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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被人誉为“千年译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经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进行了以下简要分析，旨在增加人们对于佛经翻译与译经的了解程度，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古代;佛经翻译;佛經译经;翻译理论;影响
前言：
佛经翻译是以佛经本为载体，通过对佛经本中的经文内容翻译，以达到传播佛经理念，福音惠及更多群众，以争取更多信仰佛经之人皈依佛门。佛经译经的方式无意识中促进了中国古代翻译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流传的翻译作品为战国时期的《越女求爱歌》，指最早被记载在册的翻译作品，但是，真正见过的人甚少，因此，《越女求爱歌》仅流于传说之中。
1佛经翻译
相关学者将中国翻译史总结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两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属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展开了对佛经翻译的热潮;其二，为明末清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外国很多作品开始流入中国古代，并且当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开始了对《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类书籍，自此开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书籍的翻译，并且掀起了影响不小的翻译热潮;“五四运动”前后属于中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翻译的主要内容为文史哲理等方面，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第四次高潮，而是近现代的翻译高潮被学者归纳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以及多元文化的流入，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可谓是如火如荼，不仅是名著文学著作的翻译，还有相关资源内容的翻译，不仅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更加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以及文化互通。无论从哪个时代开始划分，将翻译分为几个不同的高潮发展时期，佛经翻译就是三千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起到引导与基石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再到“五失本三不易”和“五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任东升认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追求文雅———信达并举三段式”。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论、译场等领域。本文聚焦于佛经翻译的译场制度与翻译程序的变革，分析译经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因素，以及它们对佛经翻译活动和译本的影响。
2翻译译场制度
2.1佛经翻译的科学性
与纯文学翻译不同，佛经翻译属于宗教翻译中的一种，而宗教翻译对于词汇、含义翻译的准确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在佛经翻译中更加注重对其内容直译的准确性，以宗教语言与丰富的文采吸引获得大量的信徒。因此对内容直译的准确性要求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风格，客观准确性在佛经等宗教翻译中尤为重要，翻译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进程。有人说翻译是一种艺术，但是，我们从文学上的翻译来看，文学翻译的科学性质更加突出，而艺术性体现却不强。而在自然科学的翻译中，则更加突出翻译的艺术性。浙江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曾经指出，翻译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佛教翻译因为受到了“宗教”客观准确性的要求，为了求得“真经”而锱铢必较。但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翻译中为了使佛教经文为我国古代人们所接受，迎合大众的喜好，需要以发挥佛教翻译的文学性，只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二者的结合，找到科学性、艺术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凸显出中国古代佛教翻译的特色，促进佛教教义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2.2译场制度的建立
译场是指古代佛教翻译机构中的一种，佛教译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私译→合译、小译场→大译场，翻译组织机构不断扩大，翻译工作分工也更加细致，对佛教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谨。在前秦时期，佛教翻译最早由私人组织承担，但是随着前秦时期对于佛教翻译重视度的提升，佛教翻译私人机构逐渐扩大，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翻译译场，释道安是中国古代佛教翻译译场制度建立中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朝廷的大力支持下，译场制度初步形成。释道安是最早组织官方译场的人，，自其师傅图澄离世后，释道安开始南下之路，在东晋襄阳城中居住了十五年，并且在襄阳建立的僧团制度，公开开展佛教传教活动，如《放光般若经》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释道安自此之后建立了首个官办佛教译场。这个译场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同时开展对佛教的翻译工作，并且在长安首个官办佛教译场中，由释道安带领共译出了14部183卷经文，而且大多数都是小乘经卷。
3佛教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所做出的贡献
