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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廷龟在其第二、三次出使中国时，创作了三篇中国山水游记，分别是《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和《游医巫闾山记》。这三篇游记的视角各不相同，《游千山记》重在写文化，《游角山寺记》重在写地势，而《游医巫闾山记》则重在写景。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国人审视中国东北山水的全新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同时，这三篇游记也体现了李延龟亲近自然山水，热爱祖国，珍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重视东北山水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及朴素的文体意识等审美意蕴。
[关键词]李延龟；中国山水游记；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13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0025-07
中朝两国古代文人在交游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诗文，但是却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比如，“朝天录”、“燕行录”等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关于山水的文字，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朝天录”和“燕行录”是指记述朝鲜朝赴明或赴清使臣在沿途之中以及明朝或清朝京师所见所闻的诗文集的总称，属于纪行文学的范畴。其中的山水文字，或是没有独立成篇，或是缺少游踪、景观和情感中的一种，显然不属于山水游记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具有一定文体意识的赴华使臣也没有将其沿途之中创作的山水游记收录到他们的“朝天录”或者“燕行录”之中，而是收录在他们文集中的“记”体文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廷龟所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虽然只有数量很少的三篇，但是无论就其文体意义而言，还是文学价值而言，都显得弥足珍贵。另外，虽是描写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山水，但是作为朝鲜朝出使明朝的使臣，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国人审视中国东北山水的全新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
一、山水游记的描写对象与叙事结构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徵，号月沙。朝鲜朝宣祖朝登第，官至左丞相，谥号文忠。李廷龟曾以戊戌奏文而名闻天下。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一）》记载：“廷龟气度英爽，见识通明，平生无疾言遽色，常持大礼，专务包容。为文章，虽高文大册，操笔立成，似不经意而出，辄脍炙人口。盖其天才敏捷，人所不及。”作为朝鲜朝中期的官员，李廷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大事，其中包括对朝鲜朝影响深远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等。李廷龟文采出众，这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另外，他还作为使臣曾多次前往中国，并留下了三篇关于中国山水的游记作品，分别是《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和《游医巫闾山记》。
朝鲜朝使臣出使明朝的路线一般比较固定，特别是1388年明朝接管了元朝统辖的大部分领土，还建立了铁岭卫，从而使得辽东的大部分土地都划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这为朝鲜朝使臣从陆路进入明朝打通了道路。明成祖迁都燕京之后，朝鲜朝使臣的路线更加便捷，他们一般是在进入明朝境内之后，从九连城一路北上到达辽东城，然后由辽东城出发，经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等馆驿而入山海关，再经抚宁、石门、渔阳、三河等地进入燕京。李廷龟所写中国山水游记的对象，即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位于其进入燕京的途中，当然并不是正好在所经之地，但是即使有偏差也不是很远，并证明了这三处景致对于李廷龟的吸引力。同时，李廷龟将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作为其山水游记的描写对象并不是突兀之思，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景色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韩国古代文人使华创作的传统。如李廷龟之前的崔宪在其《朝天日录》中就有关于千山和医巫闾山的文章，这些文章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但是却会对李廷龟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产生影响。
《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和《游医巫闾山记》同是游览中国东北山川的游记，其叙事结构大体相同，即先是交代时间，然后游览的主体（包括作者及朋友），最后则是游程并夹杂着对于山水景色的描绘，其情感是在行文之中自然流落，没有刻意进行表现，读者在其所描绘的景色之中自然能感受到作者情感的起伏跌宕。总结起来，李廷龟有关中国山水游记的叙事结构是：时间→游览主体→游程→景色描写→情感表现。同时，李廷龟非常善于营造氛围，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使之不知不觉中跟随着作者的思路与情感变化，这一点在上述三篇游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李廷龟每一篇山水游记的视角、构思及描写手法又各有千秋：《游千山记》重在写文化，《游角山寺记》重在写地势，而《游医巫闾山记》则重在写景色。而视角的转换也意味着情感基调的变化，《游千山记》的厚重，《游角山寺记》的沉郁，《游医巫闾山记》的轻快都是我们在阅读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视点的切换不仅使其游记本身富于变化，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
