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学校的老校刊，一直为淘书人所追求，北京大学更其甚之，原因之一是可从中追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北京大学的精神。笔者有缘得到几册捧读，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还拿上几册跑到北大校园邮局，每本花2元钱盖上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戳。
2001年五四前夕，我一早在北京的报国寺收藏市场，又看到有人从麻袋里像倒垃圾似地倒出一堆旧书刊，周围人像拾荒者一样扑了上去。我从人缝里看到那多是北大和燕大的旧书刊，也急忙去抽了几本，竟然都是40周年和50周年校庆的出版物。忙乱之中，听到有人说外面还有一车，马上相跟跑出去，在寺外东边胡同停着一辆北京吉普，满满一车都是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旧书刊，可是卖主只成堆撮，我只得悻悻地离去。后来问过别人，说是一共卖了8000元。转眼到了2008年，又是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便又拿上淘得的老校刊跑到燕园邮局，花5角钱1本盖上“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戳”，引来了周围人们的一片羡慕之声。
一册蔡元培先生题词“北大三十五年纪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刊》(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1933年12月17日)，所载《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说：“三十五年前，帝国主义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北大应这时代的需要而呱呱坠地了……十四年前，北京大学曾经号召全国民众作反帝运动……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恰如其中一篇纪念文章所总结：“一提起北大，我们总会连想到‘五四’，连想到‘新文化运动’甚至连想到‘革命’”，如同看到了前35年北大的历史。
1938年，成立40周年的北大已经陷入日寇之手，但撤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仍然在12月17日举行了“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会”。在1945年的《北京大学34年毕业同学录》上印着蔡元培先生语录：“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头一篇“临别献辞”说：“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精神一直作着我国政治文化的根本动力”，“目下……国难尚殷，祖国前途的光明与战后的复兴建设都有待我们去共同努力。”在工学院的简介中写道：“我们不惜别，我们只是互勉，拿着计算尺、鸭嘴笔、丁字尺去做些‘人’干的事，不要昧着良心走入黑暗圈”——令我们今天读起来，也不由肃然起敬。
1948年，北大迎来50周年校庆，胡适校长摆开了大庆的架势，早在年初1月14日，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议了诸多纪念事项。直到11月9日和12月8日，这个纪念筹备委员会还召开过第二、三次会议，待到12月17日校庆之日，胡适却不见了踪影。
那一年，反对国民党统治运动风起云涌。5月1日出版的《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号》(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纪念五四29周年，许多进步教授、学者纷起响应。所谓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其实就是“五四的革命传统”或“五四精神”，这是一以贯之且成为大多数国人共识的。
北平解放后，194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他回校参加五四运动30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毛泽东因故没能到会，但是在30日回了信并“庆祝北大的进步”。
解放后第一个校庆，北大做了比较隆重的准备，并且在校庆前的12月12日决定再一次邀请毛泽东回北大并为校徽题字。12月16日，《北大周刊》出版了第21期，1至8版全用红字套印，是“庆祝北京大学51周年校庆暨师生代表会议开幕特刊”，压题标语是“开好师生代表会议庆祝校庆”。头版头条是“纪念解放后第一次校庆”，第4版刊出的专访“图书馆老职员畅谈毛主席，服务最久的老工友话当年”是解放后最早的关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情况的报道。第二天，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了“51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到会讲话。1950年3月17日，北大收到了中共中央秘书室送给北大的一封信，北大校长办公室并转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
1950年4月20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又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写信，请毛主席为纪念五四而举办的五四运动史料展览题字。4月21日，毛主席、给北大写了回信：“祝贺‘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12月16日，北大校务委员会
第34次会议作出决定，当年校庆以举办展览为主，不另举行庆祝仪式。
1951年12月7日，汤用彤副校长提出把北大校庆日改为5月4日，认为校庆时间临近期末，师生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从此以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就改在了每年的5月4日——一这就是北大110年校史后57年校庆日的由来。
1954年，北京大学度过了解放初最为隆重的校庆。一册《北京大学1898～1954校庆纪念特刊》(校庆56周年、“五四”31周年、北京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编印，1954年5月出版)，大红封面，封内刊出油画《五四运动》和北大红楼的照片，扉页为毛泽东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不知何故缺少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五四筹备会”的题款，首页照片“毛主席在校工作处”、“1952年院系调整后迁驻燕大校址的北大校门”。首篇文章为高教部部长马叙伦《对北京大学的一点期望》，下面是马寅初校长的《庆祝校庆五十六周年》。
接着具有重要影响的校庆是1958年5月4日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这天下午万余名师生员工参加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会上最重要的是陈伯达讲话，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陈伯达说：“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曾经站在运动的前面，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时中心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改变了北大的教学方向……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是这样……我愿意向大家提出这样的意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最后他用“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万岁!”的口号结束了演说。
