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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并因此被称为“邪教”而完全暴露于聚光灯之下。时光流逝，转眼已过去20年，这一事件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痛依然刻骨铭心，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如日本学者岛田裕巳所说，经过了20年的岁月，日本社会终于开始冷静地重新看待奥姆真理教现象。
日本社会之痛：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1995年3月20日上午八点左右的上班高峰时间，数名奥姆真理教成员将装有“沙林”混合液的尼龙聚乙烯袋子放置在东京日比谷、丸之内、千代田三条地铁线的地铁车厢内，随后用事先打磨过的雨伞的伞尖将尼龙袋捅破，而后畏罪潜逃。该事件造成日本国会周围的数条地铁主干线当天被迫关闭，20多个地铁站受到影响，东京交通一时陷入混乱之中。而散发在列车车箱和车站内的沙林毒气造成十余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给刚刚经历了阪神大地震伤痛的日本社会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立刻封锁了位于富士山脚下的奥姆真理教总部并展开调查，逐渐确定了其与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关系。麻原彰晃、横山真人等事件的直接策划实施者被判处死刑；2012年6月，外逃17年之久的菊池直子、高桥克也终于先后被抓，奥姆真理教事件的特别通缉犯至此全部落网。
日本现代化之“殇”：奥姆真理教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宗教热，涌现出了许多小型教团，其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日本学术界将之称作“新新宗教”，奥姆真理教就是其中之一。“新新宗教”是相对战后出现的“新宗教”而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日本大力推进工业化，资本迅速集中，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国民生活差距逐步拉大，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他们既与原来农村社团脱节，又在城市孤立无援。于是一些新兴教派迅速发展起来，声称要以现世主义的说教来“拯救”因“贫、病、争”（贫穷、疾病、家庭和职场争斗）而受苦的人们。可以说“新宗教”具有强烈的现世取向性特征。然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期作为入教诱因的“贫、病、争”三要素退居后位，信教的主要目的也随之从安全欲、保护欲上升到“开发自我、尊重自我和实现自我”的层次。金钱支配下的权欲、物欲、人情的冷漠以及社会的激烈竞争，宛如一张庞大无形的网，迫使人们从宗教中寻求支撑失重人生的精神力量。
奥姆真理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典型的“新新宗教”，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相比现世人际关系中的幸福，更加关注自我的意识状态，专注于自我身心的修行，具有内向性。二是入教者中年轻人居多，知识分子占比较高，甚至不少高科技领域的工作者也加入其中，构成教团的智力群体。三是极为重视对超自然灵力的信仰。四是具有明显的小团体性和闭塞倾向，活动舞台只限于特定范围。五是灵活运用夺人耳目的广告宣传和媒体进行自我宣传。六是强调末世观和世界危机。七是强调教祖崇拜，攻击批判其他宗教。
奥姆真理教对现代社会中的合理主义和科学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上虽然已很富足，但在精神上却颇为荒芜，所以人们应该反思现代社会，建立与现代社会的幸福观以及对自然欲望的追求相抗衡的新范式。与乐天的“新宗教”相比，奥姆真理教属于悲观的教派。在其看来，现今的世界因为物欲横流而出现了各种浪费，环境遭到破坏，政治、道德规范受到严重挑战，人类终将迎来一场大的灾难。这个大灾难是以科学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更加进步的精神上的理想世界即将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诞生。奥姆真理教在建立初期，对于毁灭性的至福千年是比较乐观的，主张通过精神上的修炼和麻原教祖的指导，拯救人类，实现千年王国。但是，随着20世纪末的日益临近，麻原日益悲观，逐渐形成了灾害不可避免、人类必将灭亡、最终只有那些经历过奥姆真理教长期修行的信徒才能得以幸存的预言。奥姆真理教脱离物质主义进行禁欲修行的主张吸引了不少不满日本社会的物质主义和严酷竞争机制、感觉自己理想已经破灭的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加入这个“给人提供了超乎想象的满足感”的宗教团体。
20年后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反思
奥姆真理教事件打破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神话，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重新构建“信赖社会”。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此后经济一直长期萧条，人们似乎丧失了“明天会比今天好”的信念，从崇尚消费的浮躁状态转变为保守的生活状态。然而，相比经济低迷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影响似乎更加深刻。它使人们担忧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坐在旁边的普通市民或许就是疯狂的杀人犯，一直以来牢固不破的信赖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