二、山水游记的审美意蕴
自古以来，辽东乃苦寒之地，不比江南烟雨，也没有泰山、庐山的文化底蕴，所以能名闻海内外者甚少，但是却不乏美丽的景致。这在朝鲜朝的很多使行文学中都可以发现。
李廷龟的关于中国山水的三篇游记是在不同出使时间创作的，其中《游角山寺记》和《游千山记》创作于1604年，而《游医巫闾山记》则创作于1617年。虽是如此，但是李廷龟对于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的游览却不是一时之兴，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这一点在《游千山记》中表现出来：
人之局束生偏邦者，率以朝天为壮游。余于戊戌冬，奉奏朝京。时年尚少，凡所历，必恣意探讨。其鹤野之大、长城之壮、望海亭之高爽、采薇祠之清绝、潞河之帆樯、天坛之环丽，以至都邑之雄固、士马之精强、宫庙之尊严、省署之弘敞、市廛之繁华、镇堡之棋布、榆关、北平、柴市、金台之古迹，皆壮观也。乃若奇山秀水，则无可记者。闻千山在辽阳西，医巫闾在广宁北，角山寺在山海关城曲之最高顶，俱称奇绝。
这段文字虽然是《游千山记》中的第一段，但是其中包含的意义却非常丰富。“人之局束生偏邦者，率以朝天为壮游”一句实际上是写他以及很多朝鲜古代文人，包括作者自己首次出使中国的心理。在很多朝鲜古代文人看来，能代表朝廷出使中国不仅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巨大提升，同时还可以增长见识，加强与中国文人的交流。此外，文中还交代了李廷龟第一次出使明朝的情况。“戊戌”是指明朝的万历戊戌年，即1598年。李廷龟在他的《戊戌朝天录》中对于他的第一次出使明朝的目的有着明确的交代： 万历戊戌，天朝经理杨镐新奏岛山之捷，被参于赞画丁应泰，革任西还。宣庙上奏保留经理，应泰移怒于本国，构捏参奏，恶名狼藉。宣庙闭合待罪，逾月不视事。朝廷将差出辨诬使，必以相臣为上价，弼云李公恒福以兵曹判书，升拜右议政，为陈奏上使。余以参知，特命加资为副使。黄汝一为书状官。
结合这段序文来看，李廷龟在1598年是以“参知”的身份担任着“副使”的职务出使明朝的。因为负有“辨诬”的紧急使命，以致行色匆匆，没有对中国的山水进行具体游览，但是却使李廷龟对于中国及其山水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为以后游山赏水、创作山水游记打下了基础。同时，《游千山记》的开头部分表面上看是写作者出使中国所见到的种种景致，但实际上却为后面的文章做了铺垫，勾起了读者极大的好奇心，也使得我们对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的美丽景色充满了期待。而我们在为作者没有看到中国的奇山异水而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产生了仔细探究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景色的兴趣。同时，这段文字虽是《游千山记》中第一段文字，但是更应该视为李廷龟创作的三篇关于中国山水游记的总序文，因为它不仅写了对于游千山的期待，还写了对于游医巫闾山和游角山寺的期待，从而为游览三地打下了心理和情感基础。
（一）与自然山水的亲融
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不正位于“使华”的路线上，只有作者本身对于美丽自然山水的亲近才使得他能够克服路途上的障碍。同时，李廷龟三次出使中国，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见识自是极为丰富，正如其在上文中所写的“鹤野之大、长城之壮、望海亭之高爽……市廛之繁华、镇堡之棋布、榆关、北平、柴市、金台之古迹，皆壮观也”。但是这些地方却都是人力所为，其中虽表现了中国的繁华，却难免浮世的嘈杂，缺少自然山水的独有情致及其所带来的心情愉悦，所以李廷龟说“乃若奇山秀水，则无可记者。”实际上，不是“无可记”，而是不想记，表现了李廷龟对于人为景观的天然抗拒心理和对于自然山水的亲近，也说明了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对于作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李廷龟对于自然山水的亲近心理不仅表现在这些言辞之中，更表现在其游山记水前的准备和过程中，如李廷龟在《游千山记》中写道：
岁甲辰，又有奉奏行到辽。得一秀才，探千山道里，遂不与译辈谋，厚遗骡主与之约。自八里站，迤南行五十余里，夕投山下村宿。副价闵伯春，书状官李叔平从。
作者在交代了对于游千山的期待和之前无法游千山的原因之后，笔锋一转，写道“岁甲辰，又有奉奏行到辽”，时间的跨度虽然较大，但是却没有给读者生硬之感。“甲辰”是指万历甲辰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有奉奏行到辽”则说明此次来到中国的原因。而李廷龟的“不与译辈谋”，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游山的不必要的障碍，使游览更加顺利、自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游览千山的急切心理。同时还交代了游览的同行之人和进入千山的道路，使我们对他们的游程一目了然。
《游医巫闾山记》更是直接描写游赏美丽的自然山水所带给作者的愉悦心理：
丙辰之冬，余三赴京师，沿途诸胜，皆昔年所饫观。独医巫闾，是北镇名山，常有意一见。而余老矣，倦于行役，时又苦寒，不果焉。
“丙辰之冬”，即1616年冬天，这一年李廷龟已经53岁，也是他第三次出使中国。年龄大了，心情难免有些疏懒。对于医巫闾山的景致，李廷龟虽早闻其名，也有一游之心，但是因为“余老矣，倦于行役，时又苦寒”，所以李廷龟虽是经过医巫闾山，却没有去游览。而当他完成了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并在回国时行经辽东旧地时，即使当时“病不偕行”，也没有抵挡住美丽的医巫闾山的吸引。
时余久苦泄痢，从者迭谏不听，副价柳老泉，病不偕行。书状官张自好暨从者七人随，穿市出城。行十余里，密树荫路，平绿被野，清晨倚骡坐，意爽然忽觉沈？去体。过一岭得灵宫，云是北镇庙，即余戊戌年与弼云相国游赏之处，有叙若诗，隔陇多棹楔，丹碧隐映，皆城中巨室之别墅云。又行五里许，始望见群峰束立，无不造天，过溪迷路，傅秀才驻马逡巡。山下有村如桃源，俄有人骑牛出洞来，颐指入山路，远远投村去，小庵寄在峭峰上，奇绝如画，即小观音窟也。立马凝望，不忍失之，涉两溪折而北上，有大峰突兀撑空，全石陡绝，飞阁在其半壁。
