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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口号的滥用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决策导向以来，“和谐”一词就成为平凡世界的宠儿，但眼下“和谐”一词如此之滥用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像在“和谐社会”的母语下就衍生出了许多“和谐小社会”，例如和谐工厂、和谐森林、和谐校园、和谐广场、和谐家庭等以和谐冠名的标语。但是在这些用“和谐”冠名的小社会有没有真正做得很和谐的呢？且不说现在的“和谐广场”、“和谐校园”怎么样。单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家庭和谐”、“和谐家庭”来说说和谐适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的“和谐家庭”就是一种淹没了主体地位的人伦和谐，就是一种假和谐，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家长为中心，来建构家庭伦理。即“三纲五常”就是处理家庭伦理的最好标准。这样就将其他人的权利缩小了，更多的表现为家长对其他成员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这样的家庭和谐吗？这样肆无忌惮地滥用“和谐”是否有碍于公民对决策导向的深刻读解呢？更有漫不经心者已经将和谐标语用到了“不和谐”的地步，例如，以前在公车或长途客车上标贴“谨防扒手”的地方，现在又在后面多了一个“和谐乘车”。像这样的警语除了读起来顺气，看起来顺眼，但想起来却有些滑稽可笑。“和谐”这样的漫天飘行，或许暂时会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陶醉，但理解不当却会使决策导向的敏感性和凝聚性散失殆尽，甚至还会使我们在通向和谐社会的途中多走弯路。
二、“和谐”口号滥用的原因
“民为贵，君为轻”等等的民本思想，都是古代先哲提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愚民的政治口号。先哲们的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君”，也就是说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是为了让君主的统治更加久远，更加巩固，从而达到一种表面上是为民，而实质上为君的愚民思想。同时这些思想也反映出古代先哲根本就没有注重人，没有承认单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而这些思想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至于说前文提出的“和谐工厂”、“和谐森林”、“和谐广场”等口号提出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一下原因：一方面是地方上对最高决策部门决策精神的具体贯彻（但也包括在贯彻中的异化）；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导向口号的概念没有作下放性的解释，于是就出现了决策部门花了大量人力财力去作抽象性的宣传与地方上只是得到了模糊性的理解之间的“悖论”现象。当然这与我国的文化决策程序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一般是按照从上到下的过程来实现该程序的：决策原始拟定者发明知识，然后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政府，政府再拟成抽象性口号，以知识代言人的形象向公民宣传他们的知识发明，以便有教于民。但是政府的决策口号宣传毕竟是简练的、短暂的，由此带来的抽象性，在公众观念中很难起到积淀反思，催化思想的作用，这样就使政府的决策导向没有真正地转化为公民的自律教育，于是就出现了常见的“刮风”现象：政府决策导向口号一出，全国如风行草上地趋之，口号之风一过，全国又如一片乱草。相比我们，西方文化决策程序一般是自下而上实现的：决策原始拟定者（一般都是大思想家）的知识发明（思想）一般是直接先行于社会，产生思想共鸣后，就成了一场思潮运动，然后政府从思潮运动中拟定决策导向，导向本身也就成了反思性的教育活动。从思潮发起到政府导向一般要延续较长时间，公民在此过程中有时间进行反思性的理解，这时即使政府没有口号，决策导向已经变成公民心中的行为法则了，进而政府的目的也就实现。由此对比，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工厂原挂的“质量第一、安全生产”倒换成“创建和谐工厂，实现和谐社会”等标语呢？假使像这样的标语能真起到自律的导向作用，的确有助于生产，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没有必要换来换去，因为工厂就是工厂，只要在质量上做文章就行了，假使是图于表面，形成上下一气，表面上确有其乐融融，但对整个国家产业来说可能是丢了西瓜，拾得芝麻。
三、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
回到“和谐社会”上来，若要理解“和谐社会”，必先理解“和谐”概念。“和谐”一词在中国人看起来很熟悉，说起来也亲切。因为“和谐”这一概念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据古文考究 ，“和”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即已出现，“和”原指声音相应；与此字同时出现的是“合”字，“合”字原指上下唇合拢，到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已相联并举，构成和合范畴，至今人们则借此提出和合文化。“和合”两字在原意上指向不同，但意指相似，都有异中求同、求融之意。所以现在“和合”二字联用应属古汉语的同义连用法，而不是偏意复指用法，故今人提和合文化也就是指在文化上追求整体性、圆融性精神，“谐”字的含义，最早在《尔雅》中称：“谐，和也”。然而，“和谐”合璧并广泛应用却是近代来的事，因为这与西方文化的引进不无关系。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的和谐理论，毕达哥拉斯认为物质世界具有数的性质，以单元为基础。点是一元，线是二元，面是三元，立体是四元。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如此等等。这就是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因为没有线与面就不会有物体，而没有物体，却可以设想线与面。物体的有序和规律都是以数为中心，即数字的有序和规律是物体和谐的基础。对于非物质的事物可以做同样的推论：爱情、友谊、正义、德性、健康等等都是建立在数之上的。爱情和友谊用数字“八”来表示，因为八个音度是和谐，所以爱情和友谊是和谐的。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将一切都归路于数，有了数字的和谐，就有了万物的和谐，世界的和谐。今人提倡和谐社会，无疑是结合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语言，旨在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平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只是“和合”现代意义上的通俗用法，“和谐”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合”代表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或说从“和合文化”到“和谐社会”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建立在文化反思与融合的基础上