山岸俊男在《从安心社会到信赖社会》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随着现代化的实现，人们一直在同质性很强的集团中生活，不确定性已被人们忘却。一旦连续发生灾祸，社会的复杂性就会被认知，“安心社会”自然会崩溃。宗教学者岛田裕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姆真理教的抬头是在战后日本社会共同体的逐渐崩溃中出现的。因为共同体的崩溃，人们被迫开始直面复杂的现实社会，不能够忍受其重荷的灵魂不得不寻求救助，获取安心感。奥姆真理教就成了这些“迷茫灵魂”的归宿。那些提心吊胆不想失去安心感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们却亲手制造沙林毒气事件，使整个日本的安心社会轰然倒塌，可悲可叹。实际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在没有他者存在的集团中追求安心的极端事件。因为在日本这个宣扬同质性的社会中，越是追求安心，就越会将“他者”从自己的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伤害他们。而这种社会不是理想的安心社会，也不是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目标。岛田裕巳认为，日本社会应该寻求与他者共生之道，虽然这条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但即便如此，也要义无反顾地走这条道路，不要期望没有他者之安心的永在，而要用我们的双手构筑相互信赖的社会。 奥姆真理教事件同时促使人们对日本社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进行反思。据统计，1995年奥姆真理教拥有信徒约一万人，其中出家修行者1100余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47.5%，可谓奥姆真理教信徒的主力。可以说，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今日本年轻人的贫困化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深刻了。当今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支撑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社会似乎正在崩溃。有学者将日本目前的社会状态称为“格差社会”，而学者大前研一则称之为“M型社会”。所谓的“M型社会”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并且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大部分人则向下降为社会的中下层，如同M型一般。除了极少数像活力门公司前社长堀江贵文和“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等年轻新贵之外，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成为“低层阶层”和“下流阶层”的“重镇”。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标志的传统雇用体制的瓦解加深了年轻正式员工对自己职位升迁、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等的不安。对于那些非正式员工和“NEET”族（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的一类社会族群，其名称取自英文“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编者注）来说，虽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正式职员充裕，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沉迷于上网、玩电脑游戏、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或流连于游戏厅，懒散的生活方式似乎成为这群年轻人的特征。
就像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人三浦展所说，这群人“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04年所做《关于安全和安心意识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20多岁的年轻人中一半以上（51.0%）的人表示因为“看不到将来”而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物质上的贫困未必让人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心理上的贫困却是一种真正的贫困。
奥姆真理教事件促使日本人深刻地思索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认为，在日本社会从来没有一神教意义上的神灵。所以，也就没有那种在神灵面前能够深切感受到的“罪意识”，也不会在受到别人批评时，有着坚持“这是我的信仰”的内在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日本社会是没有“伦理”的社会。代替伦理的是别人的眼光，自己所属共同体成员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可以将这种来自共同体评价的“外在确定性”称为“道德”。良心这种抽象的观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将神灵的评价视为第一位的“伦理”型和将共同体的评价视为第一位的“道德”型。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具有地缘、血缘共同体特征的村落共同体的崩溃，曾经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的母体”消失了。其结果就出现了“在没有伦理的社会，在道德的母体消失之时，我们的良心归于何处”的问题。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这一表现尤甚。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吉本隆明认为，奥姆真理教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该教要求出家人完全放弃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对私有财产、家庭生活和吃饭住居都有严格限制，信徒们在山梨县西八代郡上九一色村的宗教设施中过着与世隔绝的严酷的修行生活，全部生活都被纳入到信仰体系之中。奥姆真理教构筑出了一个“崇高的内部”与“邪恶的外部”的对立图式。