医巫间山的文化积淀浑厚，但是显然李廷龟更注重其自然景致。游山可以开阔心胸，陶冶性情。李廷龟的“沈？去体”当然有出使中国的使命完成后所产生的心理轻松的原因，但是更直接的诱因却是美丽的自然山水及其带给作者的心理变化。同时，也说明此山景色的非比寻常，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于其景致的期待。相对于《游千山记》而言，《游医巫闾山记》中更注重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文中对于寺庙及僧人的描写更像是穿插于其间的调节，即使有对于寺庙的描写也不是写其文化，而是注重寺庙周围地势和景色的描写。同时，每写完一处景致便有寺庵或僧人的出现，而伴随着景色的变化，李廷龟的写法总是给人以峰回路转之感，在不自觉中缓解了读者的情绪与审美感觉。另外，虽是写辽东的医巫闾山，但是其视野却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时刻放在厚重的中国历史之中，这不仅突显了医巫闾山与众不同的美丽，也彰显了作者本身的见识与学识。而其情感表现也是含而不露，读者在细心阅读文章的过程中自然能体会到作者轻快的心情：
归路遏少女风，甚快意，不知雨已藏山，回视杖屦之地，已在杳霭中。才出洞，雨点随人，爽气洗喝，不觉衣湿，亦一胜也。投入北镇庙，上会仙亭，仍登北楼，雨止风大，不能稳坐。道士姓应人，迎坐于松阴，忠实可与语，厨人进酒果，数行而别，归店呼灯书。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不必刻意书写情感，但是情感已在山水之中，归程的“少女风”，“杳霭中”雨点带来的“爽气”，无不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清新之感，其对于情感的书写自然流畅，实现了自然景色与作者心理和情感的和谐统一。
（二）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认同
虽然李廷龟对于自然山水有着本能的亲近感，但是他在游千山时却没有直接描写自然山水，而是更多地描写了山中的寺庙。 翌日，清早入灵远寺，或称祖越寺。寺门金榜日：“人区别境”。佛殿扁日：“千峰拱翠”。寺之法主僧普钊，自号松峰，迎于沙门，引入别殿。殿即太监高淮舍施新构，以为游赏留宿之地也。诸僧争荐樱桃，普钊别设荼果珍异诸品。殿后有层楼，高可数十丈，从楼后石磴上二层，有玉皇殿，殿傍大石俨立，刻曰：“太极石”，石左有钟阁，风动自响。又上一层，有观音殿，向之楼若阁若殿，皆倚在峭壁。杉松之属被之，而根柯屈盘，扶疏偃仰，若人栽培者。又有大壁，高可万仞，其面刻大字日：“独镇群峰”，又日：“含泽宣气”，不知何物好事者，缘何着手足，做此危绝工夫，岂劈山巨灵，偶然施巧耶。
千山又名“积翠山”、“千华山”、“千顶山”、“千朵莲花山”，位于我国辽宁省鞍山市东南17公里处，为长白山支脉，素有“东北明珠”之称，其自然景色有很多可记写之处。然而，李廷龟在其文章中基本上在写灵远寺、龙泉寺等寺庙以及与其中僧人的交流。其中，纯粹的写景之处不过寥寥数语，基本是在移步换形之间穿插着几句写景之语，但是却非常逼真，简洁、生动地勾画出了景物的特征。如“奇峯峭壁，束立如剑戟”，“大松盘其上，老干横柯，隐隐如盖”，“石之如蹲虎、如立人、如剖大瓮、如垂天阙者”等等。在这里，李廷龟带给我们对于千山自然景观的期待与其文章所记之简好似具有极大的落差，然而这些寺庙本身就是千山的一部分，并与千山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同时，写灵远寺和龙泉寺等寺庙实际上是在写文化，所以作者很注意描写寺庙中的各种陈设与题字，表现这些寺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积淀，具有鲜明的“文化型游记”的特征。
王立群先生认为：“文化型游记侧重文化认同，但这种认同不能突兀而来，首先要借助景观，即前贤时人在同一山水或类似景观之前留下的文化遗产，或由于景观触发通过联想与想象而记忆的文化信息，揭示这些文化积淀或考证这些文化积淀的同时自然也就包孕着丰富的情感。”显然，山水游记中的文化，实际上是自然山水与文学艺术的谐振。在李廷龟的《游千山记》中，文化认同意识实现了对于自然山水的超越，是作者文化认同心理发挥到极致的结果和表现，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沉湎在历史掌故的考辨和碑刻轶闻的记述当中，时不时还流露出对于自然山水的欣赏，而文化表现之间的景色描写还起到了“转承”的作用，使读者的视觉与情感不会凝滞与枯燥，调节了文章的节奏，表现了李廷龟对于文学表现技巧的熟练运用。实际上，李廷龟对于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意识一直贯穿于他所创作的三篇中国山水游记当中，比如《游角山寺记》本身就是以寺庙为立足点，而上文所提到的《游医巫闾山记》虽是以写景为主，但是对于寺庙及其文化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当然，作者描写寺庙并不是意味着其对于佛教的简单认同，而是对于中国文化，甚或是对于两国共同文化根源的认同，并在文化认同中表现了作者对于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珍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是朝鲜朝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壬辰倭乱”、“丙子胡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明朝本身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是还是给予了朝鲜朝巨大的帮助，朝鲜朝文人非常感念这些帮助，而中、朝两国人民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李廷龟之所以得以游览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有中国文人的因缘在里面，如在《游千山记》中“得一秀才”，在《游医巫闾山记》中则是“旧主人傅”等等。中国文人在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当中虽然只是被一笔带过，但是却起到了带动李廷龟游览中国山水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李廷龟对于中国文人的重视。李廷龟的三篇中国山水游记还都写到了他与僧人的交流，而与僧人交流不仅是他对于异国文化的表现与体验，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熟悉与友好感情，比如在《游千山记》中，“形如枯木”，已七、八年不与人语的老僧与作者的见面及对话就不只是对于外国人的好奇，还含有深厚的情谊，文章的最后写道“灵远僧普钊、龙泉僧惠文、普真与五六少僧，攀轿不忍别，送至五里许，余各留诗为别”，其依依惜别之情力透纸背，深刻表现了两国人民的纯真感情。
（三）朝鲜使臣的使命及其政治、军事意识
