当使其掌握社会生活常识，正确处理自身与集体的关系，承担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应彼此平等、相互扶持，共同维系家庭幸福；父母应尊重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等义务；子女应关心父母，承担赡养、扶助等义务。在学校生活中，公民应养成诚信律己、尊敬师长、爱护学校、服务社会的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公民除要在团体中尽职尽责，更应在地方事务上尽心尽力。舒新城认为，“参与地方自治团体的事务，就是公民生活的起点…… ”。[4]因此，公民不仅要在家庭、学校生活中履行好各自职责，更应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责任意识，公民教育应该包括掌握社会生活常识的内容。 3.熟知经济生活常识
公民不同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经济运行和秩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公民教育应该包括掌握经济生活常识。舒新城从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作为生产的主体，公民的物质需求是生产的原动力。为满足公民的物质需求，应合理利用资源，努力工作，提高生产力。第二，作为交易的主体，公民应明确价值、货币及信用的内涵。在交易中，物品的价值不等同于物品的实际价值，其交换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通晓交易中不同种类的货币及其各自价值；信用对于交易来说是利弊相间的。第三，作为分配的主体，公民应当了解分配不平均的现象，明确工资、利、息、租的各自含义及其分配。第四，作为消费的主体，公民应当学会合理消费、节省开支。总之，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公民教育应当积极引导个人充分发挥“第一要素”的作用，积极参与经济生活，充分享有和履行经济权利和义务。
4.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
道德行为的产生往往与内心的意志和动机紧密相关，因此，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除受社会环境影响外，也与个体的内在修养有关。舒新城认为，道德从实践领域层面上讲，可分为公民的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和国际道德。一是公民的个人道德。公民应养成诚实的品质、较强的自制能力、勤劳的生活习惯等。二是公民的社会道德。针对当时公民在社会活动中缺乏组织力、责任心、合作意识这一现实问题，舒新城指出，公民应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养成共同生活的精神，“无论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或在游戏团体活动中，都要牺牲个人性质上的异点，而认定若干可以共同遵守的规则。”[5]公民应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遇着团体事业，倘若被人推选为做什么事，固然不当推诿……应当尽个人的力量，切实谋团体的发展。”[6]此外，公民还应关注社会发展，养成互助合作精神。三是公民的国家道德。公民应善待自己的国家，善待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努力培育自身的爱国心，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四是公民的国际道德。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是世界的一分子，因此公民应维护国家名誉，保持和平的国际关系，坚决摒弃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公民教育的方法
知行并进是舒新城推崇的公民教育方法。知即为独立思考，行则为自主研究。如在校期间，鼓励学生积极阅读、组织读书会、参与讨论等，启发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舒新城主张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与以自学为主的传统教育方法及道尔顿制有着密切联系。从1898-1908年间，舒新城在私塾求学，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在求学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以自由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该教学方式无明确的教学计划、无确定的学习时间，学生幼时讲求对经书的记诵，年龄渐长后，便要求在记诵中自我反省、自我体悟。在书院求学中，除了课诗文与讲述经史而外，全听凭个人自由努力。十年私塾、书院的传统教育方式对舒新城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以自学为主的学习习惯，成为舒新城推崇知行并进教育方法的原因之一。
（四）公民教育的影响
舒新城指出，发展二十余年的公民教育在教育界具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22年新学制的中小学修身课程，一律改用公民科；二是1925年、1926年基督教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公民教育运动。壬戌新学制公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课程内容由原来的卫生、道德、法律、经济扩充有社会问题、人生哲学、国际问题等，标志着学校公民教育的正式开展。1925-1926年，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家庭日新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联合举行全国公民教育运动。江苏省教育会为了切实推进公民教育，组织了公民讲习会，制定“公民信条”，其内容包括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胜、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该学会议定，每年的5月3-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开启了全社会重视公民教育的阶段。舒新城又进一步指出其研究的公民教育虽在教育上的影响颇深，但在提高民德方面，效果并不乐观。究其原因，舒新城分析有三点：一是由于当时的国家内乱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产业不发达，人民生活日渐贫困，这便导致人们无暇顾及道德水平的提高。二是不重视公德的历史传统阻碍民德提高，如“与生计无关的旅馆通宵达旦不顾他人安宁的吵闹” 。三是政治环境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些原因分析，舒新城认为，上述三方面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公民教育得以再次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舒新城在分析公民教育对提高民德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了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从我国当前社会来看，这三方面的状况已今非昔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议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随后，民主和法制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发展，政治生活正逐步有序化，这也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社会政治条件；自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后，[7]我国逐步重视道德在整合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又为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由此可见，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上述因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此外，从教育培养目标看，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舒新城所研究的公民教育是由民族危机所引发的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从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出现在中国产生的，其目标仅局限于培养具有权利意识、公德意识的资产阶级新人，培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当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时代和认知的局限并不能掩盖其蕴含的现代意义，舒新城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现实国情、时代特征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因素
舒新城在分析民国二十多年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指出了现实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的重要影响。基于此，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也应充分关注上述两个因素。现实国情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8]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根据不同的对象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实际，讲究道德的层次性和工作的渐进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这些时代特征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运行轨迹和历史方位，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规避的客观现实。
（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舒新城在揭示公民教育内涵时，从全人教育理念出发，主张广义的公民教育，认为塑造公民应使其具备政治常识、经济常识、社会常识和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这一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也有启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具体表现在个人劳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的充分自由发展，个人才能与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观念、思想观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心理健康知识传授给个体，转化为个体内在较为稳定的信念和品质，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律观念和心理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挖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舒新城知行并进的公民教育方法启发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采用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知行统一。启发式教学，即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为核心，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从教育者角度看，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从受教育者角度看，学生应独立思考，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完善知识结构，培养自主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基于启发式教学理念，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而教师充当组织者、激发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努力营造平等民主、自由讨论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首先，教师应多结合教学内容提出一些具有现实性、针对性的思考题，鼓励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在无疑处设疑，在引导中扩思，设置拓展性问题，启发学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对于学生的答案不要简单地用“对与不对”来总结，而是多用“是否完整”、“是否还有其他答案”的回答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其次，教师要组织学生讨论。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可成立学习小组，各组选取与课程相关的、感兴趣的话题组织讨论，讨论形式可以丰富多样，在讨论和交流中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能力。
【参考文献】
[1][2][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249，252，249.
[4]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卷一）[M].上海：中华书局，1926：29.
[5][6]舒新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卷三）[M].上海：中华书局，1926：74，76.
[7]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月http：//www.zs-hospital.sh.cn/dyxx/xxcs/bxk/word/lsgdb/10.htm.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23.
Exploration of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SHU Xincheng
YU Lingling
（Marxism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modern educator of China， SHU Xincheng had uniqu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c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presented that civic cducation is the national selfconscious produ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advocated generalized civic education， which means that cultivating good citizens who do not only have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but also have the knowledge of economy， society and good moral qualities. He proposed practice together with thinking of civic education methods to inspir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research. The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SHU Xincheng remain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SHU Xincheng； Republic of China；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编辑/徐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