而如山本七平在《“气氛”的研究》一书中所说，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具有集团性，容易受到“气氛”的左右。在奥姆真理教这种封闭的共同体内，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容易受到教团“气氛”影响，而教团“气氛”又极易受到教祖意志的左右。这也是为什么奥姆真理教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奥姆真理教问题也促使日本人对宗教管理问题进行反思。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在日本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呼声：有必要对宗教团体的活动进行彻底调查，特别是它们的资金运用情况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国家要对宗教进行监视。但也有人认为战后的《宗教法人法》正是因为战前有过国家弹压宗教的历史，为保护宗教团体、避免国家介入而制定的，不应该轻易修改。然而，为了有效打击奥姆真理教，这个修改案在1995年12月还是得到了通过。1996年7月日本公安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依照《破坏活动防止法》宣布“奥姆真理教”为非法组织。然而1997年1月，司法部门又认为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奥姆真理教对社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实际上又默认了奥姆真理教继续存在的合法性。1998年12月底，日本法务省公共调查厅在向政府提交的一份有关奥姆真理教的报告中指出，以麻原的三女儿为首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企图利用新的手段和途径大力开展传教活动。这一报告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各地居民强烈呼吁政府彻底取缔该教。在这种压力下，第二年年底，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过去引起过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法案》和《救济受害者法案》，旨在搞清奥姆真理教的实际情况，限制它的活动。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00年2月，奥姆真理教改头换面，以名为“Aleph”的宗教组织的面目出现，继续传教。2007年主张“脱麻原”路线的作为教团“正大师”的上祐史浩宣布脱离“Aleph”，成立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光之轮”。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影响至今犹在。
总之，就如日本学者竹冈俊树所说，奥姆真理教事件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对现今的日本社会仍有影响。它以血淋漓的事实为日本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道德伦理建设、年轻人问题以及宗教管理问题等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契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本社会之痛：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1995年3月20日上午八点左右的上班高峰时间，数名奥姆真理教成员将装有“沙林”混合液的尼龙聚乙烯袋子放置在东京日比谷、丸之内、千代田三条地铁线的地铁车厢内，随后用事先打磨过的雨伞的伞尖将尼龙袋捅破，而后畏罪潜逃。该事件造成日本国会周围的数条地铁主干线当天被迫关闭，20多个地铁站受到影响，东京交通一时陷入混乱之中。而散发在列车车箱和车站内的沙林毒气造成十余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给刚刚经历了阪神大地震伤痛的日本社会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立刻封锁了位于富士山脚下的奥姆真理教总部并展开调查，逐渐确定了其与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关系。麻原彰晃、横山真人等事件的直接策划实施者被判处死刑；2012年6月，外逃17年之久的菊池直子、高桥克也终于先后被抓，奥姆真理教事件的特别通缉犯至此全部落网。
日本现代化之“殇”：奥姆真理教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宗教热，涌现出了许多小型教团，其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日本学术界将之称作“新新宗教”，奥姆真理教就是其中之一。“新新宗教”是相对战后出现的“新宗教”而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日本大力推进工业化，资本迅速集中，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国民生活差距逐步拉大，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他们既与原来农村社团脱节，又在城市孤立无援。于是一些新兴教派迅速发展起来，声称要以现世主义的说教来“拯救”因“贫、病、争”（贫穷、疾病、家庭和职场争斗）而受苦的人们。可以说“新宗教”具有强烈的现世取向性特征。然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期作为入教诱因的“贫、病、争”三要素退居后位，信教的主要目的也随之从安全欲、保护欲上升到“开发自我、尊重自我和实现自我”的层次。金钱支配下的权欲、物欲、人情的冷漠以及社会的激烈竞争，宛如一张庞大无形的网，迫使人们从宗教中寻求支撑失重人生的精神力量。
奥姆真理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典型的“新新宗教”，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相比现世人际关系中的幸福，更加关注自我的意识状态，专注于自我身心的修行，具有内向性。二是入教者中年轻人居多，知识分子占比较高，甚至不少高科技领域的工作者也加入其中，构成教团的智力群体。三是极为重视对超自然灵力的信仰。四是具有明显的小团体性和闭塞倾向，活动舞台只限于特定范围。五是灵活运用夺人耳目的广告宣传和媒体进行自我宣传。六是强调末世观和世界危机。七是强调教祖崇拜，攻击批判其他宗教。
