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铜鼓纹样是特指运用于现代城市景观中的铜鼓纹样，这种纹样源于其母题铜鼓上的装饰纹样，在使用场景、承载媒介、面向受众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较母题发生“异化”，针对这种脱胎于原有符号体系的纹样符号需要介入新的视角来对其进行探讨研究。《辞海》中对于景观的解释包含“景”和“观”两层含义，“景”作为客体是人类认知和感知的客观对象，“观”则作为主体行为，是人们对于客观对象的评价和态度。当运用观察法进行景观中铜鼓纹样认同感研究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体验、交互维度相关的行为来推理人们对于场所中铜鼓纹样所在景观的认同感，但这样获取的信息也只是人们对景观所产生认同感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行为，推理场所中人群的意图，但却无法获得使用者的思想过程。因此，为了获得使用者在使用铜鼓景观中对其铜鼓纹样运用的认知过程和态度观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运用“访谈法”对用户口述的真实感受进行记录分析。为防止访谈结构对受访者的真实态度进行干扰，同时也为保证访谈的规范性，本次田野调研采用了“半结构访谈法”，即限定性问答和开放性问答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数据获取

　　本次调研采用“半结构访谈法”，通过将拟好的封闭性、开放性问题拟成问卷形式，在铜鼓纹样所在的景观场所中随机挑选路人进行街头访谈。
　　城市景观基本可以分为城市广场景观、城市街道景观、城市公园景观三大类，其中城市广场作为城市形态结构的重要有机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具备更广泛的社会性和更深刻的场域性。因此本次调研重点挑选了南宁市五个广场进行街头访谈，分别是民族广场、民生广场、南湖公园水幕电影广场、金湖广场以及江滨休闲公园的“远古之门”所在滨水广场。五个典型广场中的铜鼓纹样所在景观在纹样组织特征、运用界面、营造空间、参与人群等方面均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以问卷实地访谈的形式，在五个广场上共抽取了30位市民进行访谈。30位访谈对象中，年龄段涵盖16-70岁人群，可根据年龄阶段划分为高中及以下的孩子（5-16岁）2人、接受高等教育时期（17-28岁）6人、参加工作阶段（29-50岁）12人、临近退休或已休（50岁以上）10人；访谈者民族涵盖我国主体民族（汉族）、广西主体少数民族（壮族）、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仫佬族）比例为24：5：1；文化程度涵盖小学及以下、初高中、本科及大专、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中本科及大专11人、硕士研究生4人、初高中文化程度13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1人、博士研究生1人；访谈者男女比例为13：17。
　　访谈内容主要从对铜鼓景观的关注度及满意度、铜鼓景观设置的必要性、对铜鼓景观的主观看法及对铜鼓纹样的了解程度三个层次入手对被访谈者进行提问。将收集到的访谈记录按访谈地点编码，并将封闭性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对开放性问题进行质化分析。