“和谐社会”，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从文化上来说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载体，所以“和谐社会”的提出，预示着和合文化将重新取得中国现代价值评价的主导地位，也预示着中国文化固有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必有中国文化。但我们中国文化是否真的就已有了世界精神呢？一上升到这个问题，恐怕连那些和谐、和合语词最初肇事者也要顾虑重重。所以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当下一部分人以“和谐社会”的名目而进行想入非非地鼓噪大有必要。在把传统和合文化引向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途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和合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根本上是要重新确立和合文化下的主体地位。我们之所以在现在重提和合文化，固然单从文化层面上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并非因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地方不尽人意，而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去鼓吹和合文化的优越性，并用其导引和谐社会，可能要误导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更可能激活传统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的弊端。我们知道和合思想根深蒂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且首当成为家族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工具，但家族王朝频频迭换的历史也说明了和合思想也非尽人意，原因在于家族王朝出于一家之私，和合思想成为他们遏制思想、消灭异己的有效武器，并非真正成为载道益智的方法。现在我们可以大骂家族王朝自私无能，但由于和合文化长期积淀，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起到的毒化作用一时间难以消除，即在文化上一味地强调“和合（整合/整体）”，个体（自主）的能动性必然被消贬，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文化反思基础上。历史上，一家王朝欲图长治，化百家之言可谓巧妙之极，例如他们用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引诱你正直不阿地“积极入世”，但暗中又耍着法家的刀子直抵着你，不让你直身，直说，结果你不是身曲，就得逃到“无为而治”的王国，所以传统中国下主体认识的路径就是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经“吾将上下而求索”之跋涉，最后到达“难得糊涂”的境界。儒家讲直身，你就真的身直，但你又被法家曲身，由直到曲的过程，无非就是由正态之身变为扭曲之身，这样直就变弯了，说的地道一点就是圆融，这个直曲过程就是和合文化的孕育共生过程。前人在这样的文化教化下生活，不是变成曲背政客，就是变成闲林野士，剩下的恐怕都是糊涂百姓了。所以家族政权承载下的和合文化就如一把阉割新思维的软刀子，抑制民智开化，扭曲民族性格。要扭转和合文化在历史教化中的颠倒功能，必须泰然接受世界其他文化的颠覆性的融合，只有这样和合文化才真正具有世界精神。
五、和谐社会下政治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
现在要建的和谐社会是共和政权下的和谐社会，所以这个社会也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承载下的和合文化应该充分表达政治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而不是一味地只茫茫然追求整体和谐，其实不充分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整体和谐最终也不能达到。笔者想借哈耶克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说明：“个人是具有独立目的、自主行动和分散知识、能够与他人和社会调试和互动的个人，即个人在性质上仍然是社会的。”① 没有个体，就没有整体，充分发展了的主体会因为个体孤独感（认识到个体价值的虚无性）而自觉地追求主体间的合作，即整体价值，但在主体没有意识到孤独感时，强加的整体价值只会成为主体自觉的障碍，并可能叛离这个整体价值。我们之所以在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也就是在重新估价整体价值，这也说明我们过去提倡的整体价值有缺陷。而我们现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是主体自觉地追求整体价值的社会，而不是完全被动地靠文化的颠倒作用来实现的。真理性的文化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与阶级政治结合才产生了文化的阶级性，但真理性的文化也会随着时代性而生长再生的，现在我们提倡和合文化如果确有其合理性，也就在于它有世界性功能，但这个世界性功能也是因为充分承认了各民族主体间的独立自主性为前提的，否则也是强权（极权）文化。同样，现在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导向，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延展和合文化的世界性功能，因此它也必须以充分承认该社会下主体间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在此，如果我们要预测和谐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那就要看我们在文化反思上的坚决精神（比如借鉴西方文化的涅盘精神），重新确立文化主体的历史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主体参与社会政治的个体自觉程度。
注释：