朝鲜使臣出使中国除了都带有明确的显性政治使命外，一般还负有考察中国人文风俗、地理环境等隐性使命，并以此作为其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作为经历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朝鲜朝使臣，李廷龟虽然对于明朝怀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其在中国游山赏水之时却没有摆脱军事、政治的观察视角，所以他每到一地，都特别注意观察山水的地势，特别是对于关键的军事重镇的观察更是如此。这一点在《游千山记》和《游医巫闾山记》中都有所表现，但在《游角山寺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万历甲辰年农历九月，李廷龟完成了其在明朝的使命，从燕京回国，再次来到山海关。山海关城北3公里处则是角山长城，其中角山系燕山余脉，是关城北山峦屏障的最高峰，它背靠燕山，面向渤海，海拔519米。角山寺就是位于角山上-的一座古寺，又名栖贤寺。明代兵部左侍郎詹荣、书法家萧显、监察御史郑己等都曾寄居于此，潜心求学，因此角山寺又被誉为“山海关文化的摇篮”。
与李廷龟游览角山寺的人还是一起游千山的那些人，但是他记写角山寺的视点却与写千山完全不同，既没有过多刻画其景，也没有特别关注其文化。《游千山记》名为记山，但实为写寺或文化。然而《游角山寺记》虽名为写寺，但是其着眼点却是山海关周围的地势。文章开头写“遥见角山寺，杳在九天上”，一方面勾起了读者对于角山寺的无限遐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高。文章写去角山寺的路程实际上都是在写角山寺的高、险、陡，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来，而是通过描写去角山寺的过程表现出来的：
速九月还到关上，赵秀才以旌昔年居停久识也，携之共上角山寺。赵前导，伯春，叔平随行。厨备肴植，清晓策骡。从城北行十余里，得山麓石路荦确，骡十步九踣，在骡背犹喘汗股战，如是行七八里，路断不可攀，遂舍骡策杖，扪萝争鸟道，前者牵后者推，或以带引之，应邵所谓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项者，登一岭踞石坐，意谓山尽是矣。仰见寺门犹远，岭仅三之二焉。朝日三竿，炊烟满空，脚底百万家，已失之矣。开酒沃渴，且休且跻。 高、险、陡等词语带给读者的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感性的体验。但是当我们读到“骡十步九踣”，“舍骡策杖，扪萝争鸟道”，“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者”等语之时，才能真切地感受角山寺所在之地的情形。即使已经爬上了角山寺，李廷龟也没有去细致地描写寺庙，而是更在意角山周围的地势走向：
盖赢氏之城，止于榆关，而山海关则皇朝开国伯徐达所拓，而抵之海作关门。朝夕开锁，扼天下东北喉者也。斯即秦时旧筑，而寺在西北隅山之最高顶。前山忽两却而辟成巨壑，可容数万兵马，城避壑循山脊。东折而驰，睥睨隐隐，或现或蔽，复转而西，横截天一半。粉堞缥缈于云际，其遇壑而折，因壁而缭之者，不知其几百曲，而山与之穹窿偃伏者，又不可以形言。盖山自漠北来，左为太行、上党。而下为居庸、紫荆。关右为大青山、小毛山、黄土岭。而下为山海关。从堞上北望，则大山长谷，重重遮拥，山缺处，遥见黄沙白苇，杳杳接胡村。东南则银涛拍空，积气蒙蒙者，皆海也。其若覆釜、若偃屋、若褰鹏噣。水萦之如带，湖涵之如杯者，青齐之诸山也，福盖之群屿也，登莱之湾步也，河口之碣石也，滦河也、湖也、漳水也、滹沱也，淄渑济泗之属也。其一抹横翠者，非泰山乎、非徂徕乎，直西则蓟之崆峒阻焉，故恒、嵩、太行诸山，皆在其外。近而玉田、卢龙、北平、遵化、乐亭、天津，远而真定、保定、河间、涿鹿、沧景、大名，东昌之野，隐见于杳霭间。
文章中对于角山寺的描写仅是一笔带过，或者说角山寺成为了—个背景与观察地势的支点。人在寺中，但是角山周围的情况却尽览于眼底。通观全篇文章，单纯的景色描写也不多，而是注重对于角山寺周围地势及其历史的描写。就历史而言，写到了秦始皇、蒙恬、徐达等与山海关相关的不同朝代的人物；就地势而言，则以角山寺为原点，分别描写了其西北、东南、东方、西方等不同方向的山势、走向，然后又从远、近的角度将其与整个中国的名山大川、城池郭驿连接起来，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熟悉，也凸显了角山寺长城或山海关长城对于中国关内的重要军事意义。当然，《游角山寺记》虽然注重地势的描写，却没有陷入地学游记的范畴之中。相对于文学性的山水游记而言，地学游记显得淡化自然山水，强化游踪记写。在《游角山寺记》中，李廷龟并没有过多地写自己的游踪，而其地势却依托自然山水而存在。同时，当我们联想到明朝末年，于东北崛起的努尔哈赤此时正逐渐对明朝构成威胁时，那么，李廷龟的这种观察显然就带有更多的军事、政治意义，也显示出李廷龟的强烈爱国情怀。
山海关长城是关内外兵家必争之地，而李廷龟第二次出使中国的时候，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势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并在1605年已经对内称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山海关长城显得尤为重要。李廷龟的《游角山寺记》实际上就是在写山海关长城易守难攻的地势，而角山寺的险要实际上就是山海关的险要。对此，作者在文章中对于山海关明确写道：“朝夕开锁，扼天下东北喉者也”，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然也就有利于明朝的军事防御，增加了其胜利的可能，而朝鲜朝朝廷在了解这种情况之后自然也会加强对于明朝的信心，并确证明朝政权和疆土的牢固性。当然，李廷龟的这种军事观察视角或许带有感情和文化认同的成分，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中国文人的文章中很少使用这种视角，从而也显示了李廷龟中国游记创作的视角独特性。即使就文学色彩来说，当我们的思绪跟随作者对于广漠的地理山川走势的描写流动时，仿佛整个中国的山川大河都能尽收眼底，给人以心胸辽阔之感。特别是文末的一句“夫山之以高名于天下者，奚独此山哉？而必它山在近而遮，故山虽高，望有局焉”，使人心绪一转，从广阔的山川之中，回转到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上，增加了文章的文学色彩与思想力量。
三、结语
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文学技巧高超、思想表现深刻，无论是从文学及其审美意蕴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化交流及地理、军事的角度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因为李廷龟本身的政治与文坛地位较高，其创作的山水记游散文成就不凡，所以在朝鲜朝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给了当时及后世文人很多的启发，使得朝鲜朝使华文人更加关注中国山水，并创作相关的山水散文。李廷龟之后，朝鲜朝出使中国的使臣和文人每写到东北山水几乎都要提到李廷龟及其所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不仅如此，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还在中国留下印记，而朝鲜朝的一些使臣和文人则有意在中国收集这些文章并带回国内。由此可见，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在朝鲜朝后期文人当中影响非常巨大。