结果分析

　　受眾对铜鼓景观的关注度及满意度分析
　　经访谈发现，南宁市铜鼓景观的整体满意度还是相对较高，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铜鼓景观感到不同程度的不满。这些不满的声音在大部分景观点都存在，只有南湖公园水幕电影广场的被访者没有不满情绪。在五个景观点中，民生广场的不满人数最多，五位被访者中有三位感到不满，对不满者在该场所所有访谈者中所占比重进行排序，由少到多依次是南湖公园水幕电影广场、江滨休闲公园、民族广场、金湖广场、民生广场。由此可看出，民众对铜鼓景观满意度较高的广场中，铜鼓纹样多依附于一些体验性的、与游览者互动性较高的景观上，而一些以纪念性、观赏性为主的景观，或是互动性有限的景观，则较容易出现不满。
　　在人们对铜鼓景观关注度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将考察标准按照注意、记忆、停留三个层级进行划分，前两层是心理层面的，后一层包含行为层面的因素。三种因素依照对铜鼓景观关注度的层级进行划定，反映出铜鼓景观中铜鼓纹样的醒目度、特征的鲜明度、舒适度：人们对于一件事物产生记忆往往是因为该事物有不同于其他同类事物的特征，因此通过了解受访者对景观场所中铜鼓纹样的记忆程度便可了解铜鼓纹样的特征鲜明度；同时，这里所考察的舒适度是指铜鼓纹样周边附带环境的舒适度以及铜鼓纹样本身观赏的舒适度，同时与铜鼓纹样信息传达的效率和目的也有一定关系。
　　从铜鼓纹样的醒目度调查来看，民生广场和金湖广场的铜鼓纹样醒目度较低，这与铜鼓纹样尺度的大小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铜鼓纹样所应用的媒介有关：民生广场中铜鼓纹样所在的导览牌并不是所有游览者必看的，事实上大多数来到民生广场游览的人仅仅是为了散步休闲并没有明确的参观目的性，因此导览牌并不经常被人需要；民族广场上的铜鼓灯虽然制作精致，但却更加强调对场地结构的暗示，铜鼓纹样在灯上排布较为细密，这对于不是很了解铜鼓文化的人来说并不好辨认。其次，会对铜鼓纹样醒目度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铜鼓景观组织铜鼓纹样的形式，例如一种突破器型的组织形式，它为铜鼓纹样所带来的新效果和新功能显而易见，但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它的辨识度，因为不太了解铜鼓纹样的大多数人往往依靠器型来辨识铜鼓，而摆脱器型的铜鼓纹样往往给他们的辨带来困难。
　　从场地中受众对铜鼓纹样的记忆度来看，较为成功是南湖公园水幕电影广场、江滨休闲公园“远古之门”，由此可以得出铜鼓景观与受众的互动性往往成为决定其记忆度的关键。表现最差的是民生广场，冷冰冰铜鼓鼓面导视符号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场地中铜鼓纹样周围人群的停憩意愿来看，民族广场、江滨休闲公园的铜鼓景观表现的较为优异，原因是：民族广场的每一盏铜鼓灯下都布置了两处花坛，花坛的边沿可坐，形成了整个广场上为数不多的坐凳空间，且人们也都乐于在花坛边沿坐坐；江滨休闲公园通过对载体石材的切割处理，在主体的周边打造出一些丰富的小空间，这些空间依据高度、围合度的不同可以成为坐、爬甚至是摆放物品的小空间，吸引人在其周围停留。而南湖公园水幕电影广场表现不理想的原因是每面铜鼓的周围并未形成舒适的停留空间，它们只是靠着游人的兴趣吸引停留，而这种停留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受众对铜鼓景观设置必要性理解的分析
　　铜鼓纹样在城市景观中首先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存在的，其次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域文化的承载符号之一。城市景观中的铜鼓纹样，承载着一方水土养育的独特文化形态，同时又作为城市景观设计过程中运用的构成元素和实现手段存在，当然在南宁市还有其他一些文化符号可供选择，那么地域文化符号在南宁市广场中的运用是必要的吗？铜鼓纹样在这些广场中的运用是否无法被其他地域文化符号替代？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本次访谈法将通过受访者的观点和想法，提炼出其中的客观因素。
　　通过对南宁市五个景观广场的街头访谈，我们发现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呈现三种结果：一种是觉得地域文化符号在广场中的运用有其必要性，并且铜鼓文化在其中也具有不可替代性；一种是觉得地域文化符号在广场中运用有其必要性，但不一定非要是铜鼓；还有一种觉得地域符号在广场中的出现不存在必要性，铜鼓在广场中的运用也可以被其他景观元素替代。这三种观点在三十位受访者中回答的比例为3：2：1，因此觉得铜鼓纹样不可替代的人数占访谈总人数的一半，觉得铜鼓纹样可以被替代的人数也占到一半，觉得地域文化没有必要出現在公共场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6。
　　在被访者的回答中，认为铜鼓纹样在城市景观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人普遍认为铜鼓是壮族少数民族文化中较为庄严的一种符号，能够适应一些较为严肃的公共场合，也适于对外展示壮族文化精神，如果在一些较为严谨的场合使用如绣球、壮锦等符号则显得不够严肃。同时他们也认为，公共空间对文化符号的使用，最好的状态是建立在适宜场合下的共存状态，因为每种壮族符号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精神气质，它们都有最为适宜使用的场合和氛围。
　　受众对场所内铜鼓景观的了解程度分析
　　在对受访者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于铜鼓纹样都处在不了解的状态，对铜鼓符号的辨认停留在器型和纹样组织形式的大致印象中，对于具体纹样单元的形态和含义的了解为空白，这也就使得一些打破铜鼓器型，利用纹样单元和纹饰带重新组织形式的铜鼓纹样在其传达的终端受到了局限，导致一部分人无法分辨这类铜鼓景观的情况出现。在受访者中，相对比较了解铜鼓纹样的那部分人对纹样的辨认停留在太阳纹、翔鹭纹等出现频率高、特征鲜明的纹样上，也有少数人能够认得云纹、雷文等抽象纹样。人们对铜鼓的知识储备多停留在铜鼓纹样外围，一些与起源、使用方式、节庆习俗等的了解比较多。
　　（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