3.1翻译理论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理论上的两个不同概念，在1995年由美国著名翻译学家提出，属于后殖民批评文化翻译观。“异化”翻译理论主张以作者为根本，以读者思想符合作者思想为主要翻译方向，追求源语言翻译内容的翻译方法使得佛教翻译策略生涩而别扭。而“归化”翻译理论则更加侧重于源语的本土化，翻译的主要方向以读者能够看懂并理解为根本目标，向读者靠拢的翻译理论下，翻译出来的佛教译经更加便于读者理解，但是这种翻译理论，往往会导致原文风格的缺失。“归化”的翻译风格与方法对于我国近现代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林纾在翻译中以“归化”翻译理论为主，更加注重语言翻译中的语言流利性，对于原文韵味以及风格上的保留方面则稍显不足。而我国古代与近现代的翻译学者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了解并不全面，甚至存在一些理解上的误差。如“异化”不等于“直译”，也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风格以及内容内涵的方式，以尽量保留原有文学风格与艺术性的基础上，以便于人们理解的方式翻译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格义”的方法，这种翻译理论属于比附中的一种，主要是将人们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佛教理论与中国古代黄老哲学思想进行融合，从异域佛学与黄老哲学之间的理论比附，以达到佛教理论传播的效果。据有关资料记录，释道安在佛教翻译早期与其他同门师兄弟以“格义”翻译理论为主，后来发现了“异化”翻译的特点，并且大力倡导“异化”在佛教经文翻译中的应用。而“归化”翻译理论因为其在思想观念上的特点，在对外来佛教宗教内容翻译上，翻译出来的作品更加便于国人理解，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增加了佛教信徒的数量。佛教翻译随着时代的进步，增加了人们对于佛教思想观念的了解，发现了佛教思想与我国的经典儒家思想之间的差异性，拒绝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混淆，因此，推进了中国翻译异化式翻译之路的发展。
3.2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对比
自从佛经翻译一开始，直译对意译的“质-文之争”一直都存在着。一方面，佛经是宗教而不是纯文学，对教义的准确翻译是宗教一大要求，因而重视准确性的直译为信徒僧众所重视。早期来汉地的安世高用直译加注释方式来翻译佛经，而稍后的支娄迦谶则采用直译加音译的译经方法。所谓“安-支之争”其实都是直译为主，附注稍有差异。另一方面，意译对宗教建设也并非没有作用，它会导致经本文学审美功能的增强，能够更加扩大读者与信众群。三国吴支谦便“颇从文丽”，支谦虽然是月氏族裔，但祖父已迁来汉语区域吴国，他生长于汉语环境中，文采不输当时社会名士，其著《法句经序》本来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精彩文章。他总结批评了早期翻译界的文-质之辩，提出自己好“文”从“雅”的主张，他的“会译”法也是对早期翻译方法的简单总结。后秦鸠摩罗什将“意译”法做的更好。他从小生长于双语环境，幼年便从母亲游历诸国至天竺学佛，后来他被吕光掳至凉州，学会并精通了汉语。401年被姚秦迎至长安开始译经，由于他精通多种外语和漢语，很快便能组织译场大规模译经。他曾经感慨翻译类同“嚼饭与人”而材料犹在却失其精神，梵汉文字殊异，既然不能保持格式不变，便一力倡导能表达原文精神内涵的意译。
3.3对“不可译”的探索
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认识具有时代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音译”翻译方法的运用在，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可译”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法虽然在佛教翻译中被应用过，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方法与完善的理念概念。在佛教翻译中，不同学者对于其翻译的可行性存在不同见解，如奈达在美国著名翻译家，他认为翻译在一定的情况下属于不可行范畴。而出现这种不可行现状的关键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异性，最终造就了翻译的“不可译”现象，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解决答案，属于翻译界中的难题。“音译”在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上的运用，创新了翻译的词汇与观念，扩大了汉文化的内涵，与早期的“文化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美国文化翻译代表韦努蒂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他提倡“异化”式翻译原则和方法而非“同化”于本国语，旨在从思想意识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和英美帝国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曾指出：“因为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学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著，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著。”=著与原著相互照耀才是好的翻译，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一味顺从目的语言，而要陌生化处理，异化式直译更为可取。
结语：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古代佛教翻译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译场制度的建立。以佛教翻译为起点，在中国掀起了多次翻译热潮，而翻译具有时代递进性，虽然不受到地域的显示，但是却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可译”现象。佛教翻译风格与方法上的不同，以及译场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当代翻译理论与翻译组织机构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找出了时代性的翻译特点以及翻译风格特点，使得中国翻译的风格独具特色，翻译组织机构向规模化发展，翻译理论上的逐渐完善促进了翻译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参考文献：
[1]论赞助人对佛经译场的影响——以玄奘译场为例[J].边立红，刘纲.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
[2]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典籍英译的启示[J].张生祥，吴燕华.中国科技翻译.2012（01）
[3]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翻译的影响[J].吴璇.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12）