[责任编辑 金禹彤]
[关键词]李延龟；中国山水游记；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13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0025-07
中朝两国古代文人在交游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诗文，但是却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比如，“朝天录”、“燕行录”等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关于山水的文字，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朝天录”和“燕行录”是指记述朝鲜朝赴明或赴清使臣在沿途之中以及明朝或清朝京师所见所闻的诗文集的总称，属于纪行文学的范畴。其中的山水文字，或是没有独立成篇，或是缺少游踪、景观和情感中的一种，显然不属于山水游记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具有一定文体意识的赴华使臣也没有将其沿途之中创作的山水游记收录到他们的“朝天录”或者“燕行录”之中，而是收录在他们文集中的“记”体文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廷龟所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虽然只有数量很少的三篇，但是无论就其文体意义而言，还是文学价值而言，都显得弥足珍贵。另外，虽是描写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山水，但是作为朝鲜朝出使明朝的使臣，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国人审视中国东北山水的全新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
一、山水游记的描写对象与叙事结构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徵，号月沙。朝鲜朝宣祖朝登第，官至左丞相，谥号文忠。李廷龟曾以戊戌奏文而名闻天下。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一）》记载：“廷龟气度英爽，见识通明，平生无疾言遽色，常持大礼，专务包容。为文章，虽高文大册，操笔立成，似不经意而出，辄脍炙人口。盖其天才敏捷，人所不及。”作为朝鲜朝中期的官员，李廷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大事，其中包括对朝鲜朝影响深远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等。李廷龟文采出众，这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另外，他还作为使臣曾多次前往中国，并留下了三篇关于中国山水的游记作品，分别是《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和《游医巫闾山记》。
朝鲜朝使臣出使明朝的路线一般比较固定，特别是1388年明朝接管了元朝统辖的大部分领土，还建立了铁岭卫，从而使得辽东的大部分土地都划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这为朝鲜朝使臣从陆路进入明朝打通了道路。明成祖迁都燕京之后，朝鲜朝使臣的路线更加便捷，他们一般是在进入明朝境内之后，从九连城一路北上到达辽东城，然后由辽东城出发，经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等馆驿而入山海关，再经抚宁、石门、渔阳、三河等地进入燕京。李廷龟所写中国山水游记的对象，即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位于其进入燕京的途中，当然并不是正好在所经之地，但是即使有偏差也不是很远，并证明了这三处景致对于李廷龟的吸引力。同时，李廷龟将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作为其山水游记的描写对象并不是突兀之思，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景色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韩国古代文人使华创作的传统。如李廷龟之前的崔宪在其《朝天日录》中就有关于千山和医巫闾山的文章，这些文章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但是却会对李廷龟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产生影响。
《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和《游医巫闾山记》同是游览中国东北山川的游记，其叙事结构大体相同，即先是交代时间，然后游览的主体（包括作者及朋友），最后则是游程并夹杂着对于山水景色的描绘，其情感是在行文之中自然流落，没有刻意进行表现，读者在其所描绘的景色之中自然能感受到作者情感的起伏跌宕。总结起来，李廷龟有关中国山水游记的叙事结构是：时间→游览主体→游程→景色描写→情感表现。同时，李廷龟非常善于营造氛围，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使之不知不觉中跟随着作者的思路与情感变化，这一点在上述三篇游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李廷龟每一篇山水游记的视角、构思及描写手法又各有千秋：《游千山记》重在写文化，《游角山寺记》重在写地势，而《游医巫闾山记》则重在写景色。而视角的转换也意味着情感基调的变化，《游千山记》的厚重，《游角山寺记》的沉郁，《游医巫闾山记》的轻快都是我们在阅读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视点的切换不仅使其游记本身富于变化，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
二、山水游记的审美意蕴
