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发现停在小区露天停车场的车子被人划了一道。不长不短，从前机盖曲曲折折到后车门；不深不浅，刚好刮掉车漆，露出丑陋的铁皮。
　　第一反应，在内心狠狠地骂了一声“谢特”！然后赶紧想，是不是停的位置不对，影响别人了？没有呀，大家都这么停，我也是这么停，怎么单单我的车子中奖？得罪人了？不至于得罪人就划人家车漆，这也太小儿科了。怎么着也得把玻璃砸了呀。怎么办？脑子里迅速盘算了一下：小区露天免费停车，物业是不管的；报警，事儿太小，警察是不管的；看监控找坏蛋，监控器早被人砸了；报保险公司，不值当的；自己去修吧，可是，为了那曲折蜿蜒的一条线将半个车子喷一遍漆，有病？
　　仍然很生气。接下来需要找些理由自我安慰一番。你看看，你的车子也不算新了，如果是出租车的话，早该报废了；你忘记了，你的同事小马小王老康老李的车子，不都被人刮花过吗？划一道，算轻的，重的直接就砸玻璃卸胎了。你不是车子还没丢吗？人不是没事吗？人没事就好，破财免灾。
　　总之，对于我等吃惯了亏受惯了气懦弱又犬儒的升斗小民，类似的心灵鸡汤百喝不爽。
　　类似车漆被刮玻璃被砸门锁被撬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所有暴露在公共空间的设施、财物、建筑，没被破坏的少之又少。但我从没在光天化日下见到过一个坏人，从没遇到过一次事发现场，是我运气太好，还是坏人们手段太高？都不是。既然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也就没人能轻易看得见。
　　我却分明遇到过另一种说坏不坏说不坏但也的确让人难以释怀的勾当，比如说——
　　那天阳光很好，难得的四级春风将雾霾吹得干干净净。我从菜市场买了一捆菠菜，心情轻松地往家走。想想看，我渲染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情境。穿过露天停车场时，遇到了一个大爷，六十多岁，骑着一辆破旧但擦拭一新的自行车，从对面穿过来。他也买了一捆菠菜，放在自行车的前筐里。春天的菠菜，多么美好的事物，英雄所見略同啊。我想，如果我和他四目相对时，我会向他颔首一笑，仿佛两个同时买菠菜的人心心相印一般。就在我们错身相遇的一刹那，那大爷，突然嘬起他满是胡茬的嘴巴，朝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前挡玻璃，狠狠地，迅速而准确地，啐出一口浓痰。那口痰在他嘴里大概已酝酿多时，不但浓度大而且分量足，力道也十分了得，正中前挡玻璃。我的笑容一下僵住，仿佛那口痰啐在了我的面门上。大爷以为我没看到，吹着小曲优雅远遁。那口痰啊，在阳光下，曲曲折折地流下来，仿佛大爷六十多年的人生路，那般委屈、粘稠、卑贱、不如意。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接受军方委托，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民族特性。她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的文化心态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这种文化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以外部评议作为行事准则。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会有很强的羞耻感和自我约束力，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则百事可为。这种文化与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人是生而有罪的”，“我们的罪高于我们的头”，“罪感”在自己的内心，审判和标准通常也发生在自己的内心，与他人无干。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耻感文化，《论语》498章，与耻有关的就有58章，可见“耻感”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耻”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从心，耳声，也就是说，“耻”是跟心和耳朵有关的。古人称耳环为“羞耻”，左耳环叫“羞”，右耳环叫“耻”，最初的耳环就是用来规范女子走路姿势的。但是很不幸，我们现在戴耳环多是为了让人瞧着好看的，在他人见不到的地方，在一个人的黑暗的角落里，各种粗鄙、小恶、无耻、无教养就莫名爆发了。
　　如果把作恶怪到古人身上，把责任追究到孔夫子，就无聊了。夫子让你知耻，是不分人前人后的。好好的小区的白墙，你踹它干什么？你怎么不踹你自家的墙？还有那位大爷，都那么大岁数了，说您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