[4]丝路长安，梦回大唐：唐代政府对佛经翻译及传播的影响[J].张焱，王巧宁，孟克玲，李枫.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5]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J].范晶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关键词：古代;佛经翻译;佛經译经;翻译理论;影响
前言：
佛经翻译是以佛经本为载体，通过对佛经本中的经文内容翻译，以达到传播佛经理念，福音惠及更多群众，以争取更多信仰佛经之人皈依佛门。佛经译经的方式无意识中促进了中国古代翻译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流传的翻译作品为战国时期的《越女求爱歌》，指最早被记载在册的翻译作品，但是，真正见过的人甚少，因此，《越女求爱歌》仅流于传说之中。
1佛经翻译
相关学者将中国翻译史总结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两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属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展开了对佛经翻译的热潮;其二，为明末清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外国很多作品开始流入中国古代，并且当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开始了对《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类书籍，自此开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书籍的翻译，并且掀起了影响不小的翻译热潮;“五四运动”前后属于中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翻译的主要内容为文史哲理等方面，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第四次高潮，而是近现代的翻译高潮被学者归纳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以及多元文化的流入，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可谓是如火如荼，不仅是名著文学著作的翻译，还有相关资源内容的翻译，不仅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更加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以及文化互通。无论从哪个时代开始划分，将翻译分为几个不同的高潮发展时期，佛经翻译就是三千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起到引导与基石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再到“五失本三不易”和“五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任东升认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追求文雅———信达并举三段式”。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论、译场等领域。本文聚焦于佛经翻译的译场制度与翻译程序的变革，分析译经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因素，以及它们对佛经翻译活动和译本的影响。
2翻译译场制度
2.1佛经翻译的科学性
与纯文学翻译不同，佛经翻译属于宗教翻译中的一种，而宗教翻译对于词汇、含义翻译的准确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在佛经翻译中更加注重对其内容直译的准确性，以宗教语言与丰富的文采吸引获得大量的信徒。因此对内容直译的准确性要求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风格，客观准确性在佛经等宗教翻译中尤为重要，翻译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进程。有人说翻译是一种艺术，但是，我们从文学上的翻译来看，文学翻译的科学性质更加突出，而艺术性体现却不强。而在自然科学的翻译中，则更加突出翻译的艺术性。浙江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曾经指出，翻译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佛教翻译因为受到了“宗教”客观准确性的要求，为了求得“真经”而锱铢必较。但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翻译中为了使佛教经文为我国古代人们所接受，迎合大众的喜好，需要以发挥佛教翻译的文学性，只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二者的结合，找到科学性、艺术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凸显出中国古代佛教翻译的特色，促进佛教教义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2.2译场制度的建立
译场是指古代佛教翻译机构中的一种，佛教译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私译→合译、小译场→大译场，翻译组织机构不断扩大，翻译工作分工也更加细致，对佛教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谨。在前秦时期，佛教翻译最早由私人组织承担，但是随着前秦时期对于佛教翻译重视度的提升，佛教翻译私人机构逐渐扩大，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翻译译场，释道安是中国古代佛教翻译译场制度建立中的代表人物，在当时朝廷的大力支持下，译场制度初步形成。释道安是最早组织官方译场的人，，自其师傅图澄离世后，释道安开始南下之路，在东晋襄阳城中居住了十五年，并且在襄阳建立的僧团制度，公开开展佛教传教活动，如《放光般若经》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释道安自此之后建立了首个官办佛教译场。这个译场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同时开展对佛教的翻译工作，并且在长安首个官办佛教译场中，由释道安带领共译出了14部183卷经文，而且大多数都是小乘经卷。
3佛教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所做出的贡献