自古以来，辽东乃苦寒之地，不比江南烟雨，也没有泰山、庐山的文化底蕴，所以能名闻海内外者甚少，但是却不乏美丽的景致。这在朝鲜朝的很多使行文学中都可以发现。
李廷龟的关于中国山水的三篇游记是在不同出使时间创作的，其中《游角山寺记》和《游千山记》创作于1604年，而《游医巫闾山记》则创作于1617年。虽是如此，但是李廷龟对于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的游览却不是一时之兴，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这一点在《游千山记》中表现出来：
人之局束生偏邦者，率以朝天为壮游。余于戊戌冬，奉奏朝京。时年尚少，凡所历，必恣意探讨。其鹤野之大、长城之壮、望海亭之高爽、采薇祠之清绝、潞河之帆樯、天坛之环丽，以至都邑之雄固、士马之精强、宫庙之尊严、省署之弘敞、市廛之繁华、镇堡之棋布、榆关、北平、柴市、金台之古迹，皆壮观也。乃若奇山秀水，则无可记者。闻千山在辽阳西，医巫闾在广宁北，角山寺在山海关城曲之最高顶，俱称奇绝。
这段文字虽然是《游千山记》中的第一段，但是其中包含的意义却非常丰富。“人之局束生偏邦者，率以朝天为壮游”一句实际上是写他以及很多朝鲜古代文人，包括作者自己首次出使中国的心理。在很多朝鲜古代文人看来，能代表朝廷出使中国不仅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巨大提升，同时还可以增长见识，加强与中国文人的交流。此外，文中还交代了李廷龟第一次出使明朝的情况。“戊戌”是指明朝的万历戊戌年，即1598年。李廷龟在他的《戊戌朝天录》中对于他的第一次出使明朝的目的有着明确的交代： 万历戊戌，天朝经理杨镐新奏岛山之捷，被参于赞画丁应泰，革任西还。宣庙上奏保留经理，应泰移怒于本国，构捏参奏，恶名狼藉。宣庙闭合待罪，逾月不视事。朝廷将差出辨诬使，必以相臣为上价，弼云李公恒福以兵曹判书，升拜右议政，为陈奏上使。余以参知，特命加资为副使。黄汝一为书状官。
结合这段序文来看，李廷龟在1598年是以“参知”的身份担任着“副使”的职务出使明朝的。因为负有“辨诬”的紧急使命，以致行色匆匆，没有对中国的山水进行具体游览，但是却使李廷龟对于中国及其山水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为以后游山赏水、创作山水游记打下了基础。同时，《游千山记》的开头部分表面上看是写作者出使中国所见到的种种景致，但实际上却为后面的文章做了铺垫，勾起了读者极大的好奇心，也使得我们对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的美丽景色充满了期待。而我们在为作者没有看到中国的奇山异水而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产生了仔细探究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景色的兴趣。同时，这段文字虽是《游千山记》中第一段文字，但是更应该视为李廷龟创作的三篇关于中国山水游记的总序文，因为它不仅写了对于游千山的期待，还写了对于游医巫闾山和游角山寺的期待，从而为游览三地打下了心理和情感基础。
（一）与自然山水的亲融
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不正位于“使华”的路线上，只有作者本身对于美丽自然山水的亲近才使得他能够克服路途上的障碍。同时，李廷龟三次出使中国，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见识自是极为丰富，正如其在上文中所写的“鹤野之大、长城之壮、望海亭之高爽……市廛之繁华、镇堡之棋布、榆关、北平、柴市、金台之古迹，皆壮观也”。但是这些地方却都是人力所为，其中虽表现了中国的繁华，却难免浮世的嘈杂，缺少自然山水的独有情致及其所带来的心情愉悦，所以李廷龟说“乃若奇山秀水，则无可记者。”实际上，不是“无可记”，而是不想记，表现了李廷龟对于人为景观的天然抗拒心理和对于自然山水的亲近，也说明了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对于作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李廷龟对于自然山水的亲近心理不仅表现在这些言辞之中，更表现在其游山记水前的准备和过程中，如李廷龟在《游千山记》中写道：
岁甲辰，又有奉奏行到辽。得一秀才，探千山道里，遂不与译辈谋，厚遗骡主与之约。自八里站，迤南行五十余里，夕投山下村宿。副价闵伯春，书状官李叔平从。
作者在交代了对于游千山的期待和之前无法游千山的原因之后，笔锋一转，写道“岁甲辰，又有奉奏行到辽”，时间的跨度虽然较大，但是却没有给读者生硬之感。“甲辰”是指万历甲辰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有奉奏行到辽”则说明此次来到中国的原因。而李廷龟的“不与译辈谋”，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游山的不必要的障碍，使游览更加顺利、自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游览千山的急切心理。同时还交代了游览的同行之人和进入千山的道路，使我们对他们的游程一目了然。
《游医巫闾山记》更是直接描写游赏美丽的自然山水所带给作者的愉悦心理：
丙辰之冬，余三赴京师，沿途诸胜，皆昔年所饫观。独医巫闾，是北镇名山，常有意一见。而余老矣，倦于行役，时又苦寒，不果焉。
“丙辰之冬”，即1616年冬天，这一年李廷龟已经53岁，也是他第三次出使中国。年龄大了，心情难免有些疏懒。对于医巫闾山的景致，李廷龟虽早闻其名，也有一游之心，但是因为“余老矣，倦于行役，时又苦寒”，所以李廷龟虽是经过医巫闾山，却没有去游览。而当他完成了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并在回国时行经辽东旧地时，即使当时“病不偕行”，也没有抵挡住美丽的医巫闾山的吸引。
时余久苦泄痢，从者迭谏不听，副价柳老泉，病不偕行。书状官张自好暨从者七人随，穿市出城。行十余里，密树荫路，平绿被野，清晨倚骡坐，意爽然忽觉沈？去体。过一岭得灵宫，云是北镇庙，即余戊戌年与弼云相国游赏之处，有叙若诗，隔陇多棹楔，丹碧隐映，皆城中巨室之别墅云。又行五里许，始望见群峰束立，无不造天，过溪迷路，傅秀才驻马逡巡。山下有村如桃源，俄有人骑牛出洞来，颐指入山路，远远投村去，小庵寄在峭峰上，奇绝如画，即小观音窟也。立马凝望，不忍失之，涉两溪折而北上，有大峰突兀撑空，全石陡绝，飞阁在其半壁。
医巫间山的文化积淀浑厚，但是显然李廷龟更注重其自然景致。游山可以开阔心胸，陶冶性情。李廷龟的“沈？去体”当然有出使中国的使命完成后所产生的心理轻松的原因，但是更直接的诱因却是美丽的自然山水及其带给作者的心理变化。同时，也说明此山景色的非比寻常，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于其景致的期待。相对于《游千山记》而言，《游医巫闾山记》中更注重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文中对于寺庙及僧人的描写更像是穿插于其间的调节，即使有对于寺庙的描写也不是写其文化，而是注重寺庙周围地势和景色的描写。同时，每写完一处景致便有寺庵或僧人的出现，而伴随着景色的变化，李廷龟的写法总是给人以峰回路转之感，在不自觉中缓解了读者的情绪与审美感觉。另外，虽是写辽东的医巫闾山，但是其视野却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时刻放在厚重的中国历史之中，这不仅突显了医巫闾山与众不同的美丽，也彰显了作者本身的见识与学识。而其情感表现也是含而不露，读者在细心阅读文章的过程中自然能体会到作者轻快的心情：
