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仍然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的初一同学。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同学都拒绝跟他玩，拒绝和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质上相距很远，但他总是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他背着一个蓝花布缝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塌着腰，不住地咳嗽，一副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也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没有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烦躁了。
　　大家都觉得他脏，嫌恶地对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常常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这个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就连几何这门被我们认为最头痛的课程，他学起来也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后的狂欢。
　　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连我自己都说不清了。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渴盼，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啊，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予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伤害，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之后那种绝望无助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他就背上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刻薄地指责他，对于这些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脸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得没有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有再找我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后他也没来，一连好几天也没能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
　　后来，他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以后就听到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刻，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禁不住哭了。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震醒的，仿佛只有死才换得来良心的发现。
　　
　　本栏目责编 杨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