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虹桥站坐高铁，最快的那趟，两个半小时就能到宁海。如果你初来乍到，当地人一定不忘向你介绍此地与徐霞客的渊源。据《徐霞客游记》开篇记载，四百多年前，宁海便是徐霞客游山玩水的起点。后人欢欣鼓舞，坚持举办了近20届“中国徐霞客开游节”，并将文中记录的日期（5月19日）隆重地设立为“中国旅游日”。除此之外，它与别的县城并无二致，最大的商场顶着西子国际广场的名号，五年前开了第一家麦当劳。
　　作家张忌的工作室离这商场不远，十分钟以内的车程，窗外闪过面包铺、鸭脖摊、大药房、修脚的、修手机的，最后停在木门紧闭的报刊亭旁。乘电梯上楼，一进门，地上立着一个朱红大柜，正中镶嵌的铜镜被锈迹吞没，不再反光，以前上海人喜欢唤作“小太阳”;柜子前面是一把颜色稍深、雕工细致的红椅，侧边挨靠一杆从绍兴买来的百年前的红木秤。
　　往右看，室内空间深不见底，走廊两旁又生出好几间房，对一个初创公司而言都算得上宽敞。要是没留意走廊尽头的书房，放眼望去，把这里当成他的藏品陈列馆更为恰当。最壮观的，当属正厅那面层层叠叠放满木制人偶的墙，以确保来访的客人都能正面撞上几千双目光。
　　凑近打量，这些一公分左右高的小人各个龇牙咧嘴，像在窃窃私语。有人坐在大腿上劝酒，耳鬓厮磨打情骂俏;有人骑马出征，耍刀弄枪血脉偾张;有人缺少对戏的同伴，黑色眼镜掩盖表情，是为算命先生。
　　这几年张忌集中在收藏这些“小插人”，它们是旧时浙东一带的床上构件，过去的人“半世在床”，大户人家对木床雕刻尤为讲究——床内四周雕刻绘画，床外层层楼阁挂面，梳妆台、点心盒、文具箱甚至马桶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床内床外犹如一座小型宫殿。如果床是一张脸，它们差不多位于两只眼睛的位置，拿掉以后，床便失色许多。
　　自从随意在朋友家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件奉化的清代朱金（雕刻成型后漆上朱漆贴上金箔）小插人后（朋友后来在文章里回忆，“他一下子就被电到了，当即让我开价，我不卖，他便‘抢’走了”），瓷器和明清家具不再是张忌的收藏重心，手头原有的两个电影剧本和应约了的刊物文章也都无心继续，他一門心思扑向小插人，没过多久，就收来了几百个。并逐一配上底座，精心装扮，打造成漂亮的独立摆件。
　　雕刻题材多来自戏曲故事，置于床板用以向婚前缺乏指导的古人展示夫妻相处之道、婆媳相处之道，以及不可或缺的性教育。题材中最受欢迎的是《西厢记》，讲到这里，张忌藏不住得意，“我有一对特别好的《西厢》里的听琴桥段，特别巧妙，他用一个小小的窗子给它一挑，就隔出了室内室外两个空间，这个工匠一看就是特别有那种创造力的一个人。那对小插人我买了好几年都没买成，托了很多卖古董的人替我留意，最后通过一个跟卖家很要好的人才帮我买了出来。”
　　白天，张忌就在这墙的注视下晃晃悠悠，桌子擦一擦，人偶摆弄下，有时回书房写点东西，更多时候屁股上像长了钉子，就想出门走走，去古董店，或者更远的古董店。宁海以及周边城镇的古董店他反复光顾，直到它们从冰冷的交易场所演化为近乎茶馆的据点，可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聊天，一坐几个小时，不买东西也无需介意。人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讲，他就带着小说家的耳朵在其间听。前段时间聊起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刚开始起来时一代人的暴利史，张忌听得津津有味，“我甚至想写一个小说，我的营养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也不是说有意识地讲，但在我这里就像有一个过滤系统，会把这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保留下来。”
　　他也不止一次想过为眼前这近千座小插人著书，系统化地梳理其来源、故事题材，按照不同的地域与做工分门别类，有的有榫卯，有的没有;多数选用不易蛀虫的樟木，一些稀有的，则是材质上乘、随着时间流逝会越发滋润的黄杨木，后者像古代样式质朴的匾额无需镀金漆，以防把原有的优点遮挡掉，或是破坏了整体的结构……想到这里，怠倦的情绪又随之涌了上来，“突然它变成一个很累的事情以后，（写作的）欲望又不是特别强的感觉。”
　　这些素材纷纷以将来时的完成形态保管在他的脑海里，他也不着急，像养文物一样先放一放。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位颇具名望的作家来宁波给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讲课，年轻的张忌坐在台下，对当天绝大多数的发言都不以为然——毕竟“写作如果真那么好教，大家都去读中文系就完事了”——唯独有一句话，他认认真真记到如今，“他说你有一个故事你不能急着写，急着写以后，你想着万一我写坏了可以重写，但其实在实际的写作里这个是不可能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往前走的东西一次性就会消耗掉的。他说你要在脑子里养，它会像树一样长大，然后长出叶子长出果实。”