奥姆真理教对现代社会中的合理主义和科学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上虽然已很富足，但在精神上却颇为荒芜，所以人们应该反思现代社会，建立与现代社会的幸福观以及对自然欲望的追求相抗衡的新范式。与乐天的“新宗教”相比，奥姆真理教属于悲观的教派。在其看来，现今的世界因为物欲横流而出现了各种浪费，环境遭到破坏，政治、道德规范受到严重挑战，人类终将迎来一场大的灾难。这个大灾难是以科学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更加进步的精神上的理想世界即将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诞生。奥姆真理教在建立初期，对于毁灭性的至福千年是比较乐观的，主张通过精神上的修炼和麻原教祖的指导，拯救人类，实现千年王国。但是，随着20世纪末的日益临近，麻原日益悲观，逐渐形成了灾害不可避免、人类必将灭亡、最终只有那些经历过奥姆真理教长期修行的信徒才能得以幸存的预言。奥姆真理教脱离物质主义进行禁欲修行的主张吸引了不少不满日本社会的物质主义和严酷竞争机制、感觉自己理想已经破灭的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加入这个“给人提供了超乎想象的满足感”的宗教团体。
20年后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反思
奥姆真理教事件打破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神话，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重新构建“信赖社会”。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此后经济一直长期萧条，人们似乎丧失了“明天会比今天好”的信念，从崇尚消费的浮躁状态转变为保守的生活状态。然而，相比经济低迷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影响似乎更加深刻。它使人们担忧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坐在旁边的普通市民或许就是疯狂的杀人犯，一直以来牢固不破的信赖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
山岸俊男在《从安心社会到信赖社会》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随着现代化的实现，人们一直在同质性很强的集团中生活，不确定性已被人们忘却。一旦连续发生灾祸，社会的复杂性就会被认知，“安心社会”自然会崩溃。宗教学者岛田裕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姆真理教的抬头是在战后日本社会共同体的逐渐崩溃中出现的。因为共同体的崩溃，人们被迫开始直面复杂的现实社会，不能够忍受其重荷的灵魂不得不寻求救助，获取安心感。奥姆真理教就成了这些“迷茫灵魂”的归宿。那些提心吊胆不想失去安心感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们却亲手制造沙林毒气事件，使整个日本的安心社会轰然倒塌，可悲可叹。实际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在没有他者存在的集团中追求安心的极端事件。因为在日本这个宣扬同质性的社会中，越是追求安心，就越会将“他者”从自己的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伤害他们。而这种社会不是理想的安心社会，也不是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目标。岛田裕巳认为，日本社会应该寻求与他者共生之道，虽然这条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但即便如此，也要义无反顾地走这条道路，不要期望没有他者之安心的永在，而要用我们的双手构筑相互信赖的社会。 奥姆真理教事件同时促使人们对日本社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进行反思。据统计，1995年奥姆真理教拥有信徒约一万人，其中出家修行者1100余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47.5%，可谓奥姆真理教信徒的主力。可以说，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今日本年轻人的贫困化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深刻了。当今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支撑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社会似乎正在崩溃。有学者将日本目前的社会状态称为“格差社会”，而学者大前研一则称之为“M型社会”。所谓的“M型社会”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并且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大部分人则向下降为社会的中下层，如同M型一般。除了极少数像活力门公司前社长堀江贵文和“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等年轻新贵之外，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成为“低层阶层”和“下流阶层”的“重镇”。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标志的传统雇用体制的瓦解加深了年轻正式员工对自己职位升迁、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等的不安。对于那些非正式员工和“NEET”族（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的一类社会族群，其名称取自英文“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编者注）来说，虽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正式职员充裕，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沉迷于上网、玩电脑游戏、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或流连于游戏厅，懒散的生活方式似乎成为这群年轻人的特征。
