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霍伯格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芭蕾舞蹈家之于，还是第一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两家舞蹈团（纽约的美国芭蕾舞团和莫斯科的波修瓦芭蕾舞团）担任首席芭蕾舞演员的人。这位生活在如此不同的两个城市的新时代芭蕾舞者努力让生活达到更好的平衡——就像他在舞蹈时轻盈地跃起到半空，然后又毫无意外地平稳着陆。


　　大卫·霍伯格（David Hallberg）的一天总是从扶手杠开始。正是在这根朴实无华的木头栏杆上，他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伴。他来回摆动着腿脚，让肌腱韧带跟随着钢琴的节奏，摆脱掉昨日的困倦与伤感，使它们逐渐记忆起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根扶手杠或许在纽约，2005年起，霍伯格在美国芭蕾舞团担任首席舞蹈演员，长住纽约；或许是在莫斯科，2011年，他成为了第一个被聘为波修瓦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的美国人，又与莫斯科结下不解之缘；或许在其他什么城市也会有这样一根扶手杠。地点并不重要，在他行游不定的生命中，不变的唯有这扶手杠，那就是他的根基。
　　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够看到霍伯格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你很有可能会把他当成一个已幻化出血肉之躯的幽灵。然而若没有扶手杠上的练习，没有那些挥汗如雨的岁月，就不会有这位完美无暇的芭蕾王子。霍伯格个子很高，四肢修长，这个留着浓密淡金色秀发的美男子有时徜徉于蓝色《天鹅湖》的岸边，有时又徘徊在《吉赛尔》的阴郁森林中。他的舞技纯粹而古典，教科书般的伸展姿态在绝美的足弓之上更显洒脱，高挑的身躯丝毫没有减弱动作的轻盈迅捷。人们毫无疑问会用“高贵”这个词来形容他在台上的姿态。尽管这位从亚利桑那州来的32岁舞蹈家的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无可争议的高度，但他并不满足于停留在这些荣耀的顶点。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艺术家，总在寻求新的挑战和新的领域，哪怕是去不同的地方，或者适应不同的编舞——他曾在阿列克谢·拉特曼斯基编排的《火鸟》中扮演长着獠牙的黑巫师卡歇伊（Kaschei）。


　　“每个舞团都有自己的风格，正因如此，波修瓦芭蕾舞团才会那么有魅力。”他说，“他们的跳跃更激进，编舞也更激进。”霍伯格随美国芭蕾舞团在莫斯科的演出轰动一时，就在那期间，传奇的波修瓦舞团艺术指导谢尔盖·菲林（SergeiFilin）对他发出了邀请。“这并非顺理成章的一步，”他说，“这看上去更像是一次重大的改变甚至冒险。”霍伯格完美的技术与静穆的气质与波修瓦舞团并不全然相配，后者更看重的是宏伟与厚重之美。（后来很不幸，2013年1月，一个心怀不满的舞蹈演员用强酸袭击了菲林，后者不得不接受了二十多次手术来修复脸部，并且只恢复了一部分视力。）霍伯格只得去请教拉特曼斯基（他是菲林在波修瓦舞团的前任，现任美国芭蕾舞团驻地艺术家），对方的回答很明确。“他说，‘你必须忍受。这是事业中的必经之路。’”
　　这也是历史中的必经之路。
　　波修瓦芭蕾舞团成立于1776年。直到20世纪，它与圣彼得堡的皇家俄罗斯芭蕾舞团（ImperialRussianBallet，后来更名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现在叫作马林斯基芭蕾舞团）一直是竞争对手。不过随着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因为靠近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核心，反而使得波修瓦舞团危机重重。斯大林去世后，波修瓦实际上成了个宫廷舞团，有时它是掌权者们的娱乐工具，有时为共产主义宣传系统提供文化支持，有时又是向国外来宾显摆的展览品。在冷战最为僵持的时期，芭蕾像美术、体育和科技领域一样，成了体现国家体制优越性的战斗标志。苏维埃国家机器驱动着大量国营的学校和舞团，因此必然造就了很多优秀的舞蹈家，但同时又在压抑他们的艺术天性，不允许他们进行风格上的创新，艺术家们只能通过官方考察的形式去西方旅行，且全程由克格勃陪同。


