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平平常常的黄昏，电话响起来：传出的讯息让我怔在了那里。接下去，有几句没能听清，不得不请对方复述一遍。这个电话来自大洋彼岸，是美国出版索引协会创会主席罗伯特·鲍曼的助手打来的，传达的是：罗伯特·鲍曼已于前一天辞世；同时，还转告了老人生前的一个遗愿：鲍曼先生要把工作中积累的图书以及研究资料，捐赠给我们的“万松浦书院”。
　　这个消息除了让我惊讶，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我的思绪马上给牵到了哈德逊河畔的那个拥挤的城市，一幢独体楼房的二层：七八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满了大小书柜和资料，一丛丛叠放的书刊簇拥起一位白发银须的老人；老人身材高大，稍胖，正在伏案专注地工作，对进来的客人毫无察觉……
　　就是这位老人，而今，已经从那个茂密的书籍丛林里离开了，永远不再回转。可是，他在这样的丛林里生活了一辈子，一直攀援前行，不知疲倦。这就是他的世界。可以想见，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那个他寄予了厚望和诸多想象的万松浦书院。这真是一份沉甸甸的馈赠，它太重了，以至让人一时不知该如何接受：它是一位杰出学人的满腔热情和希望，是郑重的托付。
　　远在14年前，我应邀访问美国时结识了罗伯特·鲍曼先生。当时，我的长篇小说《古船》的一些章节，正由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译出，不久，又有加拿大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合译了《九月寓言》，它们的打印稿正巧在鲍曼先生手中。当年，鲍曼先生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他仔细读过了全部译文并留下了许多评点，当得知作者正在美国时，马上通过助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这就有了一次愉快的畅谈。
　　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熟悉与见地，更有学术情感的真挚和淳朴。在他的一长排书柜中，有几大箱子全是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资料。令我难忘的是，有几本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书，竟保存在了一个密码保险柜里：就因为老人家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版本中，有几处经过了删节。他在灯下伸手指点那几行文字时，满脸的肃穆，让我日后久久难忘。在我看来不同时期的出版物，因各种原因修改和删除是最常见的现象了，想不到会引起大洋这边的一位老人如此的关切和探究。
　　我那一次在美国呆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与鲍曼先生又有过几次交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书中写到的河海以及周边生活极为向往，一再说着中国。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通宵不睡，通常只将中午当成了黎明。可是，为了陪同我去大学，特别是去远在长岛的惠特曼故居，他竟不惜改变作息时间，破例早起。在这些接触中，我渐渐了解到一位杰出学人的品格：严谨质朴，追求正义。与另一些专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一味钻进专业的螺壳中，而是对世界的不平耿耿于怀，关心公共空间，对美国当下一些经济文化现象时有尖锐批评。比如，他每年都捐助公益电视台，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也能直谏，并曾收到总统的亲笔答复。
　　回国后，我写了一封信，感谢鲍曼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帮助。而后，就是长达十余年的通信中断，是我在繁忙匆促中度过的写作生活。这期间偶尔还会想起那位老人，但由于远隔大洋和陷于日常琐屑之故，终于没能再写第二封信。这样直到2008年，经鲍曼先生的推荐和提议，由美国少数族裔委员会主席签发的一纸文学表彰，才让我得知老人家在长长的十年间一直关注我的创作，甚至熟悉我刚刚出版的每一部作品。
　　于是，他又一次不无天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责任”。这种表彰本身的价值，比起热爱中国文学的老人的那份热烈情怀，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切经过是我于事后在网上看到他手持我的作品发言的照片，然后费尽周折找到他的助手、很花了一点时间才弄明白的——于是，一种深深的歉疚迅速溢满了心头。我无法原谅自己在十余年的匆忙中，竟没有与老人联系过一次，没有一声问候，也没有他的一点信息。而老人却一直没有忘记我和我的文学，在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手术的情况下，又接连读过我上百万字的作品。对比一下，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礼仪之邦”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变得如此“薄情寡义”呢？
　　时下，中国正处于开放之机，我们在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之中，不难遇到傲视和偏见的强势国家的学者，也一定会深恶某些弱势群体送上的一份媚态。但诚实和无私，友善与帮助，却永远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尊敬的。我怀念可爱的罗伯特·鲍曼，学习他感谢他，并会永远记住他严肃而纯良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