写小说就像演戏

　　时间在张忌身上没有发挥线性作用，而是像一团成色不清的橡皮泥，来回揉搓。他三十多岁时迷上旧物，入手的第一个物件是童年在宁海乡下三合院里见过的格子窗。记忆中与居所有关的片段因当警察的父亲频繁的职务调动而难以连贯，三合院算是住得最久的地方，当年熟视无睹的环境在多年后回首，反倒生出了别样的感情;十几岁时便感兴趣的和尚群体，到他三十多岁时才转化成笔下的《出家》。
　　面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些本不刁钻的问题也难以为继。说起最新作品《南货店》的写作契机，他第一反应是，“一个小说你很难讲它具体萌发的时间是在哪里”（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更偏激地表达过类似想法：“如果小说家真的认为有趣的东西可以直截了当地进行讨论，那他们也许就不会成为小说家了”）;紧接着露出一副稍显圆滑的笑容，“当然了面对媒体，他可能需要有一个讲法。”
　　在这套屡试不爽的“讲法”里，触动他的开关源自爷爷的葬礼。亲人的离去令他恍惚，“我爷爷一辈子到八十几岁离开人间，他经历了一些什么，你一无所知”，随即联想到自身，“我再过两代，即便最亲的人可能也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样一回事了，很现实的，况且知道你是怎么样一回事也没多大意义。”在巨大的虚妄面前，他想“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写点这一类的东西”。 　　想到父亲曾是供销社的一员，张忌最终选择将南货店作为记录、缅怀父辈经历的切口。南货店形似后来的杂货店、小卖部，最早只卖南边的货，比如干荔枝干桂园等干果以及海货，后来由于物资紧缺，也就不再局限，“是东西就能卖”。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都由国家调配，因此供销社的人（也是《南货店》中的主角）在那个时候特别吃香，因为掌握了社会物资分配的权力。而南货店相当于供销社最底层的一个分支，其人员也听从供销社调动。
　　儿时的张忌将小小的南货店视作天堂，堆满了零食和从外地进货来的变形金刚，无异于“最美好的地方”。小孩们穿梭其间，为了看中的新商品暗自下决心攒钱;大人们则在一旁聊天，交流八卦。因此，在张忌心中，南货店代表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物资供应图景，更意味着“心目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
　　2017年他开始慢悠悠地动笔，前前后后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材料，找许多当地人采访或聊天，“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写小说就像演戏，就是说演员要演一个角色，其实是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角色氛围里，比如说我要演一个清代的人，肯定这段时间就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慢慢回到清代，然后等我有了清代人的感觉时才演。作家也是这样，你要描述那样一个跟你有距离的年代时，必须让自己进入这个角色，你眼前能看见当时的房子是怎么样的，路人穿的衣服是怎么样的，你才能把它写出来，如果你完全是现在一副打扮、一个建筑或者街道的话，你是写不出那种感觉的。”