3.1翻译理论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理论上的两个不同概念，在1995年由美国著名翻译学家提出，属于后殖民批评文化翻译观。“异化”翻译理论主张以作者为根本，以读者思想符合作者思想为主要翻译方向，追求源语言翻译内容的翻译方法使得佛教翻译策略生涩而别扭。而“归化”翻译理论则更加侧重于源语的本土化，翻译的主要方向以读者能够看懂并理解为根本目标，向读者靠拢的翻译理论下，翻译出来的佛教译经更加便于读者理解，但是这种翻译理论，往往会导致原文风格的缺失。“归化”的翻译风格与方法对于我国近现代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林纾在翻译中以“归化”翻译理论为主，更加注重语言翻译中的语言流利性，对于原文韵味以及风格上的保留方面则稍显不足。而我国古代与近现代的翻译学者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了解并不全面，甚至存在一些理解上的误差。如“异化”不等于“直译”，也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风格以及内容内涵的方式，以尽量保留原有文学风格与艺术性的基础上，以便于人们理解的方式翻译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格义”的方法，这种翻译理论属于比附中的一种，主要是将人们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佛教理论与中国古代黄老哲学思想进行融合，从异域佛学与黄老哲学之间的理论比附，以达到佛教理论传播的效果。据有关资料记录，释道安在佛教翻译早期与其他同门师兄弟以“格义”翻译理论为主，后来发现了“异化”翻译的特点，并且大力倡导“异化”在佛教经文翻译中的应用。而“归化”翻译理论因为其在思想观念上的特点，在对外来佛教宗教内容翻译上，翻译出来的作品更加便于国人理解，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增加了佛教信徒的数量。佛教翻译随着时代的进步，增加了人们对于佛教思想观念的了解，发现了佛教思想与我国的经典儒家思想之间的差异性，拒绝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混淆，因此，推进了中国翻译异化式翻译之路的发展。
3.2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对比
自从佛经翻译一开始，直译对意译的“质-文之争”一直都存在着。一方面，佛经是宗教而不是纯文学，对教义的准确翻译是宗教一大要求，因而重视准确性的直译为信徒僧众所重视。早期来汉地的安世高用直译加注释方式来翻译佛经，而稍后的支娄迦谶则采用直译加音译的译经方法。所谓“安-支之争”其实都是直译为主，附注稍有差异。另一方面，意译对宗教建设也并非没有作用，它会导致经本文学审美功能的增强，能够更加扩大读者与信众群。三国吴支谦便“颇从文丽”，支谦虽然是月氏族裔，但祖父已迁来汉语区域吴国，他生长于汉语环境中，文采不输当时社会名士，其著《法句经序》本来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精彩文章。他总结批评了早期翻译界的文-质之辩，提出自己好“文”从“雅”的主张，他的“会译”法也是对早期翻译方法的简单总结。后秦鸠摩罗什将“意译”法做的更好。他从小生长于双语环境，幼年便从母亲游历诸国至天竺学佛，后来他被吕光掳至凉州，学会并精通了汉语。401年被姚秦迎至长安开始译经，由于他精通多种外语和漢语，很快便能组织译场大规模译经。他曾经感慨翻译类同“嚼饭与人”而材料犹在却失其精神，梵汉文字殊异，既然不能保持格式不变，便一力倡导能表达原文精神内涵的意译。
3.3对“不可译”的探索
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认识具有时代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音译”翻译方法的运用在，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可译”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法虽然在佛教翻译中被应用过，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方法与完善的理念概念。在佛教翻译中，不同学者对于其翻译的可行性存在不同见解，如奈达在美国著名翻译家，他认为翻译在一定的情况下属于不可行范畴。而出现这种不可行现状的关键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异性，最终造就了翻译的“不可译”现象，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解决答案，属于翻译界中的难题。“音译”在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上的运用，创新了翻译的词汇与观念，扩大了汉文化的内涵，与早期的“文化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美国文化翻译代表韦努蒂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他提倡“异化”式翻译原则和方法而非“同化”于本国语，旨在从思想意识上反对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和英美帝国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曾指出：“因为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学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著，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著。”=著与原著相互照耀才是好的翻译，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一味顺从目的语言，而要陌生化处理，异化式直译更为可取。
结语：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古代佛教翻译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译场制度的建立。以佛教翻译为起点，在中国掀起了多次翻译热潮，而翻译具有时代递进性，虽然不受到地域的显示，但是却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可译”现象。佛教翻译风格与方法上的不同，以及译场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当代翻译理论与翻译组织机构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找出了时代性的翻译特点以及翻译风格特点，使得中国翻译的风格独具特色，翻译组织机构向规模化发展，翻译理论上的逐渐完善促进了翻译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参考文献：
[1]论赞助人对佛经译场的影响——以玄奘译场为例[J].边立红，刘纲.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
[2]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制度对典籍英译的启示[J].张生祥，吴燕华.中国科技翻译.2012（01）
[3]中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翻译的影响[J].吴璇.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12）
[4]丝路长安，梦回大唐：唐代政府对佛经翻译及传播的影响[J].张焱，王巧宁，孟克玲，李枫.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5]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J].范晶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