①[法]阿隆（Aron，R）著.姜志辉译.论自由[M].上海文译出版社，2007年4月。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张文立.和合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罗金远.不惑文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决策导向以来，“和谐”一词就成为平凡世界的宠儿，但眼下“和谐”一词如此之滥用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像在“和谐社会”的母语下就衍生出了许多“和谐小社会”，例如和谐工厂、和谐森林、和谐校园、和谐广场、和谐家庭等以和谐冠名的标语。但是在这些用“和谐”冠名的小社会有没有真正做得很和谐的呢？且不说现在的“和谐广场”、“和谐校园”怎么样。单就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家庭和谐”、“和谐家庭”来说说和谐适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的“和谐家庭”就是一种淹没了主体地位的人伦和谐，就是一种假和谐，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家长为中心，来建构家庭伦理。即“三纲五常”就是处理家庭伦理的最好标准。这样就将其他人的权利缩小了，更多的表现为家长对其他成员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这样的家庭和谐吗？这样肆无忌惮地滥用“和谐”是否有碍于公民对决策导向的深刻读解呢？更有漫不经心者已经将和谐标语用到了“不和谐”的地步，例如，以前在公车或长途客车上标贴“谨防扒手”的地方，现在又在后面多了一个“和谐乘车”。像这样的警语除了读起来顺气，看起来顺眼，但想起来却有些滑稽可笑。“和谐”这样的漫天飘行，或许暂时会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陶醉，但理解不当却会使决策导向的敏感性和凝聚性散失殆尽，甚至还会使我们在通向和谐社会的途中多走弯路。
二、“和谐”口号滥用的原因
“民为贵，君为轻”等等的民本思想，都是古代先哲提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愚民的政治口号。先哲们的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君”，也就是说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是为了让君主的统治更加久远，更加巩固，从而达到一种表面上是为民，而实质上为君的愚民思想。同时这些思想也反映出古代先哲根本就没有注重人，没有承认单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而这些思想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至于说前文提出的“和谐工厂”、“和谐森林”、“和谐广场”等口号提出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一下原因：一方面是地方上对最高决策部门决策精神的具体贯彻（但也包括在贯彻中的异化）；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导向口号的概念没有作下放性的解释，于是就出现了决策部门花了大量人力财力去作抽象性的宣传与地方上只是得到了模糊性的理解之间的“悖论”现象。当然这与我国的文化决策程序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一般是按照从上到下的过程来实现该程序的：决策原始拟定者发明知识，然后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政府，政府再拟成抽象性口号，以知识代言人的形象向公民宣传他们的知识发明，以便有教于民。但是政府的决策口号宣传毕竟是简练的、短暂的，由此带来的抽象性，在公众观念中很难起到积淀反思，催化思想的作用，这样就使政府的决策导向没有真正地转化为公民的自律教育，于是就出现了常见的“刮风”现象：政府决策导向口号一出，全国如风行草上地趋之，口号之风一过，全国又如一片乱草。相比我们，西方文化决策程序一般是自下而上实现的：决策原始拟定者（一般都是大思想家）的知识发明（思想）一般是直接先行于社会，产生思想共鸣后，就成了一场思潮运动，然后政府从思潮运动中拟定决策导向，导向本身也就成了反思性的教育活动。从思潮发起到政府导向一般要延续较长时间，公民在此过程中有时间进行反思性的理解，这时即使政府没有口号，决策导向已经变成公民心中的行为法则了，进而政府的目的也就实现。由此对比，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工厂原挂的“质量第一、安全生产”倒换成“创建和谐工厂，实现和谐社会”等标语呢？假使像这样的标语能真起到自律的导向作用，的确有助于生产，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没有必要换来换去，因为工厂就是工厂，只要在质量上做文章就行了，假使是图于表面，形成上下一气，表面上确有其乐融融，但对整个国家产业来说可能是丢了西瓜，拾得芝麻。
三、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
回到“和谐社会”上来，若要理解“和谐社会”，必先理解“和谐”概念。“和谐”一词在中国人看起来很熟悉，说起来也亲切。因为“和谐”这一概念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据古文考究 ，“和”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即已出现，“和”原指声音相应；与此字同时出现的是“合”字，“合”字原指上下唇合拢，到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已相联并举，构成和合范畴，至今人们则借此提出和合文化。“和合”两字在原意上指向不同，但意指相似，都有异中求同、求融之意。所以现在“和合”二字联用应属古汉语的同义连用法，而不是偏意复指用法，故今人提和合文化也就是指在文化上追求整体性、圆融性精神，“谐”字的含义，最早在《尔雅》中称：“谐，和也”。然而，“和谐”合璧并广泛应用却是近代来的事，因为这与西方文化的引进不无关系。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的和谐理论，毕达哥拉斯认为物质世界具有数的性质，以单元为基础。点是一元，线是二元，面是三元，立体是四元。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如此等等。这就是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因为没有线与面就不会有物体，而没有物体，却可以设想线与面。物体的有序和规律都是以数为中心，即数字的有序和规律是物体和谐的基础。对于非物质的事物可以做同样的推论：爱情、友谊、正义、德性、健康等等都是建立在数之上的。爱情和友谊用数字“八”来表示，因为八个音度是和谐，所以爱情和友谊是和谐的。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将一切都归路于数，有了数字的和谐，就有了万物的和谐，世界的和谐。今人提倡和谐社会，无疑是结合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语言，旨在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平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只是“和合”现代意义上的通俗用法，“和谐”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合”代表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或说从“和合文化”到“和谐社会”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建立在文化反思与融合的基础上
