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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历来属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题材。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出版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要么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要么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或者强调上层的作用,或者突出下层的影响。这些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要真正认识与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发展历程,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的作用,而应从上下联动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来进行研究。对此,《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一书,从革命动员的视角,对当时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方式、动员的对象、动员的成效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分析,这无疑可以让人更为直观地认识与了解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其社会效益应当肯定。
【关键词】革命动员;乡村社会;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革命的胜利与革命动员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有效的组织化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一大法宝,同时也是推进乡村革命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革命动员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民众,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行动的过程。近些年来,从革命动员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成为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且研究成果日渐丰硕。革命动员论与传统革命史叙事中的“社会结构论”相比,不仅关注了中共自身的思想、制度和行为,同时也勾勒出中共的政治意图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此来考察和探究中共革命获胜的过程与原因,可以更好地论证其与革命的关联性的问题,从而避免传统革命史研究方法中从外部解释革命现象的研究路径。2015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钟日兴撰写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以下简称《动员》)一书,亦属从革命动员角度探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著作。该书的出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与探讨,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从而激发更多的人热爱党史、学习党史。
从《动员》全书的内容来看,概而言之,该书的特点有以下诸端:
一、在研究视角上,《动员》坚持从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革命
在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学界同仁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此一历史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大体而言,第一种研究路径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强调革命领导人及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论述了中共的土地政策、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号召全民族抗战等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与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种研究路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农民的个体行为和乡村社会在革命中的作用。此一视角同那种只强调革命动员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单线式思维方式不同,它关注了乡村社会对革命动员的反作用,即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广大民众的日常行为逻辑上去分析革命动员的过程和产生的效果。为此,学者们关注了中国革命的“个体的生存性感受”,或是农民的日常交往、信仰习俗、生存伦理以及情感因素等对革命的影响。事实上,革命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融合或是排斥、相互改变或是相互适应的辩证关系。因此,以革命动员为连接点,考察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无疑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
中共的革命动员对于乡村革命参与的扩大,毫无疑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程或要素,这也正是革命动员的视角相对于社会结构的视角而言,更有利于直观地呈现革命兴起过程的原因之一。在革命观念的传播与乡村社会生态的初期磨合过程中,革命动员所采用的方法之重要性也尤显重要,其效应亦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动员》认为,在乡村社会中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建设能否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对乡村社会成员的动员程度。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广泛的革命动员,改造了乡村地区原有的社会传统,通过系列富有成效的社会变革措施逐步使革命政权和革命观念深入到乡村社会。中央苏区革命政权的发展壮大与中共的社会动员是密不可分的。广泛的革命动员构成了乡村革命的重要环节。其中,动员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其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各项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考察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活动,更有助于我们以互动的视角全面地了解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它既能具体地反映出各项革命政策在乡村中的深入过程,又能反映出乡村社会对革命的反作用。
二、在研究内容上,《动员》通过苏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革命动员的研究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苏区的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和张力,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进行探究。革命政权的建设是个长期、艰苦、复杂的过程。不少党史论著中过于强调宏大叙事下的经济决定论,却忽视了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革命史的叙述方式上,通常以农民的生存状况或心理状态为起点,铺陈乡村的贫富差距对于革命缘起可能具有的温床效应。还有些研究者尽管未必囿于贫穷造成革命的观念,但总体上仍试图从其他方面描述农民的革命潜能。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叙述方式已固化为深植革命史叙事结构之内的史学观念,容易割裂革命的完整性,从而陷于片段式的解读。但《动员》却另辟溪径,它通过苏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革命动员活动,探讨革命如何深入乡村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以此深化对革命进程中的苏区政权与乡村关系的认识。该书通过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的考察,认为一些革命动员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贯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对苏区政权建设和苏区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苏区各项政策的研究也应关注动员活动中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的作用和对乡村社会中的影响,以避免在研究中因受限于文件和制度研究而得出过于宽泛的结论。
