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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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学宗师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经神情兼备地描写了一群中国“看客”的形象:“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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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学宗师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经神情兼备地描写了一群中国“看客”的形象:“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这些让大师痛心不已的中国的劣根性在今天并没有绝迹的征兆,相反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却有了蔓延之势。
中央电视台第十套《道德观察》栏目以《玉林,一个最漫长的黑夜》为题报道了一个极为相似的真实的故事。去年六一在玉林的大街上,三个小女孩扒下一个叫“小林”的姑娘的衣服,拉着她一丝不挂地游街示众,先是在“银浪网吧”,少男少女们先是鸦雀无声,后来就是尖叫着目送三名小女孩抻着“小林”走上大街。在十字路口,人头攒动,几百人围观,無一人制止。这样的氛围让几个小姑娘更加疯狂,更加有恃无恐。她们叫喊着:“谁要搞她,不要钱的,”随后四个小青年从三个姑娘的手中接过“小林”,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小林”拉到荒郊野外,进行轮奸。
嘉宾对此评价说,这是一个城市的耻辱!这不仅仅是鲁迅笔下伸长脖子的麻木的看客,而是一群怀着卑鄙心理的丑陋的“看客”!前不久《新京报》报道了一个14岁的小女孩在公共汽车上与售票员发生冲突,小女孩受到了伤害,昏倒在车上。整个过程中,公共汽车上的所有乘客集体沉默。惨剧发生在2005年10月4日,许多天过去了,除了《新京报》,其他所有主流媒体集体失语。面对这种景象,有人惊呼:沉默,比施暴更可怕!为什么罪犯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因为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看客”,为什么“看客”如此之多?因为我们许多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他们看来,灾难离自己还很遥远。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上,一个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父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的忏悔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沐浴着同样的轻风,我们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同样的鲜血,为什么我们之间缺少如此之多的关爱与同情?除去人的道德素质,我们难道不应当认真反思马丁的忏悔吗?
同样是10月,一则新闻让我的心绪得到了些许的平抚。10月22日晚10时许,43岁的沈阳出租车司机老刘遭遇劫匪,生命垂危。当老刘挣扎着给同行发出求救信号后,我们看到了一出悲壮的场面:短短几分钟,几十辆出租车从四面八方飞驰而来,老刘得救了;随后出租车越集越多,呼啸着追赶“危及同伴”的歹徒,一个小时之后,凶手在众“的哥”的围追堵截中被抓获。
这些“的哥”们在自己的同伴遇到危险时,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意,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没有想到老刘与自己素昧平生,在他们的心中响起的是:我们都是“的哥”!如果全中国的“的哥”都能这样,还会有歹徒对他们下手吗?
这些“的哥”的做法是一个群体火热情怀的体现,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群体,任何人的不幸不知道哪一天都会是自己的不幸,那么当我们群体的任何一分子受到了伤害,我们都会奋不顾身。把“的哥”的精神和做法推广下去,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了许多的悲剧和血腥,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十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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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立法,线条粗松、简单分散,原则性强,操作性差。为此,今年两会期间,本文作者之一童海保等34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递交了尽快制定《举报法》、《证人保护法》两件议案。 问题一:缺陷何在 我国没有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有关举报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一系列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之中,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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