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要求特定的教养。例如行走的姿势和风度，陌生人碰面时的眼神和谈吐，办公室伦理学和服装规范，有节制的抢行与有分寸的礼让，应对女性和男性的“局部知识”等等，依城市传统和区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根据常识。总要小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异。
　　都市教养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经济资源的稀缺与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在“公有制”的时代。我们住“筒子楼”，我们在同一间大厨房里做饭，在同一水池里洗衣，在同一块空地上晒太阳，我们挖空心思要把泡菜缸、废纸盒、烂拖鞋以及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杂物摆放到公共过道上以便腾出由“私人产权”界定的室内空间。可以理解，我们不得不整日纠缠在筒子楼“公共领域”内极其错综复杂的人事矛盾里。
　　关于经济学家熟悉的“公共领域”，大约只有两个概念是最重要的。其一叫做“免费搭车”——人们愿意分享这一公共领域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却不愿意分担保护和维持这一公共领域秩序的义务。其二叫做“寻租”——人们愿意把公共领域的全部或一部分垄断为私己的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代价。
　　根据休谟的判断，我们看上去“理性”的行为的极大部分，其实来自习惯。从小就生活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人们，习惯于把大部分领域——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看作私人领域，至少，看作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资源分享秩序的领域——典型如正在进行演出的歌剧院。所以，他们在走进“公共领域”时，出于习惯，与他们在走进别家的“私人领域”一样小心谨慎，稍遇异议便连声道歉。
　　长期生活在公共领域里的我们，绝不习惯对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表示尊重。我们喜欢把车直接停在餐馆路边的行人道上，哪怕刚好挡住了一群散步者，迫得他们从马路上绕行。我们喜欢骑车的时候迎风嗽出一口浓痰，再掉头把痰喷射到旁边两米外的草丛里，哪怕后面有一长串骑着车的上班族。我们喜欢在候车室和候诊室里不经别人同意就点上香烟，吞云吐雾，让吸“二手烟”的陌生人承受三倍以上的烟害。
　　教养，必须融入我们的生活习惯了。在各种可想象的场合，伪装的教养都比赤裸裸的无教养更有利于维护和弘扬人性。換句话说、我们宁可鼓励伪装出来的教养，并且期待着，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之后“伪装”可以积淀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