《动员》的内容也启发我们,革命史研究应尝试着跳出寻找中共成功之道的问题预设,去探寻革命领导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对于革命意象的情感和选择性等社会心理原因及其形成机制。不论是从革命传播的初始阶段探寻革命获取社会基础的起源和过程,还是从各项革命活动的博弈场景中阐释革命外在激发或内在蕴含的社会变动机制,只有适当地转换研究问题的设问方式和研究路径,才有可能超越原有研究范式的限制,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具备探究社会变动的学科性的深远的指导意义。为此,《动员》力求客观地总结这一时期中央苏区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作者指出,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既有成功,也有不足,应较客观地总结和反思这一时期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苏区的社会状况既受到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的影响,也有各级基层政权执行和动员方式的因素,同时还应该从当时苏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去考察,包括政权建设状况、各阶层的构成情况、群众觉悟水平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综合比较。任何片面的分析和总结,都不能正确地认识乡村革命过程中的曲折与反复。为此,《动员》在论述苏区政权和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既反映出革命深入开展和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方面,也反映出革命动员中的一些不足。 三、研究方法上,《动员》采取了政治与社会结合的方法对中央苏区的各项革命政策进行了动态的考察
在苏区史叙述上,传统的党史研究将“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主要线索,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李立三、王明等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线索。这一范式将苏区兴衰的原因聚焦于少数革命领导人的活动,内容上则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活动,而广大民众的活动和苏区社会的反应则隐而不彰,容易化约和遮蔽苏区史的许多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提倡要运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和苏区史,认为应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去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庭制度、血缘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以此来深化中共党史和苏区史的认识。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苏区史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作者们通过深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 来寻找中国革命、苏区革命的本土源泉, 从而将对苏区革命的关注, 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苏区革命的发展源流、内部结构、社会关系与乡村影响的探寻。这种以社会学背景知识进行革命史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革命活动和乡村社会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既不失去以中共革命的实际过程为聚焦点的研究视角,也避免社会结构论的粗疏之弊,便于在对革命扩散过程进行动态考察的研究中,整合社会因素和革命运动的互动机制,以避免革命史研究主题窄化倾向。
对革命动员进行研究,能够更好体现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对革命运动中的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关系进行探讨,进而解释中共革命的进程和内在逻辑性。对此,《动员》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该书认为,对于苏区一些政策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能仅以笼统的“左倾”错误一语作为解释,而是应结合具体的历史场景作细致的考察,进一步探究其中深层的社会性、结构性的因素。革命动员是革命政权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因此,应具体了解其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乡村社会的革命运动,从实际形态上来说,经常表现为村庄之间、城乡以及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社会冲突。这些矛盾与苏区革命有着复杂的纠葛,影响着苏区革命的进行,相伴于苏区革命的始终。苏区乡村中富户集中或宗族势力强大的土围子则是其中的典型,往往成为革命政权、革命民众与国民党政权和反革命势力反复争夺的中心目标。生存于这种社会生态当中的个体,无论是革命领导者或普通民众,其行为也常反映集体的某种自我驱动或心理需求,而非单纯按照中共的革命计划行事。《动员》通过具体的革命动员来考察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对乡村社会中的影响,认为革命动员中的社会反应对中央苏区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只有将苏区的各项政策与乡村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方能比较清楚地认识中国乡村革命的真实路径和实际场景。《动员》对一系列革命动员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变动的研究,弥补了单纯从中央政府的文件、政策和制度层面去研究苏区史而忽略苏区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的不足。
作者简介:周术槐,男,博士、历史学教授,贵阳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关键词】革命动员;乡村社会;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革命的胜利与革命动员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有效的组织化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一大法宝,同时也是推进乡村革命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革命动员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民众,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行动的过程。近些年来,从革命动员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成为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且研究成果日渐丰硕。革命动员论与传统革命史叙事中的“社会结构论”相比,不仅关注了中共自身的思想、制度和行为,同时也勾勒出中共的政治意图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此来考察和探究中共革命获胜的过程与原因,可以更好地论证其与革命的关联性的问题,从而避免传统革命史研究方法中从外部解释革命现象的研究路径。2015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钟日兴撰写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以下简称《动员》)一书,亦属从革命动员角度探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著作。该书的出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与探讨,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从而激发更多的人热爱党史、学习党史。
从《动员》全书的内容来看,概而言之,该书的特点有以下诸端:
一、在研究视角上,《动员》坚持从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革命
在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学界同仁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此一历史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大体而言,第一种研究路径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强调革命领导人及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论述了中共的土地政策、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号召全民族抗战等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与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种研究路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农民的个体行为和乡村社会在革命中的作用。此一视角同那种只强调革命动员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单线式思维方式不同,它关注了乡村社会对革命动员的反作用,即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广大民众的日常行为逻辑上去分析革命动员的过程和产生的效果。为此,学者们关注了中国革命的“个体的生存性感受”,或是农民的日常交往、信仰习俗、生存伦理以及情感因素等对革命的影响。事实上,革命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融合或是排斥、相互改变或是相互适应的辩证关系。因此,以革命动员为连接点,考察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无疑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
