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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不知来处，不知家族历史，我们就是时空里的浮云游子。
1997年除夕夜，作家张大春的父亲在浴室里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来。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于是在父亲生命进入末期、自己孩子的生命即将开始的这一刻，张大春决定“寻根”，之后便有了《聆听父亲》这本书，这本书如一本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张大春只想以它告诉自己的孩子：我是从哪里来的，先人的那些事，都与我有关。
有时，对家族的记忆不是简单的故事流水账记录，了解那些过往是对自己能获得这条血脉的尊重。我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是一件必要又重要的事。
出生在荷兰的李伟汉是标准的“香蕉人”（出生并生活在西方的华人），从小他提的“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父母的回答。因为来荷兰前，其家族已在印尼生活了数十年，不会说中文的父母对家族历史的认知也止步于印尼。除了有一个汉语拼音的名字和过生日时吃长寿面的习惯，李伟汉与中国基本没什么关系。
2004年，偶然的工作机会将李伟汉带到了北京，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尝试恢复家族在故国的记忆。他的寻根线索仅有一条——曾祖父在印尼的墓碑上提到的一个地名，珠山。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各种排查、走访后，李伟汉终于得以还原家族史。
此后，李伟汉经常受邀到印尼、荷兰等地的宗亲会（建立在相同姓氏基础上的血缘组织）交流中国文化，华裔们强烈的寻根需求促使他有了一个理念——2012年，他辞去工作，创办了中华家脉公司，全职为华裔寻根。同年，辽宁的回族人海淼看到了李伟汉的招聘信息，二人一拍即合，就像侦探一样，通过几个线索找到祖先的村子、亲属、文化。
在中华家脉英文版网站首页有这样一段话：We help you trace your ancestry，put your roots in context，and visit your ancestral village in China（中文翻译：追踪祖先故事，还原祖先生活背景，一次回到祖籍地的旅行），对海外华人有着相当强的吸引力。
然而，寻根的实际操作并不容易，客户提供的线索都相当粗糙和模糊，如“我的曾祖父叫XXX，居住在广东的一个XX村”，能有一些老照片就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更麻烦的是，许多海外华人不会说中文，提供的名称往往是字母拼写。曾经有客户说自己要找的村叫“山尾”，结果他们在漳州找到了几十个山尾村，只要建在山尾的都叫山尾村。
因此，并不是每一個华侨都能找到祖坟、祖屋等家族遗产，中华家脉公司的收费也根据获得信息的数量来定价。在中华家脉网站上，对“费用”的介绍用了“量体裁衣”来表述——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也取决于客户想要达到的目标及其他细节。一般的收费模式是“基本费用 成功费用”，基本费用主要用以保证前期收集资料、通信、实地调查的差旅费，需几百美元，找到约定项目信息后支付“成功费用”，大概1700美元以上。此外，在填写了标准申请表后，中华家脉会给客户免费发送一份量身定制的寻根方案书，以便客户事先对寻根费用心里有数。
为什么要寻根？在南洋华人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一个小姑娘要和一个小伙子好，一看姓名，发现对方辈分竟然是自己侄子。更重要的是源自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一丝中国血脉——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人们之所以借用“寻根”这样一种自然规律，来比喻远离故土后无尽的眷恋，正是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息于斯这种传统观念的真实写照。
随着微博和网站的推广，2014年李伟汉的客户增长到25个。“除了非洲外，全球都有”。到了2016年，客户之“多”已经让两人忙不过来，“正在操作的有五六个，还有六七个在谈”。
海外华人尚有寻根意识，更何况土生土长的国人呢？
2013年，制片人金辉和导演郑波在看过BBC（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寻根节目《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以为你是谁》）后，连续制作两季节目《客从何处来》。
不同于国外健全的档案制度和教会系统依托，在中国做这件事似乎有点“天方夜谭”——近代战争中社会的动荡、中国人内敛的表达和稍欠缺的开放程度，让第一季的整个节目做得太谨慎。于是在第二季，这个制作过《社会记录》和《看见》的纪录片团队将关注点放在了“人”身上。
第二季嘉宾钮承泽导演的家族历史做得很艰难。钮承泽的父亲是“渐冻人”，在他孩童时父亲就开始承受病痛的折磨，“我最害怕成为我父亲，可我又很想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是什么样”。节目组花了很多力气，辗转北京与台湾，走访机构申请调出履历与档案，最终拼凑出钮承泽父亲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至此，他的父亲不再只是父亲，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寻根，是不是就要追溯到家族里最久远的人？如果是这样，一个家谱便可以满足需求。我们了解那段过往，是为了更好的关注历史，思考人物与命运。在撒贝宁的家族历史里，年过花甲的曾祖父想回到武汉，却因为是文盲，无法办理当时日伪政府发布的难民返回原籍手续，最终在霍乱爆发时客死异乡。几年后，撒贝宁的二爷爷带着家人回到老家，同样因为霍乱去世。
一个是想家，一个已归家，却都没有摆脱病痛而死亡。在节目最后，撒贝宁来到小时候他经常坐轮渡的码头。那时他才知道，这里就是当年祖先逃难过来登岸的码头。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就如同这码头的江水，始终是被推着走。
拍完节目后，许多参与节目录制的导演也在意起自己的家族故事，很在意地了解起了那些“以前听了也跟没听见一样”的故事。“我曾经以为我们家没什么故事，但后来一想，人人家里都有故事。”
这个嘉宾没有一分钱报酬的节目，却给所有人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正如第一季嘉宾演员陈冲的总结：“你是谁？其实是你爱的人是谁。你是什么？你影响了别人什么，你就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部历史。当所有的个人史、家史、街道史、村史、县史……交织在一起，呈现的才是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晓筱荐自《文史博览》）