就像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人三浦展所说，这群人“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04年所做《关于安全和安心意识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20多岁的年轻人中一半以上（51.0%）的人表示因为“看不到将来”而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物质上的贫困未必让人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心理上的贫困却是一种真正的贫困。
奥姆真理教事件促使日本人深刻地思索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认为，在日本社会从来没有一神教意义上的神灵。所以，也就没有那种在神灵面前能够深切感受到的“罪意识”，也不会在受到别人批评时，有着坚持“这是我的信仰”的内在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日本社会是没有“伦理”的社会。代替伦理的是别人的眼光，自己所属共同体成员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可以将这种来自共同体评价的“外在确定性”称为“道德”。良心这种抽象的观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将神灵的评价视为第一位的“伦理”型和将共同体的评价视为第一位的“道德”型。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具有地缘、血缘共同体特征的村落共同体的崩溃，曾经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的母体”消失了。其结果就出现了“在没有伦理的社会，在道德的母体消失之时，我们的良心归于何处”的问题。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这一表现尤甚。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吉本隆明认为，奥姆真理教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该教要求出家人完全放弃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对私有财产、家庭生活和吃饭住居都有严格限制，信徒们在山梨县西八代郡上九一色村的宗教设施中过着与世隔绝的严酷的修行生活，全部生活都被纳入到信仰体系之中。奥姆真理教构筑出了一个“崇高的内部”与“邪恶的外部”的对立图式。而如山本七平在《“气氛”的研究》一书中所说，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具有集团性，容易受到“气氛”的左右。在奥姆真理教这种封闭的共同体内，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容易受到教团“气氛”影响，而教团“气氛”又极易受到教祖意志的左右。这也是为什么奥姆真理教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奥姆真理教问题也促使日本人对宗教管理问题进行反思。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在日本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呼声：有必要对宗教团体的活动进行彻底调查，特别是它们的资金运用情况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国家要对宗教进行监视。但也有人认为战后的《宗教法人法》正是因为战前有过国家弹压宗教的历史，为保护宗教团体、避免国家介入而制定的，不应该轻易修改。然而，为了有效打击奥姆真理教，这个修改案在1995年12月还是得到了通过。1996年7月日本公安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依照《破坏活动防止法》宣布“奥姆真理教”为非法组织。然而1997年1月，司法部门又认为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奥姆真理教对社会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实际上又默认了奥姆真理教继续存在的合法性。1998年12月底，日本法务省公共调查厅在向政府提交的一份有关奥姆真理教的报告中指出，以麻原的三女儿为首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企图利用新的手段和途径大力开展传教活动。这一报告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各地居民强烈呼吁政府彻底取缔该教。在这种压力下，第二年年底，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过去引起过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法案》和《救济受害者法案》，旨在搞清奥姆真理教的实际情况，限制它的活动。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00年2月，奥姆真理教改头换面，以名为“Aleph”的宗教组织的面目出现，继续传教。2007年主张“脱麻原”路线的作为教团“正大师”的上祐史浩宣布脱离“Aleph”，成立一个新的宗教团体“光之轮”。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影响至今犹在。
总之，就如日本学者竹冈俊树所说，奥姆真理教事件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对现今的日本社会仍有影响。它以血淋漓的事实为日本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道德伦理建设、年轻人问题以及宗教管理问题等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契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