中共的革命动员对于乡村革命参与的扩大,毫无疑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程或要素,这也正是革命动员的视角相对于社会结构的视角而言,更有利于直观地呈现革命兴起过程的原因之一。在革命观念的传播与乡村社会生态的初期磨合过程中,革命动员所采用的方法之重要性也尤显重要,其效应亦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动员》认为,在乡村社会中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建设能否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对乡村社会成员的动员程度。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广泛的革命动员,改造了乡村地区原有的社会传统,通过系列富有成效的社会变革措施逐步使革命政权和革命观念深入到乡村社会。中央苏区革命政权的发展壮大与中共的社会动员是密不可分的。广泛的革命动员构成了乡村革命的重要环节。其中,动员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其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各项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考察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活动,更有助于我们以互动的视角全面地了解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它既能具体地反映出各项革命政策在乡村中的深入过程,又能反映出乡村社会对革命的反作用。
二、在研究内容上,《动员》通过苏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革命动员的研究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苏区的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和张力,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进行探究。革命政权的建设是个长期、艰苦、复杂的过程。不少党史论著中过于强调宏大叙事下的经济决定论,却忽视了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革命史的叙述方式上,通常以农民的生存状况或心理状态为起点,铺陈乡村的贫富差距对于革命缘起可能具有的温床效应。还有些研究者尽管未必囿于贫穷造成革命的观念,但总体上仍试图从其他方面描述农民的革命潜能。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叙述方式已固化为深植革命史叙事结构之内的史学观念,容易割裂革命的完整性,从而陷于片段式的解读。但《动员》却另辟溪径,它通过苏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革命动员活动,探讨革命如何深入乡村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以此深化对革命进程中的苏区政权与乡村关系的认识。该书通过对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的考察,认为一些革命动员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贯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对苏区政权建设和苏区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苏区各项政策的研究也应关注动员活动中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的作用和对乡村社会中的影响,以避免在研究中因受限于文件和制度研究而得出过于宽泛的结论。
《动员》的内容也启发我们,革命史研究应尝试着跳出寻找中共成功之道的问题预设,去探寻革命领导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对于革命意象的情感和选择性等社会心理原因及其形成机制。不论是从革命传播的初始阶段探寻革命获取社会基础的起源和过程,还是从各项革命活动的博弈场景中阐释革命外在激发或内在蕴含的社会变动机制,只有适当地转换研究问题的设问方式和研究路径,才有可能超越原有研究范式的限制,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具备探究社会变动的学科性的深远的指导意义。为此,《动员》力求客观地总结这一时期中央苏区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作者指出,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既有成功,也有不足,应较客观地总结和反思这一时期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苏区的社会状况既受到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的影响,也有各级基层政权执行和动员方式的因素,同时还应该从当时苏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去考察,包括政权建设状况、各阶层的构成情况、群众觉悟水平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综合比较。任何片面的分析和总结,都不能正确地认识乡村革命过程中的曲折与反复。为此,《动员》在论述苏区政权和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既反映出革命深入开展和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方面,也反映出革命动员中的一些不足。 三、研究方法上,《动员》采取了政治与社会结合的方法对中央苏区的各项革命政策进行了动态的考察
在苏区史叙述上,传统的党史研究将“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主要线索,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李立三、王明等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线索。这一范式将苏区兴衰的原因聚焦于少数革命领导人的活动,内容上则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活动,而广大民众的活动和苏区社会的反应则隐而不彰,容易化约和遮蔽苏区史的许多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提倡要运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和苏区史,认为应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去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庭制度、血缘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以此来深化中共党史和苏区史的认识。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苏区史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作者们通过深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 来寻找中国革命、苏区革命的本土源泉, 从而将对苏区革命的关注, 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苏区革命的发展源流、内部结构、社会关系与乡村影响的探寻。这种以社会学背景知识进行革命史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革命活动和乡村社会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既不失去以中共革命的实际过程为聚焦点的研究视角,也避免社会结构论的粗疏之弊,便于在对革命扩散过程进行动态考察的研究中,整合社会因素和革命运动的互动机制,以避免革命史研究主题窄化倾向。
对革命动员进行研究,能够更好体现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对革命运动中的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关系进行探讨,进而解释中共革命的进程和内在逻辑性。对此,《动员》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该书认为,对于苏区一些政策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能仅以笼统的“左倾”错误一语作为解释,而是应结合具体的历史场景作细致的考察,进一步探究其中深层的社会性、结构性的因素。革命动员是革命政权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因此,应具体了解其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乡村社会的革命运动,从实际形态上来说,经常表现为村庄之间、城乡以及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社会冲突。这些矛盾与苏区革命有着复杂的纠葛,影响着苏区革命的进行,相伴于苏区革命的始终。苏区乡村中富户集中或宗族势力强大的土围子则是其中的典型,往往成为革命政权、革命民众与国民党政权和反革命势力反复争夺的中心目标。生存于这种社会生态当中的个体,无论是革命领导者或普通民众,其行为也常反映集体的某种自我驱动或心理需求,而非单纯按照中共的革命计划行事。《动员》通过具体的革命动员来考察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对乡村社会中的影响,认为革命动员中的社会反应对中央苏区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只有将苏区的各项政策与乡村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方能比较清楚地认识中国乡村革命的真实路径和实际场景。《动员》对一系列革命动员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变动的研究,弥补了单纯从中央政府的文件、政策和制度层面去研究苏区史而忽略苏区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的不足。
作者简介:周术槐,男,博士、历史学教授,贵阳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