　　小说本身也如同一个南货店，像货架一样存列着几十号人物。但他不慌不忙，坚持不打提纲，不事先剥丝抽茧地将人物关系厘清。往后接了电视剧编剧的工作，他依然这般作风，制作方要求他写分集大纲，他直接说写不了。对方不死心，他便和他们较劲，“我说你们设定好也没用，到时候我真正写起来肯定是不大一样的。因为你对人物有一个相处、理解、关怀的过程，你只有写进去，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人物间的关系也是在写的过程中慢慢建立，他们的坚固程度如何，才会导致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都是这样一点点生发出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工作理念想必会深得他心，其代表作《魔山》将近75万字，人物熙熙攘攘，时空跨度巨大，但托馬斯丝毫不赞成详细规划，“如果需要事先把一件苦差事的所有麻烦问题都想清楚……足以让人打寒战放弃。”张忌同样被这种保有陌生感的写作方式吸引，“你如果想得太清楚，枝枝叶叶都想清楚了，写作变成了一个纯技术活，你就没法干了。”

故乡的保护罩

　　在县城写作，也许缺乏同行的交流与鼓舞，但也摆脱了业内的准则与束缚。对这份只能由个人完成的工种而言，反而是一种成全。从题材到内容，《南货店》处处透露着张忌一意孤行的痕迹。为了利于叙述的展开，他大量使用了“馋痨”“水色”等让外地读者无法一眼意会的方言词汇;选择把南货店这样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事物作为书写主体，本身也是一种“叛逆”。他解释道，“写作还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写父辈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年龄是很有关系的，早十几年我30岁的时候就不会去写《南货店》这样的小说。但有些题材你不用去赶热闹，你看我写的东西其实跟现在的流行没什么关系，它只属于我个人。”
　　熟悉的故乡如同一个保护罩，允许这种个人写作的诞生。他从未吐露与文坛有关的野心，并坦承自己的性情偏软，“从小到大都很少会大声说话，一大声了就会心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在小说里也是这样，一写到强情节，我就会本能地不自然。我不喜欢争风头，也不愿意苟合，不会去迎奉什么，我觉得能尽量喜欢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守一些自己能守住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实生活中、写作中，都是这样。这可能跟我胆子比较小有关。比如我特别喜欢待在现在的这个叫宁海的地方，它只是一个县城，在整个中国的版图里，是特别渺小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城市尺寸其实是合适的。我每次去大的城市，都会觉得有一种慌张，感觉你是一片树叶，一阵风就会把你刮走，触碰不到温度。小地方就不一样，就像饭桌上说某人的一件八卦，大家都会会心一笑，因为就是那么大一个地方，就那么几个人，一说，几乎就都意会到了。我一个上海的朋友来宁海，我带他去逛古玩店，他就特别开心。”

　　上世纪90年代末，他去北京读大学，父亲一路护送，临行前特地找人借来麦德隆超市的会员卡，带儿子到宁波买点衣服。那趟旅程没能留下什么激动人心的回忆，长城太远没去，父子俩参观故宫，从前门直线走到后门，一个人买了一瓣用木签串起来的哈密瓜，吃了走了。
　　大学四年，“反正混呗”，时间都用来打牌和看书。多年后，他回想，北京给予他的最大帮助是大学期间买的两本盗版书，大致名为《中国有争议小说选集》，选了大量从80年代初的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它们和大江健三郎的书一起，形成了他对文学早期的认知。
　　2016年，他因被选入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班又来到北京，在春夏之际待了整整四个月。上了年纪，脾性越难适应陌生的气候和“与自己无关的”环境，往常一个冬天都用不完的润唇膏在北京半个月就用完了，他浑身不自在，只剩孤身在外的煎熬，凌晨四五点也难以入眠。
　　培训班一结束，他过分煽情地写完毕业感想，便如释重负，回到海边小镇。混圈子、涨名声的交际对他早已丧失吸引力，他宽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我肯定也希望有更多人来读我的作品，但是话退回来讲，如果没有，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写作最大的功能还是让我自己感到愉悦，这一部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我不能奢望太多。而且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文学，没有你听过名字的作家，写作就成了一件无人问津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肯定也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圈子，写作只是为取悦自己，这样反而显得纯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