当年的新闻报道这样评述：“……它始终贯穿着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在兴无灭资、自觉革命的口号下，全校师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些声音让北大60周年校庆过得紧张有余而欢庆的气氛不足，像是预示着猛烈的风暴即将到来。
2001年五四前夕，我一早在北京的报国寺收藏市场，又看到有人从麻袋里像倒垃圾似地倒出一堆旧书刊，周围人像拾荒者一样扑了上去。我从人缝里看到那多是北大和燕大的旧书刊，也急忙去抽了几本，竟然都是40周年和50周年校庆的出版物。忙乱之中，听到有人说外面还有一车，马上相跟跑出去，在寺外东边胡同停着一辆北京吉普，满满一车都是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旧书刊，可是卖主只成堆撮，我只得悻悻地离去。后来问过别人，说是一共卖了8000元。转眼到了2008年，又是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便又拿上淘得的老校刊跑到燕园邮局，花5角钱1本盖上“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戳”，引来了周围人们的一片羡慕之声。
一册蔡元培先生题词“北大三十五年纪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刊》(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1933年12月17日)，所载《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说：“三十五年前，帝国主义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北大应这时代的需要而呱呱坠地了……十四年前，北京大学曾经号召全国民众作反帝运动……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恰如其中一篇纪念文章所总结：“一提起北大，我们总会连想到‘五四’，连想到‘新文化运动’甚至连想到‘革命’”，如同看到了前35年北大的历史。
1938年，成立40周年的北大已经陷入日寇之手，但撤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仍然在12月17日举行了“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会”。在1945年的《北京大学34年毕业同学录》上印着蔡元培先生语录：“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头一篇“临别献辞”说：“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精神一直作着我国政治文化的根本动力”，“目下……国难尚殷，祖国前途的光明与战后的复兴建设都有待我们去共同努力。”在工学院的简介中写道：“我们不惜别，我们只是互勉，拿着计算尺、鸭嘴笔、丁字尺去做些‘人’干的事，不要昧着良心走入黑暗圈”——令我们今天读起来，也不由肃然起敬。
1948年，北大迎来50周年校庆，胡适校长摆开了大庆的架势，早在年初1月14日，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议了诸多纪念事项。直到11月9日和12月8日，这个纪念筹备委员会还召开过第二、三次会议，待到12月17日校庆之日，胡适却不见了踪影。
那一年，反对国民党统治运动风起云涌。5月1日出版的《北大半月刊五四特大号》(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纪念五四29周年，许多进步教授、学者纷起响应。所谓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其实就是“五四的革命传统”或“五四精神”，这是一以贯之且成为大多数国人共识的。
北平解放后，194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他回校参加五四运动30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毛泽东因故没能到会，但是在30日回了信并“庆祝北大的进步”。
解放后第一个校庆，北大做了比较隆重的准备，并且在校庆前的12月12日决定再一次邀请毛泽东回北大并为校徽题字。12月16日，《北大周刊》出版了第21期，1至8版全用红字套印，是“庆祝北京大学51周年校庆暨师生代表会议开幕特刊”，压题标语是“开好师生代表会议庆祝校庆”。头版头条是“纪念解放后第一次校庆”，第4版刊出的专访“图书馆老职员畅谈毛主席，服务最久的老工友话当年”是解放后最早的关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情况的报道。第二天，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了“51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到会讲话。1950年3月17日，北大收到了中共中央秘书室送给北大的一封信，北大校长办公室并转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
1950年4月20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又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写信，请毛主席为纪念五四而举办的五四运动史料展览题字。4月21日，毛主席、给北大写了回信：“祝贺‘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12月16日，北大校务委员会
第34次会议作出决定，当年校庆以举办展览为主，不另举行庆祝仪式。
1951年12月7日，汤用彤副校长提出把北大校庆日改为5月4日，认为校庆时间临近期末，师生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从此以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就改在了每年的5月4日——一这就是北大110年校史后57年校庆日的由来。
1954年，北京大学度过了解放初最为隆重的校庆。一册《北京大学1898～1954校庆纪念特刊》(校庆56周年、“五四”31周年、北京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编印，1954年5月出版)，大红封面，封内刊出油画《五四运动》和北大红楼的照片，扉页为毛泽东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不知何故缺少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五四筹备会”的题款，首页照片“毛主席在校工作处”、“1952年院系调整后迁驻燕大校址的北大校门”。首篇文章为高教部部长马叙伦《对北京大学的一点期望》，下面是马寅初校长的《庆祝校庆五十六周年》。
接着具有重要影响的校庆是1958年5月4日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这天下午万余名师生员工参加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会上最重要的是陈伯达讲话，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陈伯达说：“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曾经站在运动的前面，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时中心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改变了北大的教学方向……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是这样……我愿意向大家提出这样的意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最后他用“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万岁!”的口号结束了演说。
当年的新闻报道这样评述：“……它始终贯穿着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在兴无灭资、自觉革命的口号下，全校师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些声音让北大60周年校庆过得紧张有余而欢庆的气氛不足，像是预示着猛烈的风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