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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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认识出发点，对（不）安全文化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指出话语本身可成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活动。把语言作为安全政治分析的主要单位，旨在超越长期以来仅把外界物质要素作为（不）安全文化来源的看法，看似“客观”、“自然”的安全政治问题，往往是国家之间彼此话语诠释和建构的产物，这类话语实践反过来可以成为制造国家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作者以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为例，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与制造冲突紧张之间存在着一定因果关系。于是，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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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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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参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宗教和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项目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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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认识出发点，对（不）安全文化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指出话语本身可成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活动。把语言作为安全政治分析的主要单位，旨在超越长期以来仅把外界物质要素作为（不）安全文化来源的看法，看似“客观”、“自然”的安全政治问题，往往是国家之间彼此话语诠释和建构的产物，这类话语实践反过来可以成为制造国家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作者以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为例，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与制造冲突紧张之间存在着一定因果关系。于是，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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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9－2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了“新中国60年外交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国务委员戴秉国会见了与会代表；外交部长杨洁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崛起，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崛起中。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权力转移和大国间的互动。1949～1950年，中国第一次崛起，为此要求修正地区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其对安全的需求。中关和中苏间多次爆发冲突后，关苏最终容纳了中国对改变东亚秩序的要求。1978～2008年，中国以和平方式第二次崛起，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中关两国的势力范围。21世纪初叶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如何把握中国第三次崛起带来的问题，而
作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对亚洲政策的分析，评估了中国在亚洲影响力上升所带来的优势与局限、美国所具备的优势与弱点以及亚洲国家的应急计划。虽然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持续增长，但美国仍然是亚洲的领导者。亚洲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和其他互动中寻求互利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仍感到不安。亚洲是中国施加影响最大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主导这个地区。事实上，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将继续进行谨慎、不断的努力与调整政策，以便克服中国崛起过程中现有的和无法预见的障碍。因此
当下的政治话语对“国际现状”的概念不加界定就用来作为评判中国崛起的标尺，该术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高度情景化，且无确定的规范性内容。作者以国际法规范作为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国际现状的核心是国际体系成员基于广泛承认与同意而做出的秩序安排。国际现状的具体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物质基础法律秩序、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通过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模式、加入国际制度的趋势、使用武力的环境与历史、接受习惯国际法、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分析来看，中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而
区域矛盾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问题在美国国会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中关关系为例，作者分析了区域矛盾在国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认为选民利益决定了美国各区域在中关关系上的结盟或对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延长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基本上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形成东西对抗的局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0年的两个有关中国台湾的法案上，美国国内的区域矛盾不再是东西部对立，而是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与民主党占主导的地区相互对立。作者最后讨论了分析结果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借鉴
2007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处于一种平稳的发展状态，成绩在慢慢累积，问题依然严峻。在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方面，各教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升有降，几大传统主力地位依然无多大变化；专业期刊的整体开放度有所提高，但栏目设置、分布仍不尽科学、合理；中青年学者进步较快，但人才“链条”建设仍有薄弱环节；国际学术交流在“引进来”的工作方面比较活跃，但“走出去”的工作仍待拓展。在研究进展方面，理论研究面临困局，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均有待提高，但在问题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有所进步；经验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全球视野，前瞻性依然不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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