1997年除夕夜，作家张大春的父亲在浴室里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来。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于是在父亲生命进入末期、自己孩子的生命即将开始的这一刻，张大春决定“寻根”，之后便有了《聆听父亲》这本书，这本书如一本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张大春只想以它告诉自己的孩子：我是从哪里来的，先人的那些事，都与我有关。
有时，对家族的记忆不是简单的故事流水账记录，了解那些过往是对自己能获得这条血脉的尊重。我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是一件必要又重要的事。
穿越时空的家族史“侦查员”
出生在荷兰的李伟汉是标准的“香蕉人”（出生并生活在西方的华人），从小他提的“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父母的回答。因为来荷兰前，其家族已在印尼生活了数十年，不会说中文的父母对家族历史的认知也止步于印尼。除了有一个汉语拼音的名字和过生日时吃长寿面的习惯，李伟汉与中国基本没什么关系。
2004年，偶然的工作机会将李伟汉带到了北京，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尝试恢复家族在故国的记忆。他的寻根线索仅有一条——曾祖父在印尼的墓碑上提到的一个地名，珠山。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各种排查、走访后，李伟汉终于得以还原家族史。
此后，李伟汉经常受邀到印尼、荷兰等地的宗亲会（建立在相同姓氏基础上的血缘组织）交流中国文化，华裔们强烈的寻根需求促使他有了一个理念——2012年，他辞去工作，创办了中华家脉公司，全职为华裔寻根。同年，辽宁的回族人海淼看到了李伟汉的招聘信息，二人一拍即合，就像侦探一样，通过几个线索找到祖先的村子、亲属、文化。
在中华家脉英文版网站首页有这样一段话：We help you trace your ancestry，put your roots in context，and visit your ancestral village in China（中文翻译：追踪祖先故事，还原祖先生活背景，一次回到祖籍地的旅行），对海外华人有着相当强的吸引力。
然而，寻根的实际操作并不容易，客户提供的线索都相当粗糙和模糊，如“我的曾祖父叫XXX，居住在广东的一个XX村”，能有一些老照片就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更麻烦的是，许多海外华人不会说中文，提供的名称往往是字母拼写。曾经有客户说自己要找的村叫“山尾”，结果他们在漳州找到了几十个山尾村，只要建在山尾的都叫山尾村。
因此，并不是每一個华侨都能找到祖坟、祖屋等家族遗产，中华家脉公司的收费也根据获得信息的数量来定价。在中华家脉网站上，对“费用”的介绍用了“量体裁衣”来表述——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也取决于客户想要达到的目标及其他细节。一般的收费模式是“基本费用 成功费用”，基本费用主要用以保证前期收集资料、通信、实地调查的差旅费，需几百美元，找到约定项目信息后支付“成功费用”，大概1700美元以上。此外，在填写了标准申请表后，中华家脉会给客户免费发送一份量身定制的寻根方案书，以便客户事先对寻根费用心里有数。
为什么要寻根？在南洋华人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一个小姑娘要和一个小伙子好，一看姓名，发现对方辈分竟然是自己侄子。更重要的是源自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一丝中国血脉——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人们之所以借用“寻根”这样一种自然规律，来比喻远离故土后无尽的眷恋，正是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息于斯这种传统观念的真实写照。
随着微博和网站的推广，2014年李伟汉的客户增长到25个。“除了非洲外，全球都有”。到了2016年，客户之“多”已经让两人忙不过来，“正在操作的有五六个，还有六七个在谈”。
在家族史中抵达最真实的人性
海外华人尚有寻根意识，更何况土生土长的国人呢？
2013年，制片人金辉和导演郑波在看过BBC（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寻根节目《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以为你是谁》）后，连续制作两季节目《客从何处来》。
不同于国外健全的档案制度和教会系统依托，在中国做这件事似乎有点“天方夜谭”——近代战争中社会的动荡、中国人内敛的表达和稍欠缺的开放程度，让第一季的整个节目做得太谨慎。于是在第二季，这个制作过《社会记录》和《看见》的纪录片团队将关注点放在了“人”身上。
第二季嘉宾钮承泽导演的家族历史做得很艰难。钮承泽的父亲是“渐冻人”，在他孩童时父亲就开始承受病痛的折磨，“我最害怕成为我父亲，可我又很想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是什么样”。节目组花了很多力气，辗转北京与台湾，走访机构申请调出履历与档案，最终拼凑出钮承泽父亲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至此，他的父亲不再只是父亲，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寻根，是不是就要追溯到家族里最久远的人？如果是这样，一个家谱便可以满足需求。我们了解那段过往，是为了更好的关注历史，思考人物与命运。在撒贝宁的家族历史里，年过花甲的曾祖父想回到武汉，却因为是文盲，无法办理当时日伪政府发布的难民返回原籍手续，最终在霍乱爆发时客死异乡。几年后，撒贝宁的二爷爷带着家人回到老家，同样因为霍乱去世。
一个是想家，一个已归家，却都没有摆脱病痛而死亡。在节目最后，撒贝宁来到小时候他经常坐轮渡的码头。那时他才知道，这里就是当年祖先逃难过来登岸的码头。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就如同这码头的江水，始终是被推着走。
拍完节目后，许多参与节目录制的导演也在意起自己的家族故事，很在意地了解起了那些“以前听了也跟没听见一样”的故事。“我曾经以为我们家没什么故事，但后来一想，人人家里都有故事。”
这个嘉宾没有一分钱报酬的节目，却给所有人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正如第一季嘉宾演员陈冲的总结：“你是谁？其实是你爱的人是谁。你是什么？你影响了别人什么，你就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部历史。当所有的个人史、家史、街道史、村史、县史……交织在一起，呈现的才是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晓筱荐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