“和谐社会”，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从文化上来说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载体，所以“和谐社会”的提出，预示着和合文化将重新取得中国现代价值评价的主导地位，也预示着中国文化固有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必有中国文化。但我们中国文化是否真的就已有了世界精神呢？一上升到这个问题，恐怕连那些和谐、和合语词最初肇事者也要顾虑重重。所以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当下一部分人以“和谐社会”的名目而进行想入非非地鼓噪大有必要。在把传统和合文化引向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途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和合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根本上是要重新确立和合文化下的主体地位。我们之所以在现在重提和合文化，固然单从文化层面上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并非因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地方不尽人意，而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去鼓吹和合文化的优越性，并用其导引和谐社会，可能要误导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更可能激活传统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的弊端。我们知道和合思想根深蒂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且首当成为家族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工具，但家族王朝频频迭换的历史也说明了和合思想也非尽人意，原因在于家族王朝出于一家之私，和合思想成为他们遏制思想、消灭异己的有效武器，并非真正成为载道益智的方法。现在我们可以大骂家族王朝自私无能，但由于和合文化长期积淀，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起到的毒化作用一时间难以消除，即在文化上一味地强调“和合（整合/整体）”，个体（自主）的能动性必然被消贬，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文化反思基础上。历史上，一家王朝欲图长治，化百家之言可谓巧妙之极，例如他们用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引诱你正直不阿地“积极入世”，但暗中又耍着法家的刀子直抵着你，不让你直身，直说，结果你不是身曲，就得逃到“无为而治”的王国，所以传统中国下主体认识的路径就是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经“吾将上下而求索”之跋涉，最后到达“难得糊涂”的境界。儒家讲直身，你就真的身直，但你又被法家曲身，由直到曲的过程，无非就是由正态之身变为扭曲之身，这样直就变弯了，说的地道一点就是圆融，这个直曲过程就是和合文化的孕育共生过程。前人在这样的文化教化下生活，不是变成曲背政客，就是变成闲林野士，剩下的恐怕都是糊涂百姓了。所以家族政权承载下的和合文化就如一把阉割新思维的软刀子，抑制民智开化，扭曲民族性格。要扭转和合文化在历史教化中的颠倒功能，必须泰然接受世界其他文化的颠覆性的融合，只有这样和合文化才真正具有世界精神。
五、和谐社会下政治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
现在要建的和谐社会是共和政权下的和谐社会，所以这个社会也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承载下的和合文化应该充分表达政治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而不是一味地只茫茫然追求整体和谐，其实不充分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差异性，整体和谐最终也不能达到。笔者想借哈耶克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说明：“个人是具有独立目的、自主行动和分散知识、能够与他人和社会调试和互动的个人，即个人在性质上仍然是社会的。”① 没有个体，就没有整体，充分发展了的主体会因为个体孤独感（认识到个体价值的虚无性）而自觉地追求主体间的合作，即整体价值，但在主体没有意识到孤独感时，强加的整体价值只会成为主体自觉的障碍，并可能叛离这个整体价值。我们之所以在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也就是在重新估价整体价值，这也说明我们过去提倡的整体价值有缺陷。而我们现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也应该是主体自觉地追求整体价值的社会，而不是完全被动地靠文化的颠倒作用来实现的。真理性的文化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与阶级政治结合才产生了文化的阶级性，但真理性的文化也会随着时代性而生长再生的，现在我们提倡和合文化如果确有其合理性，也就在于它有世界性功能，但这个世界性功能也是因为充分承认了各民族主体间的独立自主性为前提的，否则也是强权（极权）文化。同样，现在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导向，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延展和合文化的世界性功能，因此它也必须以充分承认该社会下主体间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在此，如果我们要预测和谐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那就要看我们在文化反思上的坚决精神（比如借鉴西方文化的涅盘精神），重新确立文化主体的历史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主体参与社会政治的个体自觉程度。
注释：
①[法]阿隆（Aron，R）著.姜志辉译.论自由[M].上海文译出版社，2007年4月。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张文立.和合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罗金远.不惑文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