　　1924年，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c）随苏维埃国家舞蹈团访德期间叛逃。1961年，鲁道夫·雷利耶夫（Rudolf Nureyev）在法国叛逃。1970年，基洛夫芭蕾舞团在伦敦的皇家节日音乐厅演出时，娜塔莉亚·玛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失踪：她去寻求政治避难了。1974年，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Baryshnikoy）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巡演期间，逃离多伦多剧院的后台，跳上一辆等候多时的神秘汽车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回他的祖国。美国的芭蕾舞迷们有时会缅怀那些苏维埃叛逃者云集的岁月。一个舞者为了离开他们的舞台，来到西方跳舞，要做出多么大的牺牲啊！这是多么的悲壮！多么让人振奋！有一天，你居然能出门买票去看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一位舞蹈明星，他/她曾经是那么得遥不可及，被禁锢在铁幕的另一侧，而现在他/她为自由赌上了一切，这又是多么让人激动！
　　当然，这种缅怀是愚蠢的。叛逃，对于那些深谙其中滋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而世界上最好的舞者和编舞者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隔阂对所有人都是损失。“你就是个穿着紧身裤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功臣和叛徒）。”霍伯格加入波修瓦芭蕾舞团后，著名主持人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与他开玩笑说。然而，霍伯格加入波修瓦事实上却象征着新世界的规则，这规则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允许舞者同时为波修瓦舞团和美国芭蕾舞团效力，且不用担负叛国的罪名。对于两个历来剑拔弩张且时下关系紧张的国家来说，如果舞蹈能够成为相互理解的语言，那么霍伯格就扮演着类似桂冠诗人的角色。谁能更好地体现美国艺术的现状？谁能更好地将对抗转变为合作？七月，霍伯格随波修瓦舞团在林肯中心（LincolnCenter）演出了《天鹅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回家，”他说，“就像是由我欢迎波修瓦来到美国，并向它展示美国的艺术。”正如摄影师亨利·路特威勒（HenryLeutwyler）（本文图片由他摄制）所说：“他是双方的使者。”


　　这位使者也曾经过一段适应期。2004年，霍伯格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在一个晚会上跳舞时，这座城市给他的却是冷遇。“这里不像我访问的其他城市那样友善，”他说，“不过，等我搬到莫斯科后，却结识了一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向我展示了莫斯科的另一面。”他的朋友通常不是舞蹈演员，而是艺术家、摄影师，以及时尚界的人物——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的人。如今的莫斯科已经不再是那个满街跑着轰隆隆的Ladas汽车、商店货架空空如也的苏联大都市了。现在，这里物质丰富，到处是高档时装店、豪华汽车和大牌画廊——或许丰富得过了头。波修瓦舞团给了霍伯格一套公寓，还配有24小时在岗的女佣，“家具非常有新俄罗斯范儿，”他说，“因此我得拿点东西来回报。”事实上，今年五月，当他回到纽约时，却发现自己不得不花时间适应这两个大陆的生活方式，这让他有些困惑。“我跟不上纽约的节奏，莫斯科更像是家，”他说，“纽约有时会让我应接不暇，因为有太多事要做，却没时间把所有事都干完。而莫斯科的妙处就在于能让我慢下来。”
　　霍伯格对融入外国的环境并不陌生。16岁时，他从菲尼克斯前往巴黎，在巴黎芭蕾舞学校学习。“我谁都不认识，”他说，“我也不会说法语。因此我对一切都很茫然，在俄罗斯也一样。但是离开巴黎时，我满载而归，所获得的经验远远超过吃到的苦头，因此我觉得莫斯科也能带给我这些。在俄罗斯，我没有选择，不论成败，唯有向前”。巴黎歌剧院舞团（Pari Opera Ballet）和波修瓦舞团都是国家级的芭蕾舞团，是国家的骄傲，被寄予厚望。而霍伯格之所以受到两种体制的追捧，正是他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证明；此外，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被分享的时代，他是幸运的。
　　You Tube上有霍伯格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影像，当时的他身材极其瘦长，穿着黑色紧身裤和大号的白色舞鞋，看上去就像只兔子。一头金发的他尽管只是在练习着一些小移动，但已然能从他的头部、肩部、柔软的背部以及完美的五位脚姿态上看出卓尔不群的舞蹈气质。那时，在远隔万里的法兰西，人们正打磨着这枚远渡重洋而来的璞玉。


　　这是芭蕾舞者的必由之路。所有举重若轻的优雅表演，只能通过经年累月的勤奋，通过顽强的、无休止的练习，通过流血的双脚和疼痛的肌肉，通过不懈追求那永远也无法达到的完美，才能实现。这些过程无人得见，舞者的辛勤只为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只为去追求身体和运动的自由极限。对于那些能够在莫斯科、纽约或者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看到大卫·霍伯格演出的人而言，尤其值得感激的，正是他的自由。