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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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一些书籍,收获和感慨颇多,北京出版集团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一书就是其中一本。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紧紧围绕北京党史上的重大决策、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重要人物铺陈展开,记述了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期间共98年的历史。总体的阅读感受是晓畅、生动、容易产生共鸣,有助于“全面了解北京党组织带领全市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光辉历程”。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在98年的时间里,北京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人物数不胜数,仅出席1959年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生产者就有182名,其中包括倪志福、张百发、张秉贵、时传祥、罗淑珍等,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属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1899—1929)。
  1919年7月,缪伯英以湖南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同乡会上,她认识了北大同乡何孟雄(1898—1931)。在何孟雄的介紹下,她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和同学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一次,在听了李大钊热情激昂的演讲后,缪伯英找到李大钊,想成为他的学生。之后,她开始研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参与有关社会活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她成为第一位女团员。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10月9日,她与志同道合的何孟雄结婚,成为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她先后担任中共北京西城支部第一任书记、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等职。1929年10月,积劳成疾的缪伯英逝于上海。1931年2月,何孟雄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他们的一双儿女在上海龙华监狱监禁一年多之后被送进了孤儿院,后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时,不幸在战火中失散,从此杳无音信。“缪伯英的生命只有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读到这里,放下书本,想着她那一双儿女痛失怙恃、不知所终,同为人母的我不禁涕下。倘若缪伯英有知,她该是何等痛楚!在那个年代,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有的同胞甚至没有留下姓名。据统计,全国现有196万余名登记在册烈士。今年清明节到来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为烈士寻亲”的活动,特别牵人心肠、感人肺腑。每当看到又有一位烈士找到了亲属,我就暗自欣喜,感念各个时期烈士们的付出和牺牲,我们当今和平美好的生活实在来之不易!英雄烈士们永垂不朽!
  国民党监狱中的“中共地下党校”
  因为在党校工作,笔者对书中记载的“创办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狱中秘密党校”这两件大事格外关注。1924年5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首次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0月,中央批准中共北方区委创办党校。12月,第一期60多名学员正式结业。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期,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较早的党校之一(校址在今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西口),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干部,对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年至1935年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等人被捕入狱,关押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地处西城草岚子胡同,又称草岚子监狱)。这些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办“中共地下党校”,利用两间相邻牢房山墙上共挂一盏电灯的小洞口传递材料,或是利用放风的机会从早已秘密拆松的后窗铁丝网边角传递学习材料。凡此种种,实属不易。狱中党校办了5年多的时间。参加学习的党员、团员不仅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坚定了革命信心和意志,同时也增长了文化知识。
  党校的地位和作用,从来不容小觑。为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党校(行政学院)事业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党校(行政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党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作为其中的一员,笔者深感幸运而且责任重大。
  发生在北京的三件大事
  发生在北京的三件大事是: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地下党组织公开、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
  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委从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领导全市各项工作的核心。市委十分重视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公开的问题,决定先党内后党外,逐步公开党组织和党员。党组织公开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收到良好效果:党员接受群众监督,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令笔者想到北京市委组织部2018年春天发出的“工作在单位,服务在基层,奉献双岗位”的号召。这是北京市党建工作的新创举:要求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参与社区活动。作为党员我积极参与其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感觉非常踏实、从容、自豪。
  2003年“非典”的出现和蔓延,促使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的应急指挥系统。正是有了抗击“非典”的经验,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许多平凡、鲜活的人与事
  此书还让笔者获悉了许多新的信息。例如,1937年,罗德俊参加重修妙应寺白塔工程。在工程竣工之际,他以愤懑的心情记录了日军在北平烧杀奸掠的暴行,并将此墨迹藏在近50米高的白塔顶部的华盖缝隙中。1978年文物部门着手维修因唐山大地震受损的白塔时,工作人员发现了秘存41年的墨书。这一抗战文物的发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轰动,人们在研读这封书信内容的同时,也在调查和寻访这位罗德俊先生。但终因年代久远而毫无进展,至今,这位罗德俊先生的生平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笔者曾经多次去白塔寺,非常认真地观看了那里的展览,触动很深、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归属感。
  再如,白乙化(1911—1941)是在开辟平郊抗日根据地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之一。当时,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0团在平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0团是八路军中仅有的知识分子团,营以上干部均为大学生。团长白乙化,人称“小白龙”,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书中放了白乙化一张帅气的半身照片。读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去年在《燕山夜话》里好像读过一篇有关白乙化的文章。一翻查,的确,《燕山碧血》开篇如此:“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伟大的共产党员白乙化同志生前的豪语。马南邨介绍道:白乙化同志身材魁梧,络腮胡子,步履如飞,人们常叫他“小白龙”“白大个子”“白大胡子”。照片中的白乙化果然是胡子连腮,满脸洋溢着豪气和笑意,给人襟怀开阔、风流俊雅之印象。可惜,白乙化牺牲时才30岁!又如,一些外国友人以各种方式参加了我们的全民族抗战,法国医生贝熙业(1870—1960)即为其中一人。北平沦陷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华北的中心城市之后,中共在北平各系统情报组织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负责人黄浩,动员贝熙业利用去西山贝家花园的机会,用自用雪铁龙轿车或自行车,将他们辛勤筹得的药品运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白求恩大夫在冀中根据地见到这些药品后,称赞道:“真了不起!”
  人间四月天,芳菲惹人醉。北京的花儿如今次第绽放,好一派良辰美景艳阳天!新时代,新起点。北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继续奋斗。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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