归路遏少女风，甚快意，不知雨已藏山，回视杖屦之地，已在杳霭中。才出洞，雨点随人，爽气洗喝，不觉衣湿，亦一胜也。投入北镇庙，上会仙亭，仍登北楼，雨止风大，不能稳坐。道士姓应人，迎坐于松阴，忠实可与语，厨人进酒果，数行而别，归店呼灯书。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不必刻意书写情感，但是情感已在山水之中，归程的“少女风”，“杳霭中”雨点带来的“爽气”，无不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清新之感，其对于情感的书写自然流畅，实现了自然景色与作者心理和情感的和谐统一。
（二）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认同
虽然李廷龟对于自然山水有着本能的亲近感，但是他在游千山时却没有直接描写自然山水，而是更多地描写了山中的寺庙。 翌日，清早入灵远寺，或称祖越寺。寺门金榜日：“人区别境”。佛殿扁日：“千峰拱翠”。寺之法主僧普钊，自号松峰，迎于沙门，引入别殿。殿即太监高淮舍施新构，以为游赏留宿之地也。诸僧争荐樱桃，普钊别设荼果珍异诸品。殿后有层楼，高可数十丈，从楼后石磴上二层，有玉皇殿，殿傍大石俨立，刻曰：“太极石”，石左有钟阁，风动自响。又上一层，有观音殿，向之楼若阁若殿，皆倚在峭壁。杉松之属被之，而根柯屈盘，扶疏偃仰，若人栽培者。又有大壁，高可万仞，其面刻大字日：“独镇群峰”，又日：“含泽宣气”，不知何物好事者，缘何着手足，做此危绝工夫，岂劈山巨灵，偶然施巧耶。
千山又名“积翠山”、“千华山”、“千顶山”、“千朵莲花山”，位于我国辽宁省鞍山市东南17公里处，为长白山支脉，素有“东北明珠”之称，其自然景色有很多可记写之处。然而，李廷龟在其文章中基本上在写灵远寺、龙泉寺等寺庙以及与其中僧人的交流。其中，纯粹的写景之处不过寥寥数语，基本是在移步换形之间穿插着几句写景之语，但是却非常逼真，简洁、生动地勾画出了景物的特征。如“奇峯峭壁，束立如剑戟”，“大松盘其上，老干横柯，隐隐如盖”，“石之如蹲虎、如立人、如剖大瓮、如垂天阙者”等等。在这里，李廷龟带给我们对于千山自然景观的期待与其文章所记之简好似具有极大的落差，然而这些寺庙本身就是千山的一部分，并与千山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同时，写灵远寺和龙泉寺等寺庙实际上是在写文化，所以作者很注意描写寺庙中的各种陈设与题字，表现这些寺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积淀，具有鲜明的“文化型游记”的特征。
王立群先生认为：“文化型游记侧重文化认同，但这种认同不能突兀而来，首先要借助景观，即前贤时人在同一山水或类似景观之前留下的文化遗产，或由于景观触发通过联想与想象而记忆的文化信息，揭示这些文化积淀或考证这些文化积淀的同时自然也就包孕着丰富的情感。”显然，山水游记中的文化，实际上是自然山水与文学艺术的谐振。在李廷龟的《游千山记》中，文化认同意识实现了对于自然山水的超越，是作者文化认同心理发挥到极致的结果和表现，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沉湎在历史掌故的考辨和碑刻轶闻的记述当中，时不时还流露出对于自然山水的欣赏，而文化表现之间的景色描写还起到了“转承”的作用，使读者的视觉与情感不会凝滞与枯燥，调节了文章的节奏，表现了李廷龟对于文学表现技巧的熟练运用。实际上，李廷龟对于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意识一直贯穿于他所创作的三篇中国山水游记当中，比如《游角山寺记》本身就是以寺庙为立足点，而上文所提到的《游医巫闾山记》虽是以写景为主，但是对于寺庙及其文化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当然，作者描写寺庙并不是意味着其对于佛教的简单认同，而是对于中国文化，甚或是对于两国共同文化根源的认同，并在文化认同中表现了作者对于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珍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是朝鲜朝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壬辰倭乱”、“丙子胡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明朝本身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是还是给予了朝鲜朝巨大的帮助，朝鲜朝文人非常感念这些帮助，而中、朝两国人民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李廷龟之所以得以游览千山、医巫闾山和角山寺，都有中国文人的因缘在里面，如在《游千山记》中“得一秀才”，在《游医巫闾山记》中则是“旧主人傅”等等。中国文人在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当中虽然只是被一笔带过，但是却起到了带动李廷龟游览中国山水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李廷龟对于中国文人的重视。李廷龟的三篇中国山水游记还都写到了他与僧人的交流，而与僧人交流不仅是他对于异国文化的表现与体验，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熟悉与友好感情，比如在《游千山记》中，“形如枯木”，已七、八年不与人语的老僧与作者的见面及对话就不只是对于外国人的好奇，还含有深厚的情谊，文章的最后写道“灵远僧普钊、龙泉僧惠文、普真与五六少僧，攀轿不忍别，送至五里许，余各留诗为别”，其依依惜别之情力透纸背，深刻表现了两国人民的纯真感情。
（三）朝鲜使臣的使命及其政治、军事意识
朝鲜使臣出使中国除了都带有明确的显性政治使命外，一般还负有考察中国人文风俗、地理环境等隐性使命，并以此作为其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作为经历过“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朝鲜朝使臣，李廷龟虽然对于明朝怀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其在中国游山赏水之时却没有摆脱军事、政治的观察视角，所以他每到一地，都特别注意观察山水的地势，特别是对于关键的军事重镇的观察更是如此。这一点在《游千山记》和《游医巫闾山记》中都有所表现，但在《游角山寺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万历甲辰年农历九月，李廷龟完成了其在明朝的使命，从燕京回国，再次来到山海关。山海关城北3公里处则是角山长城，其中角山系燕山余脉，是关城北山峦屏障的最高峰，它背靠燕山，面向渤海，海拔519米。角山寺就是位于角山上-的一座古寺，又名栖贤寺。明代兵部左侍郎詹荣、书法家萧显、监察御史郑己等都曾寄居于此，潜心求学，因此角山寺又被誉为“山海关文化的摇篮”。
与李廷龟游览角山寺的人还是一起游千山的那些人，但是他记写角山寺的视点却与写千山完全不同，既没有过多刻画其景，也没有特别关注其文化。《游千山记》名为记山，但实为写寺或文化。然而《游角山寺记》虽名为写寺，但是其着眼点却是山海关周围的地势。文章开头写“遥见角山寺，杳在九天上”，一方面勾起了读者对于角山寺的无限遐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高。文章写去角山寺的路程实际上都是在写角山寺的高、险、陡，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来，而是通过描写去角山寺的过程表现出来的：
速九月还到关上，赵秀才以旌昔年居停久识也，携之共上角山寺。赵前导，伯春，叔平随行。厨备肴植，清晓策骡。从城北行十余里，得山麓石路荦确，骡十步九踣，在骡背犹喘汗股战，如是行七八里，路断不可攀，遂舍骡策杖，扪萝争鸟道，前者牵后者推，或以带引之，应邵所谓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项者，登一岭踞石坐，意谓山尽是矣。仰见寺门犹远，岭仅三之二焉。朝日三竿，炊烟满空，脚底百万家，已失之矣。开酒沃渴，且休且跻。 高、险、陡等词语带给读者的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感性的体验。但是当我们读到“骡十步九踣”，“舍骡策杖，扪萝争鸟道”，“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者”等语之时，才能真切地感受角山寺所在之地的情形。即使已经爬上了角山寺，李廷龟也没有去细致地描写寺庙，而是更在意角山周围的地势走向：
盖赢氏之城，止于榆关，而山海关则皇朝开国伯徐达所拓，而抵之海作关门。朝夕开锁，扼天下东北喉者也。斯即秦时旧筑，而寺在西北隅山之最高顶。前山忽两却而辟成巨壑，可容数万兵马，城避壑循山脊。东折而驰，睥睨隐隐，或现或蔽，复转而西，横截天一半。粉堞缥缈于云际，其遇壑而折，因壁而缭之者，不知其几百曲，而山与之穹窿偃伏者，又不可以形言。盖山自漠北来，左为太行、上党。而下为居庸、紫荆。关右为大青山、小毛山、黄土岭。而下为山海关。从堞上北望，则大山长谷，重重遮拥，山缺处，遥见黄沙白苇，杳杳接胡村。东南则银涛拍空，积气蒙蒙者，皆海也。其若覆釜、若偃屋、若褰鹏噣。水萦之如带，湖涵之如杯者，青齐之诸山也，福盖之群屿也，登莱之湾步也，河口之碣石也，滦河也、湖也、漳水也、滹沱也，淄渑济泗之属也。其一抹横翠者，非泰山乎、非徂徕乎，直西则蓟之崆峒阻焉，故恒、嵩、太行诸山，皆在其外。近而玉田、卢龙、北平、遵化、乐亭、天津，远而真定、保定、河间、涿鹿、沧景、大名，东昌之野，隐见于杳霭间。
文章中对于角山寺的描写仅是一笔带过，或者说角山寺成为了—个背景与观察地势的支点。人在寺中，但是角山周围的情况却尽览于眼底。通观全篇文章，单纯的景色描写也不多，而是注重对于角山寺周围地势及其历史的描写。就历史而言，写到了秦始皇、蒙恬、徐达等与山海关相关的不同朝代的人物；就地势而言，则以角山寺为原点，分别描写了其西北、东南、东方、西方等不同方向的山势、走向，然后又从远、近的角度将其与整个中国的名山大川、城池郭驿连接起来，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熟悉，也凸显了角山寺长城或山海关长城对于中国关内的重要军事意义。当然，《游角山寺记》虽然注重地势的描写，却没有陷入地学游记的范畴之中。相对于文学性的山水游记而言，地学游记显得淡化自然山水，强化游踪记写。在《游角山寺记》中，李廷龟并没有过多地写自己的游踪，而其地势却依托自然山水而存在。同时，当我们联想到明朝末年，于东北崛起的努尔哈赤此时正逐渐对明朝构成威胁时，那么，李廷龟的这种观察显然就带有更多的军事、政治意义，也显示出李廷龟的强烈爱国情怀。
山海关长城是关内外兵家必争之地，而李廷龟第二次出使中国的时候，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势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并在1605年已经对内称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山海关长城显得尤为重要。李廷龟的《游角山寺记》实际上就是在写山海关长城易守难攻的地势，而角山寺的险要实际上就是山海关的险要。对此，作者在文章中对于山海关明确写道：“朝夕开锁，扼天下东北喉者也”，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然也就有利于明朝的军事防御，增加了其胜利的可能，而朝鲜朝朝廷在了解这种情况之后自然也会加强对于明朝的信心，并确证明朝政权和疆土的牢固性。当然，李廷龟的这种军事观察视角或许带有感情和文化认同的成分，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中国文人的文章中很少使用这种视角，从而也显示了李廷龟中国游记创作的视角独特性。即使就文学色彩来说，当我们的思绪跟随作者对于广漠的地理山川走势的描写流动时，仿佛整个中国的山川大河都能尽收眼底，给人以心胸辽阔之感。特别是文末的一句“夫山之以高名于天下者，奚独此山哉？而必它山在近而遮，故山虽高，望有局焉”，使人心绪一转，从广阔的山川之中，回转到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上，增加了文章的文学色彩与思想力量。
三、结语
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文学技巧高超、思想表现深刻，无论是从文学及其审美意蕴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化交流及地理、军事的角度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因为李廷龟本身的政治与文坛地位较高，其创作的山水记游散文成就不凡，所以在朝鲜朝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给了当时及后世文人很多的启发，使得朝鲜朝使华文人更加关注中国山水，并创作相关的山水散文。李廷龟之后，朝鲜朝出使中国的使臣和文人每写到东北山水几乎都要提到李廷龟及其所创作的中国山水游记。不仅如此，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还在中国留下印记，而朝鲜朝的一些使臣和文人则有意在中国收集这些文章并带回国内。由此可见，李廷龟的中国山水游记在朝鲜朝后期文人当中影响非常巨大。
[责任编辑 金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